中国的史料对周边国家历史研究有多大作用？

中国的史料对周边国家历史研究有多大作用

有很大作用。有些国家的历史就是一团乱麻，有些国家和民族根本没有历史。

比如印度的历史就很混乱，历史和传说、神话糅杂在一起，正史也常常以“从前，有一个国王……”来开头，几乎没有时间概念，而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有明确历史时间、地点和人物，一查就能和公元时间对照起来，所以这一段的历史清清楚楚，但是之前，以及之后的历史又是一团乱麻。

比如西域中亚的历史、以及匈奴突厥和蒙古的历史，早期历史根本就没有文字，完全依靠中国史料，今天的人才知道还有这一段历史。北匈奴脱离中华文明圈后，因为周边没有文明民族和社会，他们此后的历史就完全隐没在历史长河中，今天的人们根本不知道北匈奴西去后到了哪里，以及今天谁是北匈奴人的后代，只能依靠基因学、人类学来推测。蒙古最古老的记载全部来源于《蒙古秘史》，这是一部以汉语为注音的历史，也是唯一一部研究蒙古早期历史的文献。还有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地也是这个情况，后期有自己的记载，但是早期历史基本只能依靠中国史料中零星的一点记载。

中国的史料对周边国家历史研究有多大作用？

中国的史料对周边国家历史研究有多大作用？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华夏5000年文明古中国的发展历程是无价的瑰宝，可以被借鉴和效仿。

中国的史料对周边国家历史研究有多大作用？比如地方史志资料对于研究历史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



笔者是河北省馆陶县人，这几年一直在研究本地历史文化，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会用到我们本地的地方志资料《馆陶县志》，不知不觉间，已经将雍正年间、光绪年间、民国二十年、民国二十五年等几个过去版本全部收集齐全了。通过对比这几个版本的资料，发现了一些问题。



中华民国二十年版的馆陶县志封面

比如，馆陶县自古以来就处于水陆交通要冲、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烟稠密，是很多帝王分封子女的首选之地，以民国二十五年版本的县志记载，先后有汉文帝、汉宣帝、东汉光武帝、唐高祖李渊将女儿封在馆陶，这四个公主因县而得名“馆陶公主”，另外还有曹魏时魏文帝曹丕的儿子曹霖、西晋庄王之子当淴、明朝鲁庄王阳铸之子常涊三人被封为“馆陶王”。关于四个“馆陶公主”各版本均一致，但就是三个“馆陶王”就前后不一致了起来。在雍正版本里，是仅有两个馆陶王，分别是曹魏时的曹霖、明朝的常涊，但在光绪版本里就多了一个西晋庄王之子当淴。并且多出来的这个“馆陶王”的说法一直被沿用到后来的各个版本中，直到现在1996年重修的《馆陶县志》中依然存在。



四个馆陶公主塑像

那么雍正版和光绪版究竟哪个是正确的呢？是雍正版修志时漏掉了呢，还是光绪版本修志时发现了新的史料依据，从而重新增录的呢？

运用现代网络搜索工具可以发现，曹魏时的曹霖可以在《三国志·卷二十·魏书二十·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中找到，明朝的朱常涊记载于《明史·诸王世表二》中，而偏偏西晋庄王之子当淴在搜索的结果中，只出现在了馆陶县官方宣传资料里，史籍资料的记载中未发现。可能有人说网络搜索的结果不足为凭，万一这个资料没有录入成电子版本的，而只存在纸质书籍中呢。

其实不用现代手段，通过简单对比就可以发现县志记载这件事的“晋馆陶王当淴庄王之子封于此”之条目在收录时有问题。1、曹魏、明朝两个馆陶王的父亲都有名字，分别是某某之子，而西晋这个馆陶王仅有其父的封号，为“庄王之子”。在这一点就可以看到收录时的不严谨程度。2、明朝、西晋的都是“庄王之子”，真的有这么巧吗？修志之人也不仔细考虑考虑，难道庄王的儿子离了你馆陶县就无地可封？3、“当淴”的繁体字为“當淴”，这两个字与“常涊”结构极为相似，古代印刷物的印刷质量不高，再加上年代久远，重修时把“常涊”看成“當淴”极有可能。



网络上的曹霖图，也不知道得自于哪？

从以上三点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历史上只有两个馆陶王，分别是曹魏时的曹霖、明朝的常涊，西晋的庄王之子当淴之说是不存在的，是被光绪年间修志人员在参考雍正版本时，将记载明朝朱常涊之条“晋馆陶王常涊庄王之子封于此”误认为还有一个晋朝时的馆陶王。在这一句里“晋”不是晋朝的晋，而是晋升、晋级的晋，这句话要断成“晋馆陶王，常涊，庄王之子，封于此”，而不能断成“晋，馆陶王常涊（當淴），庄王之子，封于此”。因为断句错误再加上上面所说的印刷品质量问题，就把明朝庄王之子又同时看成晋朝时的庄王之子，造成多出一个馆陶王的谬误。

在馆陶诸版本的县志中还有其他的一些错误以及与外地地方志记载中相冲突的地方，比如大唐名相魏征的籍贯、长寿之祖彭祖墓地所在等等。因此，这也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在历史研究之中，各地所修的地方志仅能当作参考，绝对不能当成唯一的史料依据，否则结果将是错误的甚至是南辕北辙。所以，在今天的一些地方为了经济利益而对存有争议的名人籍贯进行论证的时候，用据某某县志记载的说法也是极为不严谨的，因为这个记载很可能也是错的。



谭其骧先生

对于这种情况，中国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谭其骧先生在他的论文《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中强调采用旧方志的材料必须仔细审核，不可轻信。这是因为：

地方志除了少数几部出于名家的手笔之外，多数是地方官限于朝廷功令，召集地方上的举人、贡生、秀才等一些乡曲陋儒修成的。这些人大多只会做代圣立言的八股文，根本不懂得著述的体例，不懂得前朝的典章制度，更不会做学问，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往往夹杂着许多错误的记载，甚至是错误百出。有些地方志是每修一次便增加若干错误，越修越差，越修越错。

那么地方志记载中容易出现的错误有哪些呢？

一、修志时过分注重本地以前的旧志记载，忽略或者不认为总志比地方志更精确。特别是对一些古城遗址存在上，往往认为《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总志记载范围广，容易出差错。而地方志出于本地人之手，一般都比较明确具体，要比总志靠谱。比如湖南省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西汉文帝年间长沙国西南部的地图上，极为准确的记载、绘制着泠道（今湖南宁远东）、南平（今湖南蓝山东）、舂陵（今湖南宁远东北）这三个县的位置，和《水经注》及一些唐宋总志上的记载基本符合。但光绪《湖南通志》上关于这三个县故址的记载却和马王堆地图、《水经注》以及唐宋总志的记载不一样，其依据是仅从明清时当地的地名去考证，但是那时的地名能肯定和几千年前秦汉时的地名一样？如果以时间先后来看，还是越接近于秦汉时期的记载越是准确，显然光绪时的《湖南通志》错误的，但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时所修的《湖南省志》中却偏偏采用了光绪年间版本通志的记载，而不去考证总志的记载。



二、将历史上的名人或者是传说，用本地的一些事情进行牵强附会。比如谭其骧先生就介绍了一件事，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陪苏联专家到八达岭长城去游览，长城上有好几个木牌都写着宋朝时的“杨六郞”杨延昭曾在此练兵，其实宋兵往北打仗最远只打到幽州（今北京）城下，并且吃了败仗就回去了，根本就没到达过八达岭一带驻守、练兵。据他分析这种说法应该来自于当地的地方志。



其实类似的记载在馆陶县也存在，传说这一带是宋、辽交战的主战场，杨六郞及其儿子杨宗保在这一带抗击辽兵，杨宗保的夫人穆桂英后来成了元帅，正在打仗的时候因为有了身孕生下了杨金花，为了躲避辽兵的搜索，又将孩子进行了转移。有了这个故事，这一带的村子带堡、寨等字的均被认为是宋、辽兵驻扎时的城堡、营寨的所在。而穆桂英生孩子的地方叫孩寨，放孩子的地方叫房（放儿）寨，藏孩子的地方叫常尔寨（藏儿寨），另外还有宋军大将孟良驻扎的地方叫做孟良寨。等等类似的传说太多太多了，且不说当时的宋辽战场大部分时间位于两国交界处在今天的雄安新区一带，穆桂英、杨宗保等人大多数也都是历史上的传说或者文艺作品中虚构出来的，按说是不应该被当作确切的历史证据收录进地方志的，但馆陶县1996年所修的县志却是大量采用了穆桂英等人的传说来说明村庄名字的来历。



穆桂英挂帅

三、古代文字载体落后，容易造成重修志书时，把记载抄错、转载错。因为当时印刷品为雕版印刷，字迹粗大、模糊，有的书籍甚至就是手抄，如果一旦放置时间久远，部分字迹很可能就不容易辨别，这一点在开篇时的把“常涊”看成“當淴”是这样，另外的例子还有乾隆《邵武府志》记载：“康熙六十年辛丑，光、泰旱。建宁地震。”但到了光绪年间《邵武府志》的纂修人却看漏了一个“旱”字，结果在光泽县、泰宁县和建宁县下分别记为了“康熙六十年地辛丑地震”，就这样原本是一个县地震的记载成了三个县地震。



为什么修地方志会出错较多？

一、修志人文化水平不高所致。在古代能够读得起书并且学精、学深的人不多，就是有了这样的人也会在比较高的位置上为官，在县里从事修撰地方志的都是擅长八股文，学问上钻研不多的的秀才、贡生，一旦参与到编修县志这样综合性的工作，难免力不从心。更重要的一点，修志时的资料来源除了来自于前辈们所修志书之外，更多的是得自于最基层的采访员，由各村、乡稍懂笔墨采访员对历史传说、物产、税收、灾祥等资料收集后再交到县级汇总。这样的资料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民国二十五年版本里记载的采访员

二、修志人受官员、士绅所控，修“人情志”。编修地方志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没有地方官以及富商、地主们的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以中华民国二十五年《馆陶县志》为例，除了县里的拨款之外，还有来自于馆陶籍的官员、富商的捐款4500大洋。官员、富商们出钱了，你花人家的钱就心安理得？怎么着也得在地方志里美言几句吧，对于官员的政绩更得大肆吹捧，这样的修志方式难免会给志书带来一定量的“水份”，日积月累、历朝历代的水分加在一起数量可就很大了。



民国二十五年馆陶县志中助修捐款人员，王占元、张维玺可搜索到其人

三、修志时过多考虑为本地历史、文化“脸上贴金”。这种情况和现在各地争名人的道理是一样的，比如安徽涡阳、河南鹿邑、甘肃临洮在争老子故里，四川江油、湖北安陆、甘肃天水、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在争李白故里，湖北襄樊(襄阳)和河南南阳在争诸葛亮故里等等。就连馆陶县也在与河北晋州市、河南内黄县等地在争夺“魏徴故里”。这些在明面上的争夺，就是暗里各地志书所记载的名人籍贯在现实的反映。各地在辩论某某名人为本地人的时候往往拿出来的证据就是本地志书的记载，多地都有记载也就难免会产生争议和争论。

那么各地方志书难道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吗？

也不是这样，但是在我们的具体利用中要加强分析、分辩能力，特别是现在是信息时代，互联网强大的搜索分析功能给了我们在对这些资料分析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强大、更精准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比较、核对，确定哪些是第一手资料，哪些是可靠的材料，哪些是可以利用的资料。通过分析旧方志的弊病，指出谬误，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在旧地方志中我们可以得到下列有用的知识：

一、旧方志中不少记载是在正史及其他史籍中找不到的，因此成了解决历史问题的唯一证据。

二、方志中的《艺文》一类，辑录了许多前人的诗文，这些文字一般没有经过修志者的改动，反映了各个时代各个方面的情况，是最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三、方志中还有一些材料，尽管从正面看是绝不可信的，似乎是毫无价值的，但从反面和侧面看，这些史料却反映了历史的某一侧面，是很能说明问题、很有价值的。比如古代一些朝代，农户为了逃避越来越重的税赋，很多人都选择了瞒报人口，呈现在各地地方志的人口竟然比这个朝代开国时还少，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从这个事情侧面就可以显现当时吏治腐败、土地兼并程度等信息。

地方志虽然存在着诸多错误，但其作为我国历史上史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可或缺的，只要我们认真研究、精心分析，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历史文化研究中发挥巨大作用的。

你了解的情况是这样吗，欢迎在文章底部讨论。

中国的史料对周边国家历史研究有多大作用？

中国的史料对周边国家历史研究有多大作用？

那肯定是有很多很大的作用的，中国领先世界的时间相当长，在古代世界就是老大哥的存在，类似于今天很多人都想往美国跑一个感觉，旅游也好定居也罢，前提是美国厉害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同里在古代，中国也是一样，接下来我们就分以下四点来说吧。

1、中国的纪年法

中国历史上采用了年号纪年法，对于周边国家影响很大，有的在记述本国的史事时直接采用中国的年号，有的效仿此法自己建立年号。例如：北宋初年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年号纪年时，朝鲜(高丽)就是使用这个年号纪年，而越南（大瞿越）在使用太平与天福两个年号纪年。

2、中国收到的贡品

自西汉开始就有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供品也是多种多样，比如月牙氏的供品——狮子。但在当时就算是保护动物了，不可能放出来跑，也就是死一只少一只吧，再比如明朝时期的库页岛，岛上居民缴纳的贡品主要有黑兔，黑狐，貂皮，猎鹰，白兔，皂雕，咸鱼等。很多不为人知的动物、姓氏、族群就被记录了下来，供后人参考。

3、中国的优秀文化、服饰和建筑

马可波罗、利玛窦，这样的名人，那都是因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而出名的。再看看近一些的日本，他们的一些古建筑跟中国的古建筑相似度还是很大的，有一些甚至是一摸一样，和服也是一样，很多地方都继承了汉服的特点。还有柬埔寨这个国家最早的文字历史是我国元代无业游民周大观所写的游记性质的《真腊风土记》，内容之详细，记载之精确，直到今天到吴哥窟旅游，读到二人行，淡水洋，甘榜一段，还让人拍案叫绝。这些都是当时中国历史辐射的作用而生出的产物。

4、唐长老的西域记

唐长老在游历完西域之后回到大唐，太宗皇帝对西域风土人情大有兴趣，反而对佛学兴趣不大，让其赶紧写出游记，唐长老其实内心是不大愿意的，因为他运回来的六百多部经文急切需要翻译，哪里有功夫写什么旅游心得，但太宗皇帝吩咐不敢不完成。他自己口述由弟子辩机（就是和高阳公主私通被太宗皇帝腰斩的那位）执笔，历时一年多完成了大唐西域记，太宗皇帝看了后表示很满意，因为帝国的军队马上就要西征了。

后来西方的探险家借助大唐西域记梳理出来了古印度历史脉络，古印度学者喜欢冥想，重视精神世界，不怎么记录历史。印度说是文明古国，其历史就是一团浆糊。这个坏毛病，以至于印度的历史资料需要到宗教典籍，文学作品，民间传说中去搜集。

中国的史料对周边国家历史研究有多大作用？比如我国文献，对历史有多大贡献，为何说中国史料就是西方的照妖镜？



我国文献，对历史有多大贡献，为何说中国史料就是西方的照妖镜？

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国在历朝历代都会有专门的官员负责记录自己的历史，还有很多学者以及当时的历史研究者，他们也会详细的记录历史，或者是某个地区，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从这些详细的历史资料里找到过去的那些人物事迹，这一点相比于西方历史，要好得多，甚至中国的很多历史资料对于世界历史都有着详细的描述，这也是很多人所认为的，中国的历史文献就是西方历史的照妖镜，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下面就让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著名的伪造历史经典案例，就是古印度的摩亨佐达罗遗址，基本上这座遗址被认为是在公元二世纪到四世纪之间，甚是还可能会更晚，原本是佛教遗址，不过居然被西方的考古历史学者包装成了距今有四千五百年前的古印度史前城市，或许是因为古印度没有喜欢记录历史的习惯，因此对于西方历史学者来说，这个历史就是个数字，具体多少年是根本不重要的，更没有经过细致的调查，殊不知，这是对待历史极为不公平的态度，然而，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地区又发现了一座佛教遗址，叫做塔克西拉，此建筑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之间，主要是毛石建造而成的，这个遗迹看起来比古印度的遗址更加古老，但是可惜的是，这里被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清清楚楚。



实际上，摩亨佐达罗虽然不是西方学者口中的史前城市，但古印度真的是有着非常灿烂光辉的历史，但是在这些所谓的学者调查下，彻底偏离了航道，印度河流是印欧文明的发源地，这是不用质疑的，而不是所谓的地中海，因为只有这么想，所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古时期的中国，也就是长江流域文明，通过西南古道，双方间还有着密切的往来，而所谓的西方文明源头，事实上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北印度，以及中亚地区而已，至于波斯文明，就是当时印度文明的分支之一，都是起源在印度河流域，后来才扩张到了伊朗高原，因此后来的希腊和罗马的上古文明，就是十八世纪后，西方学者在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中亚地区的上古文明的故事为蓝本所创造的，而印度河文明包括了北印度，巴基斯坦，中亚，波斯，以及新疆的部分地区，尤其是擅长雕塑，喜欢金银，喜欢珠宝的传统，至今都在延续。



这些东西最初的源头就是印度河流域文明，而地中海文明是后来传过去的，而现在的巴基斯坦人，我们都可以在形象上与上古时期的雕像相对应，包括北印度地区等等，其棕黑色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大鼻子，窄脸型和大胡子，以上所有特征都是可以找到的，所以更是有人提出自己的观念，所谓的希腊神话，荷马史诗等传说和神话，都很有可能是发生在古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的古代神话，或者是一些真的历史事迹，流传到了小亚细亚地区，被欧洲人当做了南欧和小亚细亚的神话故事，老实说，这种书法虽然让人一时之间难以接受，但的确是有迹可循。



但归根究柢的问题还是在于没有明确的可靠记录，甚至是通过单纯的神话故事去包装和伪造历史，最有意思的是，中国的部分历史文献中，恰恰与某个国外历史遗迹记载相同，就这样暴露了其西方学者对于历史的严谨性，至于那些谁都没有记载的遗迹，甚至是连文献都没有，几乎是信口开河的时间和辉煌，的确是让人难以信服。

中国的史料对周边国家历史研究有多大作用？

【1】郑和七下西洋，前后29年，可惜原始的航海纪录早已遗失，以及航海医生陈良绍《遐观集》、匡愚《华夷胜览》等等随船人员著作皆已失传，幸好前后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巩珍三人都将见闻纪录著书并流传了下来。他们各自著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便成为研究郑和以及明代中外交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以《瀛涯胜览》对于15世纪初南洋各国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国王、民俗、物产等纪载详细，被各国学者公认为三书中最重要的一部书。【2】 《瀛涯胜览》的纪述比《明史》中相关的纪述详细。 《瀛涯胜览》中对一国家的民俗描写细致入微，被各国学者公认为重要的史料，被广泛引用。例如在《暹罗国》一章中关于青年男子切割阳物外皮，嵌入十几颗锡珠，富人则嵌空心金珠，内嵌细沙，行动有声一段，比《西洋番国志》中的文字详细的多，《星槎胜览》对此一字不提。欧洲一些旅行家也记述过这个民俗，但不如马欢详细。 《瀛涯胜览》中关于印度及其周边国家的，有榜葛刺国、锡兰国、小葛兰国、柯枝国、古里国等纪录；而且很多南洋国家和地区都有梵文名字，说明古代印度对这些国家的影响；这都是研究印度历史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