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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研究历史人物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人物可以分做三类，第一类是治世盛世的人物和衰世乱世的人物，中国的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之世多过治盛之世，又强过治盛之世。第二类是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中国多崇拜不得志的失败人物。第三类是有表现的人物和无表现的人物，中国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在于无所表现上。

他以历史上诸多人物事迹为例来进行论证。

以春秋末的孔子、东汉末的郑玄、南宋末的朱熹、元代的王应麟、胡三省与马端临、明末的顾炎武、黄宗羲与王夫子等为例，表明人生在衰乱世，更难有事业表现，乃能超越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通过比较周公和孔子的得志否，比较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等得志之人和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不得志之人，说明有时失败不得志的，反而比得志而成功的更伟大，因为此等人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显得特别突出。以吴太伯、伯夷、叔齐、颜回、介之推等在历史上无所表现的人物，却受到了后人的称道和钦敬为例子，阐释出许多伟大人物，其伟大处，则正因其能无所表现而见，因为在其无表现之背后，卓然有“人”而存在。

评价历史人物要讲求客观的、历史的、全面的原则。“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在知人论世的旗帜引领下，我们不仅能更好地解读其作品，更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对作品的言外之意和未尽之言有更上一层楼的理解，正所谓“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如何研究历史地理

此章需配合着历史地图集，以历史地理为坐标，会对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有更深刻的看法。

读西方史，其各地区的相互斗争与此起彼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的相互融合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中国历史传统的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

西方历史是转动的，从小地面转到大地面，从低地转到高地，从温暖地区转到寒冷地区；中国历史是展扩的，从一个狭小地区到一个广大地区，再从广大地区推扩到较狭小地区，从高燥地区推扩到低湿地带，从寒冷地区推扩到温暖地区。

“中国的伟大，正在其五千年来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地区如何推扩，中国的文化疆域始终遵循着自己的发展轨迹前进着，自古便有地理上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分，从孔子提出“内诸夏而外夷狄”，到魏晋时期的民族融合，唐太宗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多民族国家治理理念的指导下，虽然依旧存在地域上的差别，但是区域内的歧视与排斥减少了，摈除地域差别强调民族融合成为了主流。

如何研究文化史

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总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

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门，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人生的总全体。

文化既是历史，唯范围当更扩大，内容当更深厚。文化乃是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

研究文化史的心习和态度：研究文化史要具有哲学头脑，并以历史史实为根据；讨论文化史要注意辨异同；讨论文化须从大处着眼，不可单看其细小处；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寻；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自近处寻；讨论文化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