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已走过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行程。在这100年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们党披荆斩棘、艰辛求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取得独创性理论和重大实践成果，为中国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我们党领导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为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我们党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大跨越。

一、创造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悠久文明历史，曾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但是进入近代以后，在欧洲发生工业革命、世界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大转折时期，中国丧失了与世界同进步的机遇，逐渐落到了被动挨打的境地。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更是陷入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任人宰割的悲惨状况。从1840年至1949年的109年间，中国对外签订了300多个不平等条约，各国列强从中国勒索的战争赔款总计近20亿两银元，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收入的16倍、全国工矿资本总额的82倍。中国是在“国家濒临灭亡边缘”“蒙受巨大屈辱”的情况下进入20世纪的。中华民族不甘任人宰割，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1894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最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呼号，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但终究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和人民的悲惨命运。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斗争才有了主心骨，才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我们党深刻认识到，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1922年7月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同时提出“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党的最高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主要内容的人民“大革命”。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的猛烈高涨，给予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和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致命打击。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叛变，大革命失败了。面对严酷险恶的形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0、1036页），在血与火的英勇奋战和与“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的艰苦探索中，成功开创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引导中国革命逐步走向复兴。1935年，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毛泽东豪迈地宣布：“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一切奋斗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在此基础上“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7、651页）。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宣告，“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是为着“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样的新国家、新社会，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新国家新社会；中国的工业化、近代化（现代化），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近代化（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在解放战争中最终摧毁了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长期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页）。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创造了中国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又一次伟大变革，奠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制度基础。

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艰辛努力和重大成果

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赢得执政地位后，面临着艰巨的国家建设课题，最主要、最紧迫的任务是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所接手治理的是一个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国家。1949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在全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同年美国钢产量7000多万吨；1950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00亿美元，美国则高达2800多亿美元，美国还能制造原子弹、航空母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毛泽东曾形象地说，“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从人均国民收入看，1949年美国达到1453美元，英国为773美元；亚洲的印度是57美元，巴基斯坦为51美元，阿富汗为50美元，菲律宾为44美元，泰国和缅甸皆为36美元，南朝鲜为35美元。而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足亚洲平均水平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是亚洲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苏］弗·雅·阿瓦林著、水茵等译：《殖民体系的瓦解》，世界出版社1959年版，第137—138页。另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均预期寿命35岁，教育水平低，人口文化素质差，小学净入学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分别为20%和3%，高校在校生只有11.7万人，全国80%的人口是文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人民日报》2019年9月23日）。

面对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国家面貌，1954年，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56年，毛泽东又豪迈地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从世界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无非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一条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对于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要把“远大的规划”变为现实，要让中国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推进国家现代化。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中国人民）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445页）。这种能够“有把握”实现国家“共同富”“共同强”“更富更强”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呢？毛泽东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痛苦”就痛苦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给人民带来的是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结果，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相悖，更与人民的期盼愿望相悖，因此，“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如何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探索。1956年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论断；党的八大提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正确思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出发点是使中国尽快摆脱“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的“被动状态”，打破精神上的“受束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62页），教训是在很短时间里就“超英赶美”，脱离了国情和现实可能性；1964年我们党首次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两步走”设想，这是落实“远大的规划”的具体体现。但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发生发展，又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受重大挫折，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总体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现代化建设虽然历尽坎坷，但是我们党坚持把社会主义作为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径选择的信念决心始终没有动摇改变。这个时期我国在经济、科技、国防、外交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所积累的重要思想、物质、制度条件，为在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三、改革开放为中国“赶上时代”加快实现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标识，最鲜明的特色。4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提出并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其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挖掘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应有的生机活力和优越性，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紧跟历史发展潮流，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中国新的更大贡献。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242页）。

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决策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在邓小平领导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历史要求和人民愿望，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踏上了在改革开放中推进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重新构思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蓝图”（《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82页），大手笔提出了长达70年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到20世纪末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一个既立足实际又着眼长远、催人奋进的宏大现代化战略规划。为了实现这个宏伟战略，邓小平带领我们党围绕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不懈探索，深入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郑重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号召，科学回答了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内严重政治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顶住压力，保持定力，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不动摇，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扩大对外开放，捍卫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展望21世纪前50年中国发展蓝图，提出新“三步走”战略，即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对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目标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之后，继续谋划和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提出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继而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登高望远，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揽“四个伟大”，改革开放全面发力，多点突破、不断拓展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取得新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砥砺奋进，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在改革开放中奋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画卷。改革开放成为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的强大动力，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牵引中国在奔向现代化强国道路上勇毅奋进的强大动力。

四、进入新发展阶段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大跨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对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接续完成第二个百年目标任务作出了用两个15年、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明确了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路线图、时间表，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一个长远战略谋划。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20年突破100万亿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1978年为1.8%，2020年预计达到17%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进程；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把诸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创造了世界现代化史上举世惊叹的中国奇迹。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所推进的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地说，是以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为重要特征的现代化。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随着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今年起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的到来是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大跨越、新跨越，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重大步伐，在我国现代化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但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认清“东升西降”的大趋势，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勇开顶风船，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聚合起14亿多中国人民的磅礴之力，到21世纪中叶，我们一定能够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会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回望100年来几代中国人接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不平凡历程，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概括起来，最根本的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现代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制定国家的现代化战略，在改革开放中推进国家现代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永不动摇。（作者：曹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社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