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卫民教授所著《中国历史地理与文化遗产》一书，2020年8月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以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深入论述如何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旨在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学术著作。通观本书，有视角独特、方法新颖、资料其全三个方面的特点。

历史地理学研究与文化遗产研究相互促进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学是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密切相关的一门学科。它虽然不能涵盖遗产保护和利用中的所有问题，但在研究如何科学保护文化遗产、怎样合理利用文化遗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地图学四个大类。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索社会历史发展同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真实展现人类时空发展的全景，为人类科学利用自然提供理论依据，切实发挥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特点，更好地为现代经济建设、为社会发展和防灾减灾、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服务。

文化遗产学是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科学，属于文化学的分支，是历史学、考古学、公众教育学与经济管理、文化管理等学科交叉的一门学科，是典型的文理交叉的学问。本书将文化遗产研究置于历史地理研究的范畴内，分为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中国历史政治地理、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历史经济地理、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七个章节展开，深入论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系统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和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关系。诚如作者所言，历史地理学在文化遗产研究中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研究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能对遗产延续、遗产价值评估及保护、利用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

本书一方面多维度论述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规律，并对如何利用历史地理学科知识研究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指导。另一方面又用很多案例说明文化遗产研究成果也有助于历史地理学研究，两者的研究成果是相互促进的。例如，作者论述气候变迁对文化遗产的影响时认为，要了解历史上气候的演变，需要借助文化遗产学的成果，即考古学上的植物考古与动物考古、聚落考古和科技考古。再如，作者认为，气候的演变既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文化遗产的分布密切相关。对于中国北方地区而言，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历史上以北方作为政治中心的周、秦、汉、唐时期就是温暖湿润的时期，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最繁华的时期。唐初贞观之治（627-649）到开元天宝盛世（713-755），正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相对温暖且较稳定的时期，唐朝的盛世正是在这种相对适宜的气候背景下实现的。这些都表现出气候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作用。

同样，古代的文化遗产分布与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有很大关系，一则是因为文化遗产中的古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饮食习惯等也与一定时期的气候密切相关。再者是因为文化遗产本身就含有特定地区人们的独特生活方式，是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是体现文化多样性的一种要素。例如，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长城是研究历史时期民族迁徙与战争的重要物证，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历史地理研究有重要意义。从战国到清朝两千多年时间里，12个王朝、24个政权先后修建了规模不等、长短不一的长城，分布在今天400多个县区。因此，在研究长城遗产的分布背景时，气候条件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文化遗产研究成果拓宽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历史地理学以各种自然和人文现象在历史时期的空间特征为研究任务，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是一种科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十分注重历史与地理跨学科、多维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尤其关注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造成的影响，这与文化遗产研究有很多相同之处。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保护和利用好这些文化遗产，就必须深入研究文化遗产地所处的地理环境及沿革情况，以便提出切实可行的保护规划，更好地为当代服务。

综观目前文化遗产研究特别是有关考古遗址的研究成果，学界已经越来越重视历史地理学的作用。近年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在对遗址进行描述之前，一般都会先介绍该遗址所在地理环境及历史沿革，这就有利于对遗址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正如辛德勇教授在《文化遗址与历史地理学》中所言：“每一处文化遗存都有其所处时代的独特历史地理背景，只有深刻认识这些背景，才能对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利用提出合理建议。”阙维民教授在《世界遗产研究的地理学基础》中也指出，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如历史地理学在世界遗产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文化遗产研究中的支撑性学科之一。

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不同，文化遗产保护本身偏重实践，且依靠多学科研究来支撑，如今遗产保护渐成显学，但之前的研究较多集中于个案的保护实践和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著述不多，徐卫民教授的这本书就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宏观研究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问题。作者认为，真实性、完整性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而历史的关联性和事物的连续性则是体现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重要方面。在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当今，要建构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利用体系，就要从历史观、环境观与系统观出发，建立多维价值辨识体系，因为文化遗产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进行动态考察，将对今天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用历史地理学理论指导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中华辉煌的历史文化成就，不仅体现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也体现在遍布中华大地的历史遗址与文化遗产中，更包括了历代先贤业已形成的优良学术传统中。早在20世纪前期，以顾颉刚、谭其骧等人为核心创办《禹贡》半月刊，并在发刊词中提出“一般学历史的人，往往不知《禹贡》九州、汉十三部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在这种现象之下，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唯心史观、唯物史观？” 时至今日，这些话仍振聋发聩、引人深思。响应时代需求，继承经世致用的传统，主动介入当下社会变革，对社会转型时期已经产生或正在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主动应答，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使其在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应有作用，这是新时代对人文社会科学提出的要求，也是历史地理学“经世致用”的学科使命使然。

徐卫民教授长期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曾在世界遗产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从事研究工作十余年，关注并掌握着大量遗产地考古、保护、管理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如今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从事教学工作二十年，具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学术素养。书中广泛引用《史记》《汉书》《禹贡》等史籍和地方志、地图集、学术论著成果，搜罗简牍、考古报告等出土文献，并长期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动态，追踪最新考古成果，使其论述更具说服力。

徐卫民教授此前已完成国家社科西部课题“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和“秦汉帝陵制度研究”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历代长城研究”子课题“秦汉长城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军事考古学研究”子项目“中国古代城防体系研究”等课题，为编著此书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同时从事秦汉历史与考古、历史地理学、文化遗产学研究，已出版专著三十余部，主编和参编著作二十余部。这样的学术经历和学术素养，决定了本书能够占有大量资料，立论更加扎实，结论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