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正经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怀疑、否定、攻击和误解。面对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从各种批判理论，特别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中的非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的其他当代形式中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养料，在比较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历史决定论，使这一理论更加具有说服力，更好地掌握群众和服务于实践。

一、与历史非决定论的比较

由于多数形态的历史决定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端，因而从一开始它们就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特别是当代西方哲学界和史学界，非决定论者从多方面对历史决定论提出了非难和指责。

历史决定论遭到来自非决定论的批判，这本身并不是坏事。真理越辩越明，真正的科学理论是不害怕批判的。而且，这种批判蕴涵着发展的契机，有助于我们对历史决定论本身包括马克思历史决定论进行深刻反思。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面临论敌的批判，理所当然要进行反驳。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反驳的层次上，还需要根据论敌所提出的论点和论据进行反思，反思自身理论是否完善，是否有不完善的地方让论敌抓住了把柄，甚至击中了要害。毋庸讳言，即便是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决定论，也不是尽善尽美、无可挑剔、无懈可击的。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留下了一些理论空白，有待于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来填补。

对于历史非决定论思想，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持一种极端排斥的态度，恨不能一棍子打死。其实，非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并不一无是处，其中也不乏真理性的颗粒，有些思想甚至是深刻而且具有启发性的。非历史决定论的一些批判，虽然不构成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威胁，但确实击中了某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如机械决定论)的要害。真理与谬误本来就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只有通过不同观点的争鸣，才能克服谬误，防止思想僵化、停滞、枯竭。透过非历史决定论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吸取非历史决定论的合理思想，对自身理论进行检讨和反思。

历史非决定论提出的一些问题，也确实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认真回答。如，历史事件的单一性与历史规律的重复性问题、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历史认识的相对性问题、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的关系、历史规律与社会历史现象的预测的关系、社会历史规律的实现机制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深化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研究时不能回避的问题。

二、与当代西方其他形式历史决定论的比较

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到来，一些现代西方社会理论家通过对社会历史的考察和研究，提出了另一些形式的决定论，试图以此否定或取代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他们甚至自称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继承与发展。在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研究中，必须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和批判。

美国学者福山对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就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的《历史的终结?》一文在世界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他却说这种历史观最著名的宣扬者是马克思，马克思曾认定历史终结于共产主义社会。福山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大致可以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各自遵循不同的决定论原则。一方面，从经济结构来看，历史之所以按照单一方向演化，是因为存在一种连贯和统一的机制或历史的初始因，这就是自然科学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按照这种决定论原则，现代自然科学所决定的工业化必然产生朝向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趋向，所有社会最终都将走上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福山又从人性出发来理解社会历史，将自由民主制度建立在人性观念之上，认为人类在政治方面也趋向同一。在他看来，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只能促进民主制度，但不能使民主制度必然出现。在世界范围内，有的国家实行了自由民主制度，有的国家没有，这是由主体的不同选择造成的，而且这种选择背后的动机也主要不是经济方面的。他还认为，人类生活中的某些道德维度以及争取被承认的斗争是推动历史辩证发展的动力。

一方面，福山用科学-经济的决定作用来说明社会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否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否认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思想。深化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研究，有必要对福山等西方学者历史观的出发点以及他们对历史决定论的理解进行深入地比较、批判工作。

马克思历史决定论与后现代主义也有相通之处。马克思历史决定论作为一般历史哲学，它蕴含了“晚期资本主义理论”。而后现代主义也涉及到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问题，特别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

作为对现代主义思想的批判、抗议和反叛，后现代主义批判的核心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其基本任务就是终结现代主义关于“人”的神话，其实质就是“作为主体的人死了”[1](序言)。从总体上说来，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否认主体选择的可能和作用。如，福柯、利奥塔主张主体的地位和意义是由某种特定的文化确定的，主体本身是某种特定话语的产物。鲍德里亚尔虽然重新思考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正确地批评了近代以来的主体哲学，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客体至上论，忽视主体的选择性，走向极端的虚无主义和极端的命定论。

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核心。随着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到来，特别是信息技术在社会发展中作用越来越显著，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巨大，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是否过时?它应该如何与时俱进，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在现代西方学术界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已经过时，应以其他的决定论形式来取代。丹尼尔•贝尔、彼得•德鲁克和马克•波斯特就是这种观点的杰出代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就是科学技术革命。在后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人员取代企业主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技术发展构成社会生活和文化生产的最终决定因素。贝尔的观点在我国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深化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研究，必须关注当今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我国理论界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论的启发下，在马克思历史唯物 主义框架中增添了“技术社会形态”范畴，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重大发展。当然 ，这种比较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美国资深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在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认为“我们已经深深步入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回过头来审视和修订资本主义时代和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历史”。他描述了这个新社会(知识社会)在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国家职能、经济动力和社会问题等方面的变化。彼得•德鲁克否定马克思历史决定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不会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甚至不会是“非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崩溃”[2](P7)，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只是“世俗宗教——社会拯救信念”的“最高精华和顶峰”[2](P7)；“新社会将是一个非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它的主要资源将是知识”，“真正控制资源和绝对是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或劳动力，而是知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而不是资本家和无产者”。[2](P6)

在德鲁克看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资源(生产资料)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或劳动力。它现在是并且将来也是知识。创造财富的中心活动将根本不同于马克思的理论，既不是把资本用于生产，也不是劳动。价值由生产力和技术创新来创造，而这两者都是将知识应用于工作。

当前，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我国知识经济也初露端倪。在这种条件下，物质生产是否仍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和科学究竟谁在社会发展中归根结底起最后决定作用?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必然”的论断是否被证伪?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是否继续有效?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知识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近些年，因应西方学者的挑战，国内有的学者对生产与科学、自然资源与知识资源的辩证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但是，也有的论者受西方学者的影响较大，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开始表示怀疑，甚至不加分析地完全接受西方学者的观点，在发展的名义下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进行否定和抨击。在比较研究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波斯特(M.Poster)还提出了“信息方式”理论，以此代替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建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信息方式决定论。波斯特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按照生产方式的变化对过去社会历史进行分期，二是强调经济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它看作是“终极的决定因素”。波斯特指出：“我所谓的信息方式也同样暗示，历史可能按符号交换情形中的结构变化被区分为不同时期，而且当今文化也使‘信息’具有某种重要的拜物教意义。”[3](P13)波斯特将社会历史区分为三个阶段：口头传播阶段、印刷传播阶段和电子传播阶段。他认为信息方式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重大影响上。波斯特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对科学技术在未来社会化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正确性值得怀疑，需要用信息方式理论取代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他指出：马克思“对生产方式中的种种变化的社会意蕴特别敏感。然而，他在此似乎只想着将注意力投向资本的内在矛盾上。他正确地指出了生产过程中刚刚显露的巨大转型，但对这些变化给他的生产方式理论可能带来的影响，却连简略的述及都没有。……马克思所概括出来的变化，使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整个思想机器(intellectual apparatus)都令人生疑”[3](P46-47)。信息方式的提出正是为了弥补生产方式理论的不足，“在映照生产方式理论的同时又置换这一理论”[3](P28)

波斯特的信息方式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它与马克思生产方式有何联系?它自身存在哪些局限性?这都需要我们认真比较研究，并作出令人满意地回答。

第二种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为代表，认为马克思历史决定论仍然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詹姆逊是用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来分析后现代现象的，依据生产方式理论，他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历史分期，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结合”提供了一种机遇，以解决长期存在的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传统经济模式不相适应的问题”[4]，他坚持马克思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多次对“生产方式”理论进行分析和厘清，并认为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又一贡献”。以马克思历史决定论为思想武器，他批判了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认为科学技术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后现代主义作为文化是上层建筑，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

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相遇，凸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后现代意蕴，展示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超前性和预见作用，但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比较和批判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问题。只有通过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才能更好地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更好地驳斥历史非决定论，回答各种诘难与挑战。

【参考文献】

[1]姚大志.现代之后[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2]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3]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M].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2).

源自《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