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东汉初， 班固著《汉书》， 始立《西域传》。 他给“西域” 下的地理定义是：“匈奴之西， 乌孙之南。 南北有大山， 中央有河， 东西六千余里， 南北千余里。阨东则接汉，以玉门、 阳关， 西则限以葱岭。 ” 表明所指为今新疆南疆地区。 但《汉书· 西域传》 所述， 却远远超出了 这个范围， 而包括了 天山以北的乌孙和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家。 自 此以后， 历代正史皆立西域传， 所记录的范围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 而“西域” 一词， 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 狭义的西域， 一般即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 葱岭以东， 玉门以西的地域； 广义的西域， 则指当时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域， 除包含狭义的西域外， 还包括南亚、 西亚， 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 依现代地理概念来看， 狭义的西域是中亚的核心部分， 而广义的西域所指，大多数也在中亚的地理范围内。 所以， 中国学术界往往就把“西域” 和“中亚”等同起来， 把“西域史” 等同于国际学科划分中的“中亚史”。 严格说来， 这样做是不科学的， 但我国从事中亚史的学者， 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狭义的西域， 所以也就约定俗成地把中亚叫 作西域； 而我国的中亚史研究， 也主要是狭义的西域史研究。

本文所述， 即以狭义的西域史研究为主， 兼及整个中亚史研究的范围。 近代以来， 狭义的西域成为清朝的一个省份， 而国家之间的界线也日 益分明，古代的“西域” 概念渐渐消失。 我们这里所谈的西域史， 按一般的历史分期断在1840 年为止。一 从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来说， 我国西域史研究的起步， 应当追溯到清朝中后期的西北舆地之学。 从乾隆年间清朝征服占领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和回部， 到光绪十年（ 1884）建新疆省， 有关新疆地区的山川地貌、 行政建置、 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情况， 渐次记录到清朝的官书和地图中， 使内地的学人初步掌握了 有关的知识。 另 一方面，鸦片战争前后， 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 对清朝构成威胁， 中国的边疆问题日 益严重。 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特别注意了 解外国的情况， 探讨边疆问题。 乾嘉朴学考据的方法和西洋制图学的传入， 为边疆史地的研究提供了 有力的工具。 而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亲身到了 新疆， 为西北舆地之学在此时产生一批重要著述提供了 机遇。 这些著作可举以下为代表作： 祁韵士（ 1751—1815） 的《皇朝藩部要略》、 张穆（ 1805—1849） 的《蒙古游牧记》、 徐松（ 1781 —1848） 的《西域水道记》、 何秋涛（ 1824—1862） 的《朔方备乘》、 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

祁韵士 1805—1809 年间被流放到伊犁， 参加《西陲总统事略》 的编纂， 在此基础上， 著《藩部要略》 十八卷及《表》 四卷， 对内外蒙古、 厄鲁特蒙古、 西藏、回部历史加以系年， 记述各部的分合演变。 祁韵士还著有《西域释地》 二卷、《万里行程记》 一卷； 编《伊犁总统事略》 十二卷， 后精简为《西陲事略》； 又参与编纂《西域同文志》 二十四卷。 张穆曾复校《藩部要略》， 其重点研究蒙古史地。 他有感于《元史》 错误较多，于是参考清朝官书及地方史志， 写成《蒙古游牧记》 十六卷， 记述了 内外蒙古、厄鲁特蒙古、 土尔扈特蒙古各部的山川城堡、 沿革事迹等。 此外， 张穆还撰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