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汉初，班固著《汉书》，始立《西域传》。他给“西域”下的地理定义是：“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表明所指为今新疆南疆地区。但《汉书·西域传》所述，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而包括了漠北的乌孙和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家。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皆立西域传，所记录的范围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而“西域”一词，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西域，一般即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以西的地域；广义的西域，则指当时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狭义的西域外，还包括南亚、西亚，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

依现代地理概念来看，狭义的西域是中亚的核心部分，而广义的西域所指，大多数也在中亚的地理范围内。所以，中国学术界往往就把“西域”和“中亚”等同起来，把“西域史”等同于国际学科划分中的“中亚史”。严格说来，这样做是不科学的，但我国从事中亚史的学者，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狭义的西域，所以也就约定俗成地把中亚叫作西域；而我国的中亚史研究，也主要是狭义的西域史研究。本文所述，即以狭义的西域史研究为主，兼及整个中亚史研究的范围。

近代以来，狭义的西域成为清朝的一个省份，而国家之间的界线也日益分明，古代的“西域”概念渐渐消失。我们这里所谈的西域史，按一般的历史分期断在1840年为止。

从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来说，我国西域史研究的起步，应当追溯到清朝中后期的西北舆地之学。从乾隆年间清朝征服占领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和回部，到光绪十年（1884）建新疆省，有关新疆地区的山川地貌、行政建置、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情况，渐次记录到清朝的官书和地图中，使内地的学人初步掌握了有关的知识。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前后，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对清朝构成威胁，中国的边疆问题日益严重。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特别注意了解外国的情况，探讨边疆问题。乾嘉朴学考据的方法和西洋制图学的传入，为边疆史地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亲身到了新疆，为西北舆地之学在此时产生一批重要著述提供了机遇。这些著作可举以下为代表作：祁韵士（1751—1815）的《皇朝藩部要略》、张穆（1805—1849）的《蒙古游牧记》、 徐松（1781 —1848）的《西域水道记》、何秋涛（1824—1862）的《朔方备乘》、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

祁韵士1805—1809年间被流放到伊犁，参加《西陲总统事略》的编纂，在此基础上，著《藩部要略》十八卷及《表》四卷，对内外蒙古、厄鲁特蒙古、西藏、回部历史加以系年，记述各部的分合演变。祁韵士还著有《西域释地》二卷、《万里行程记》一卷；编《伊犁总统事略》十二卷，后精简为《西陲事略》；又参与编纂《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张穆曾复校《藩部要略》，其重点研究蒙古史地。他有感于《元史》错误较多，于是参考清朝官书及地方史志，写成《蒙古游牧记》十六卷，记述了内外蒙古、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蒙古各部的山川城堡、沿革事迹等。此外，张穆还撰有《元裔表》、《外藩碑目》等。

徐松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因科场案流放伊犁，继续《西陲总统事略》的编纂。他又把祁韵士编《伊犁总统事略》加以增删修定，编成《新疆识略》十二卷。在新疆期间，徐松有机会遍访天山南北各地，做实地考察。他于道光元年（1821年），仿《水经注》的体例，撰成《西域水道记》五卷，以哈喇淖尔、罗布淖尔等十一大湖为纲，记述嘉峪关以西和新疆境内的水系湖泊，释文中参考史籍和亲历考察的结果，详记沿河的城邑、村庄、军台、卡伦、厂矿、交通、古迹、民族、史事等，对当地留存的碑志材料，也做了辑录。此外，徐松还撰有《新疆赋》二卷，用韵文体记述了新疆的山川形势和民族物产等情况。他还著有《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不仅比勘史料，多所订正，而且结合实地考察，指出今地所在，较前人高出一筹。

何秋涛先有《北徼汇编》六卷，后大加增补，把古籍中有关北方地理的史料和他本人的考证抄在一起，辑成一部大书，文宗（咸丰）赐名为《朔方备乘》。此书记汉至清道光间东北、蒙古、新疆乃至中亚、俄罗斯、东欧的历史、地理，尤详于蒙元时期的北方边疆和中西交通，是当时西北舆地之学的集大成之作。

陶保廉在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随父赴新疆任官，一路从山东、天津、北京，经陕西、甘肃，入新疆，由哈密，经吐鲁番，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所著《辛卯侍行记》对沿途城镇沿革、山川道路、古迹名胜、人物风俗均有记述，特别是对古今地名的比定，为今人所重。

清朝各级官府组织学者编纂的一些地理志书，也反映了当时西北舆地之学的盛行。这类书主要有：《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乾隆二十一年至四十七年（1756—1782年）修成；《新疆图志》一百六十卷，王树枅、袁大化编，宣统元年至宣统三年（1909—1911年）修成。两书都是既参考了历史文献，又有实地考察成果的大型地方通志，为西域史特别是清代新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以上述成果为代表的清朝西北舆地之学，开创了西域史研究的新天地。虽然大多数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蒙古史，并由此带动了重修元史的热潮，而且多数学者的著作仍是以记述为主。但是，像徐松这样的学者，除了史籍的严密考订外，还亲身做了实地调查，而且注意到了当地保存的碑志材料，代表了新史学的方向。

在同时代的欧洲，也正在成长起一批区别于传教士和殖民主义者的汉学家。他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即有关西域的史料。以法国为例，雷慕沙（J.P. A. Remusat 1788—1832）著有《于阗城史》（Paris 1820），利用《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整理了于阗的历史资料。他还翻译了法显的《佛国记》（Paris1836）。雷氏的弟子儒莲（S.Julien1797—1873），也翻译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Paris 1857—1858）和慧立、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Paris 1853）。1893年，沙畹（Ed. Chavannes 1865—1918）继任法兰西学院教授职位，他研究的重点更偏重于西域史。他译出一些不同时代的重要史料，并附以注释或研究，如《魏略西戎传笺注》、《宋云行记笺注》等，其中尤以《西突厥史料》（St. Petersburg 1903）一书最为世所重。 此书译出有关西突厥的大量汉文史料，证以西文史料，对隋唐时期占领西域广大领土的西突厥汗国及其在东西交往史上的作用，做了详细的考述。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对于西域史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西北地区考古时代的到来。在西域的历史上，由于民族的迁徙、战争、同化较为频繁，本地留存的史料不多，上述东西方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依赖于周边较大的文明所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如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希腊拉丁文史料。自从1890年英军中尉鲍威尔（H. Bower）在库车获得梵文写本后，英、俄外交人员开始在新疆攫取古物。随后，西欧各国争先恐后地派考察队前往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等地，发掘古代城堡、寺院、石窟、墓葬，其中以英国斯坦因（A. Stein 1862—1943 ）所率三次中亚考察队，德国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 1856—1935）和勒寇克（A. vonLe Coq 1860—1930）所率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日本大谷光瑞（1876— 1948）所派三次中亚探险队， 法国伯希和（ P. Pelliot 1878—1945）所率中亚考察队， 俄国科兹洛夫（ P. K. Kozlov）和奥登堡（S. F. Oldenburg1863—1934 ）所率中亚考察队的收获最大。新疆和田、楼兰、库车、焉耆、吐鲁番出土的艺术品，揭示了该地区伊斯兰化以前的文化面貌，各处遗址特别是敦煌藏经洞和吐鲁番石窟与墓葬出土的各种语言的文献材料，为西域历史、语言、宗教、民族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第一手材料。

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当地的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过这类材料。祁韵士《西陲竹枝词》中题为《龟兹》的一首有这样的诗句：“轮回经写唐人笔，佛洞穷宠石壁奇。”说的就是库车出土的唐人写经。但这些写经当时只是作为书法作品而被士大夫们赏玩，没有人留意它们的学术价值。在各国考察队纷纷来挖宝的清末民初，有不少清朝官人手中都有多少不等的出土文献材料，但只有王树枅（1851—1936）曾把自己所见所藏，从金石学的角度辑为《新疆访古录》二卷。当时的中国，考古学还没有起步，因此更难有人认清这些古物特别是古的分量号。

二

国力衰落，王朝腐朽，学术必受影响。清朝末年，大量的古代西域文献和文物流失国外，是必然的历史悲剧。文物的流失，使得中国的学术失去的不仅仅是文物，而是20世纪相当长时间里西域研究的竞争力。1915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收录丁谦对先秦至明清有关西域地理文献的考证文字，因为没有参考出土文献和实地考察报告，所取得的成果就显得十分有限。

而此时早已形成组织的西方学术界，一下子获得了数以万计的新资料，马上全力以赴。现在看来，几乎所有有成就的东方学家当时都投身于西域出土资料的研究工作。斯坦因写出了一册比一册厚重的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二则（Oxford 1907）、 《西域考古记》四册（Oxford 1921）、《亚洲腹地考古记》五册（Oxford1928）。除了详尽的考古调查记录外，还有大量的考证和分析研究，远远超出了一直为西人所重视的徐松《西域水道记》的水平。在这三部考古报告的最后，都附录有各科专家对斯坦因收集品的分类研究，也体现了欧洲学术的集体力量。当时欧洲最有成就的东方学家，很快就投入到这些新材料的解读工作中。其中与西域史关系较为密切的方面有：沙畹、马伯乐（H.Maspero1883—1945）对汉文，吕德新（H. Lüders1869—1943）对梵文，西格（E.Sieg）、西格林（W. Siegling）、列维（S. Lévi 1863 —1935）对吐火罗文，缪勒（F. W.K. Müller 1863—1930）对回鹘文、 粟特文，柯诺夫（S. Konow 1867—1948）对于阗文等新疆、 敦煌出土文书的研究，阐明了西域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成为今天研究西域史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对于硕果累累的西方中亚史研究成果，一些中国学者也没有等闲视之。1909年罗振玉（1866—1940）等人在北京见到伯希和带来的部分敦煌写本后，立刻抄写影印。罗振玉陆续编撰了《敦煌石室遗书》（1909）、 《鸣沙石室佚书》（1913）等，刊布并考释了一些有关西域的重要敦煌文书，如《沙州图经》、《西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景教三威蒙度赞》和摩尼教残经。蒋斧编《沙州文录》（1909），专门抄录有关敦煌史地的官私文书，其所抄碑文，多为徐松《水道记》所录原碑之缺。他还撰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敦煌石室遗书》），是第一篇讨论这个问题的专文。

王国维（1877—1927）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当1909年罗振玉编《敦煌石室遗书》时，他就译出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记》。以后，他又翻译了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之发明与其结论》（《观堂译稿》，1919），特别推崇后者所论敦煌迄于阗古代通行伊兰语的观点。他和罗振玉在接到沙畹寄送的《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稿本后，即着手考释这些敦煌、罗布泊、尼雅等地出土的汉晋简牍，最后辑成《流沙坠简》（1914；增订本，1934）。他还根据日人狩野直喜所录伦敦藏敦煌写本，撰有一系列跋文（1919）；并且在沙畹和伯希和关于摩尼教长文的启发下，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学术杂志》11，1921），于前人论说有所补正。由这些新史料出发，王国维利用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写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西域史论文，如《西胡考》（1919）、《西域井渠考》（1919）、《高昌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跋》（1919）、《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後》（1919）、《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1925）、《鞑靼考》（1925）、《辽金时代蒙古考》（1925），并著《古行记校注》（1925）、《蒙古史料校注四种》（1926，以上均见《王国维全集》）。从两汉到元明，西域史上许多重要问题王国维都接触到了。王国维的西域史研究，既直接继承了清朝以来西北舆地之学的传统，又吸收了西人在新疆、甘肃等地的考古学成绩，因此较徐松为代表的清朝学者更高一筹。他的成果不仅为国人奉为经典，而且也受到伯希和这样的海外中亚学者的重视。

另一位开风气的学者是陈寅恪（1890—1969）。他早年长期游学欧美，除通晓西方现代语言外，又遍读与中国相关的各种东方语言，加上他对中国古籍的深厚功底，使他在回国后的1926—1930年一段时间里，也为西域史研究做出了贡献。在此期间，陈寅恪发表的有关文章如下：《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1927）、《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1927）、 《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1927）、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1928）、《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1928）、《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1929）、 《元代汉人译名考》（1929）、《大乘义章书后》（1930）、《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1930）、《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1930）、《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1930）、《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1930，以上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及《二编》）。

在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史学研究中，西域史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他们综合中外史料、胡汉文献以及考古材料的研究方法，给以后的西域史研究以强烈的影响。

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高潮阶段，西域史研究也同样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陈垣（1880—1971）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特别是外来宗教的讨论，澄清了许多外来宗教在西域的流行以及西域人来华等问题。他的主要论著有《元也里可温教考》《东方杂志》 15 ，1918）、《火祆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1∶1，1923 ）、 《摩尼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1∶2，1923）、《元西域人华化考》（《国学季刊》1∶4，1923；《燕京学报》2，1927）、 《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东方杂志》29∶1，1928）。 另一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1888—1951），分类汇辑了中外史籍中的有关材料，编成六册《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其中中亚一册，实为西域史料的一次系统整理。冯承钧（1887—1946）除在翻译法人西域史研究论著中附加大量自己的考证外，还写有《楼兰鄯善问题》（《辅仁学志》8∶1， 1932）、《鄯善事辑》（《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2∶10，1943）、《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中央亚细亚》1∶ 1，1942）、《高昌事辑》（《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2∶9，1943）、《辽金北边部族考》（《辅仁学志》8∶1，1939）等论文，为鄯善和高昌国史的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向达（1900—1966）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燕京学报》专号，1933），系统探讨了西域文明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他还著有《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北平图书馆馆刊》4∶6，1930），实为其后来整理西域史书的先声。此外，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有正书局，1931），考释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敦煌和尼雅等地的简牍文书。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1936）〔1〕，则从中原王朝的角度，全面考察了西域史， 但重在近现代史。还值得一提的是，40年代，邵循正（1909—1973）据布洛舍（E. Blochet）刊剌失德丁波斯文《集史》，译出若干篇，兼做考释（后收入《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1985），惜未能继续。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但不少有分量的论著主要的着眼点是中西交通史，西域的史事只是连带论及。对某些汉籍做了专题整理，但于出土文献利用不多。由于其时研究者专业还没有严格的确定，所以对西域史的研究尚不系统全面，但其突出的一个成就是把中文史料做了许多分类整理。

值得一提的是，1927—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成员黄文弼（1893—1966），在此期间曾先后三次前往新疆做考古调查和发掘，足迹遍及塔里木盆地周边重要的遗址，而重点发掘了罗布泊地区、吐鲁番盆地，以及库车、和田的墓葬、城址、寺院、石窟等。在野外考古工作结束后，黄文弼先后出版了考古报告《高昌》（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西北科学考查团，1931）、《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1948）；但对于西域史研究更为重要的发现，则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至解放后才整理出版，即《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1954）、《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1958）。因此，除高昌外，他的考古学成果没能很快反映在同时代的西域史研究中。黄文弼还根据考察所得，撰写过一些专题研究论文，尤其重在一些考古遗址和古籍记录的对证上。这些文章已汇辑为《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1981）和《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1989）。

在20世纪前半叶的西域史研究中，翻译西方和日本西域史研究的优秀著作占有很大的比重。比较重要的译著有：冯承钧译烈维《大孔雀经药叉名录舆地考》（商务，1931），又译沙畹与伯希和合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1931）、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1934）、格鲁赛《蒙古史略》（商务，1934）、 多桑《多桑蒙古史》（商务， 1935）、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商务，1935）， 钱稻孙译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自刊，1931），陈捷与陈清泉合译箭内亘《蒙古史研究》（商务，1932），贺昌群译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商务， 1933），向达译帕克《匈奴史》（商务，1934）、 又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1936），郑宝善译勒库克《新疆之文化宝库》（蒙藏委员会，1934），郑元芳译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商务，1934），梁园东译布莱资须纳德《西辽史》（商务，1934），杨炼译藤田丰八《西域研究》（商务，1935），傅勤家译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商务，1936），向达与黄静渊合译巴克尔《鞑靼千年史》（商务，1937），何健民编译桑原骘藏《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中华，1939），王古鲁译白鸟库吉《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二辑（长沙商务，1939—1940）。在众多的翻译者中，尤以冯承钧的贡献最多，除了上举专书外，他所译的散篇论文，曾汇辑为《史地丛考》（商务，1931）、《史地丛考续编》（商务，1933）、《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共九编（中华，1934—1962）、《吐火罗语考》（中华，1957）。西域史的翻译著作，如《西突厥史料》、《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对以后的中国西域史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有不少译著包含了译者的许多订补，甚至较原著更具参考价值。我国学者翻译外国同行西域史著作的传统迄今仍存，但像冯承钧那样精心选择、校订原著，间加己见者，实不多见。

由于受日本侵华和内战的影响，30年代后半期到40年代，我国西域史研究一度沉寂下来。但欧美、日本仍然有相当有分量的成果出版，如巴托尔德（W. Barthold）《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35）、 米诺尔斯基（V.Minorsky）译注《世界境域志》（1937 ）、 恒宁（ W. B. Henning）译释的吐鲁番伊朗语文书、托玛斯（F. W. Thomas）整理的敦煌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以及桑原骘藏、藤田丰八、羽田亨等人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