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研究院 刘东祥 杨洋
一、齐文化研究的回顾
齐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不乏研究者,春秋时期吴公子季札对齐国音乐“泱泱”的评价,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痴迷,司马迁对姜太公与管晏的景仰,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对齐地整体精神面貌的刻画,董仲舒对汉代经学的齐学化,曹操、诸葛亮在汉末对管晏之道的实践,王猛在前秦对管晏治国经验的借鉴以及桑弘羊、王安石等历代财政改革家对管仲轻重理论的继承等等,这些史实从现代眼光来看似均可归入齐文化研究史的范畴,然而自觉把齐文化当做一门专门的学问来研究的历史却并不久远,它实际上开始于二十世纪的80年代初。
(一)齐文化学科的产生与发展
1、1981-1987年:齐文化研究的探索与起步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齐文化研究的探索和起步阶段。齐文化研究始于学界对稷下学宫的研究。1981年有三篇研究稷下学宫的文章先后发表:王德敏、周立升两人合写的《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胡家聪的《稷下学宫史钩沉》,孙培青的《学术自由的稷下学宫》。稷下学成为热门话题,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有对其进行深入探讨的必要。于是,由山东省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1982年l0月在山东淄博召开了“稷下学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学者对稷下学宫及稷下学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会后,《齐鲁学刊》开辟《稷下学研究》专栏,分三期发表了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稷下学研究正式形成。
继“稷下学讨论会”后,与稷下学相关的许多问题被提出和研究探讨,特别是属于稷下学术著作之一的《管子》一书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1986年l0月,“首届全国《管子》学术讨论会”在淄博召开。这次会议,吸引了国内研究《管子》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对《管子》的内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大会共收到论文40余篇,专著手稿一部。会后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管子研究》第一辑。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专家、学者呼吁尽快建立齐文化研究的阵地——创办一个专门研究齐文化的刊物,1987年,《管子学刊》应运而生。以稷下学和管子学为主要内容的齐文化研究正式形成与起步。
2、1987—2002年:齐文化研究的奠基阶段
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是齐文化研究的奠基阶段。1989年10月,“《管子》与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淄博召开。此次会议是齐文化作为独立的地域文化概念被提出后的第一次高规格、大规模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有国内外专家学者105人参加,收到专著7部,论文85篇,在学术界引起极大震动,此次会议之后,学术界迎来了一阵持续十余年的“齐文化热”,主要表现为:齐文化相关会议不断召开、研究齐文化的学者不断增多、各大期刊杂志纷纷开辟齐文化专栏、齐文化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仍是齐文化作为一门研究学科的建立阶段,研究重点主要是从与周代齐国相关的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文物、考古遗址等资料中挖掘、阐释出齐文化的整体面貌与构成内容。从研究内容上看仍以稷下学和管子学研究为主要支撑,但以齐文化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开始大量出现,有关齐文化的定义、源流、内容、特征、影响、价值等基本问题得到广泛讨论,另外,齐国史、《孙子兵法》、齐派经学、齐派医学、齐地音乐等均被纳入齐文化的研究范畴,齐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从研究成果上看,对齐文化进行整体、综合研究的专著代表着这一时期齐文化研究的先进水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王阁森、唐致卿主编的《齐国史》、王志民编著的《齐文化概论》和《齐文化论稿》、宣兆琦编著的《齐国史话》《齐文化通论》《齐文化发展史》等等,另外,作为齐文化研究资料集成的《齐文化丛书》的编纂出版,系统整理了齐文化研究的基础资料,梳理和总结了此前齐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为下一阶段的齐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002-2016年:齐文化研究的平稳发展阶段
自21世纪初至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2016年,是齐文化研究的平稳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从整体上对齐文化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已不多见,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当属郭墨兰、吕世忠所著《齐文化研究》一书,该书在概念辨析方面颇多创建,对齐文化概念的定义、内涵与外延提出了较为独到的见解,并且注意到了齐文化在历朝历代对一些齐地历史人物的影响,对齐文化学科构建贡献颇多。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齐国史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艺术、体育等角度进行纵向的专门史研究;二是以齐文化某项特点或精神理念为研究对象,对齐国史进行特定角度的阐释;三是以齐文化研究中的重点、热点问题为研究对象,结合新材料、新角度、新理论进行研究;四是齐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比较研究,主要是齐文化与先秦时期其他地域文化的比较研究;五是以齐文化为角度,对后世重要历史人物、重要著作和重要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六是对齐国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七是对《管子》《晏子春秋》等重要齐文化典籍的重新整理和文献学研究。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齐文化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上一阶段研究成果的继承与细化,在齐文化学科体系的构建上则稍显不足。
4、2016年以来:齐文化研究平稳发展中出现的新趋势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相应地,2016年以来的齐文化研究除在业已形成的研究体系中向前平稳发展之外,更多地呈现出“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特点,逐渐形成了齐文化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趋势。以齐文化主要发祥地山东省淄博市为例,为实现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淄博市于2016年成立了以“学术平台”为功能定位的齐文化研究院,并与北京大学、山东省社科院、山东省社科联等单位合作,以齐文化研究院为依托,于每年9月中旬召开“齐文化与稷下学高峰论坛”。截止到2020年9月中旬,“齐文化与稷下学高峰论坛”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吸引了国内外许多顶级高校与科研院所的著名专家学者参加,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影响,成为新时代齐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齐文化与稷下学高峰论坛”自举办以来,其选题始终遵循“鉴古知今,经世致用”的原则,如“齐文化的法制思维和治国方略”“齐文化与新时代发展战略”以及“齐文化的创新理念与变革思维”,均体现出强烈的服务现实的导向。从历届论坛专家学者们提交的会议论文与反馈意见来看,许多专家学者深刻领会了论坛的办会理念,在齐文化精神理念的阐发、齐文化的当代价值以及齐文化的开发利用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使齐文化研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特点愈发明显。
总之,齐文化学科孕育于中国哲学史学界对稷下学宫、《管子》等稷下学内容的研究,其诞生得益于老一辈山东籍学者、山东省中国哲学史学会和淄博市委市政府的共同努力;《管子学刊》成立后,新兴的齐文化学科拥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开始蓬勃发展。时至今日,齐文化学科已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远远超出了其诞生之初偏向于中国哲学史的属性,而其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也在日益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二)齐文化研究成果概述
自1981年至今,齐文化研究已经走过了整整40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以稷下学(哲学)、齐国史(历史)、齐地考古(考古学)为主要学科支撑,以齐文化重要历史人物、典籍、历史事件与文化现象、齐地重大考古发现和历史遗存为重点研究内容的学科体系,有力地推动了齐文化学科的发展。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稷下学、《管子》学与黄老学仍是齐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现将四十年稷下学、《管子》学与黄老学的研究成果概述如下。
1、稷下学
所谓稷下学,是指专门研究稷下学宫以及与稷下学宫相关的学者及其思想的一门学问,它直接推动了齐文化这一学科的产生。另外《管子》学与稷下黄老学亦是稷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1981年胡家聪发表《稷下学宫史钩沉》为标志,近四十年的专著论文层出不穷。代表性专著如张秉楠《稷下钩沉》,刘蔚华、苗润田《稷下学史》,胡家聪《稷下学与黄老学》,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等等。论文方面更是成果迭出,热点问题有稷下学宫建立的背景、稷下学宫的位置、稷下学宫的发展历程、稷下学宫的性质、功能、特点、稷下先生的总体特点、稷下先生包括哪些人及所属派别等等。近四十年的稷下学研究成果众多,极大地推动了齐文化的发展。
2、《管子》学
所谓《管子》学,是指专门研究《管子》的一门学问,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管子》一书的文本辨伪、辞章点评、校勘训诂、义理阐发等等,另外,由于《管子》所体现的主要是管仲的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及其哲学思想,所以对管仲本人的研究也成为《管子》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子》学历史久远,据耿振东《学史》的研究,早在汉代,贾谊、晁错、司马迁、刘向等学者便开始了对《管子》一书的研习、诠释及编校,而汉初黄老之治及汉代的官榷政策均是对《管子》思想的实践,此后历代对《管子》的研习及思想实践从未间断且日益丰富、全面。但将《管子》从稷下学重要文献的角度进行研究,则始于1986年l0月在淄博召开的“首届全国《管子》学术讨论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出现的有关《管子》的学术专著数以百计,论文方面更是汗牛充栋,所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有《管子》的成书时间、《管子》的学派归属、《管子》的思想、管仲相关问题等等。总体上看,学界对《管子》的研究在广度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仁见智,各取所需。
3、黄老学
“黄老”一词首见于《史记》,学界一般认为其中的“黄”指黄帝,“老”指老子,具体而言,“黄”指数术、方技等实用书籍的题材,而“老”代表以养生为体、刑名为用的古代道论,两者互为表里,构成黄老学,是一种民易接受、君易操作的实用主义政治理论,也是后世道教的理论基石。一般认为,黄老学是继老庄学之后出现的道家新流派,其思想特征是:依托黄帝立言;道法结合、以道论法;兼采百家。
将黄老学与齐国稷下联系在一起大概始于郭沫若。郭沫若通过分析青铜器“陈侯因齐敦”中的“高祖黄帝”,指出齐国“黄帝”学的兴盛可能与田氏为论证其取代姜齐之合法性而刻意抬高黄帝地位的历史现象有关。郭沫若这个观点影响极大,后来逐渐成为学界主流看法。后来蒙文通《黄老考》《略论黄老学》两文提出了著名的“南北道家说”,认为黄老道家主要来自北方的齐国稷下学宫,其精义是“因循为用”,这一观点被学界普遍接受,因此黄老学亦逐渐成为稷下学和齐文化研究的又一重镇。
回顾齐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齐文化这一学科之所以能迅速兴起和发展,得益于其借助了显学稷下学、《管子》学与黄老学的东风,大批精研稷下学宫、稷下先生、《管子》与黄老学的哲学家为齐文化学科的诞生和发展贡献了力量。
二、齐文化研究的展望
自觉的齐文化学科建设,是新时期齐文化研究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关于齐文化的学科建设,以下几点应是主要的努力方向。
首先,要明确齐文化这一概念的定义,包括其性质、特点、存在范围、存续时间等内涵及其代表人物、代表著作、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外延。例如,从内涵上讲,齐文化就是指发生在周代齐国势力范围内的约800多年的诸侯国文化,这种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功利与实用,它深深扎根于齐地与齐人内心,因此齐国后来虽然灭亡,但“功利与实用”的齐文化风尚却没有灭亡。所以从外延上讲,凡是深受这种“功利与实用”文化影响的人无论是否出生在齐地,都可归入齐文化的研究范畴,典型者如齐太公、齐桓公、管仲、晏婴、齐威王、邹忌等齐国政治家,又如齐国灭亡后出生于齐地的著名历史人物如诸葛亮、王猛以及明清时期的王士禛、蒲松龄等。
其次,围绕齐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构建齐文化学科体系。从内涵上讲,齐国史、齐地考古、稷下学分别对应齐文化中的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应是齐文化学科之下最基础的三个二级学科;从外延上讲,著名历史人物、经典著作、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齐国灭亡后齐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齐文化人物、齐文化著作与齐文化遗产应当是另外三个二级学科。如此一来,稷下学宫、稷下诸子以及《管子》学、黄老学、《荀子》学、《孙子兵法》等先秦学术皆从属于稷下学,《齐民要术》《聊斋志异》《手镜录》等后世著作则从属于齐文化著作,姜太公、管仲、晏婴、孙武、孙膑、董仲舒、公孙弘、曹操、诸葛亮、王猛、贾思勰、王士禛、蒲松龄等均可纳入齐文化人物,而蹴鞠、齐长城、名人墓葬、孟姜女哭长城、韶乐、齐派医学等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均可由齐文化遗产加以统摄,在齐地考古研究成果的支持下,齐国史将各二级学科研究成果加以综合,如此齐文化学科便得以完整有序地建立起来,摆脱目前齐文化研究领域杂乱无序的状况。
再次,齐文化学科的建立有赖于齐文化学术主阵地的建立。上世纪80年代围绕稷下学宫与《管子》的两次学术讨论会,催生了《管子学刊》,亦催生了齐文化学科。时至今日,围绕齐文化学科建设这一专题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亦有召开之必要,号召学术界全面讨论齐文化与国内各显学的内在关系,使齐文化走出被各大显学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并创办全新的致力于刊载齐文化学科建设方面研究成果的齐文化权威学术期刊,实现齐文化研究的真正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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