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学界在回顾与反思中，不断探索中国古代史未来研究的方向和路径，同时立足于传统研究领域，推陈出新，积极利用出土文献和新资料，寻求多样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创新中不断向前发展。

2018年适值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而言也是极具特殊意义的一年。学界在驻足回顾、反思40年来所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在传统研究领域不断发力，积极利用出土文献和新资料，探索新问题，开辟新领域，为进一步深化中国古代史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进行全面回顾和总结

在改革开放40周年来临之际，《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史学史研究》《河北学刊》《光明日报》等，以专刊、专栏等形式，对整个中国古代史、各断代史，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史、思想史、社会史、史学理论、历史地理、宗教、古籍、出土文献研究等相关领域的发展道路、主要学术成就、研究特点等，进行了全面回顾和总结。例如，赵世瑜《改革开放40年来的明清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1期）从“双重学术背景下的明清史研究”“变迁与连续性”“国家·社会·人”“从区域史到全球史”等方面，对40年来明清史研究进行了归纳，认为明清史研究的特点是既注重传统研究领域，又在环境史、科技史、艺术史、医疗史、身体史、性别史等方面异军突起。

另外，学界还分析了40年来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缺憾。例如，包伟民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辽宋夏金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1期）一文指出“研究方法的缺失感”“对时代定位的困惑”“平面推进与议题枯竭的矛盾”“作为双刃剑的新技术”等问题。魏明孔《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1期）一文，对中国古代史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建议，“我们要更多关注现实，整理发掘更多经济史资料，加强理论与实证的结合，逐步建立中国传统经济史话语体系”。晁福林《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先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1期）则指出：“学界应意识到纯粹的出土文献研究的局限性，应当以更加系统的思维来看待春秋战国史的研究。”

相关研究的回顾、总结以及对存在问题的分析和对未来研究的建议，将进一步引导新时代中国古代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在传统研究领域持续发力

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等传统研究领域，依然是2018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着力重点，相关领域新作迭出，不断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持续向前发展。一方面，中国古代史研究继续关注学界长期讨论的大问题，如关于商代族邦、周公摄政、唐代科举制和府兵制、宋代重文轻武思想、明代万历朝鲜之役等。对于这些重要的老话题，学者们或通过新视角、新材料等进行“再研究”，以期进一步揭橥问题的真相，例如柳立言《北宋评价武人标准再认识——重文轻武之另一面》（《历史研究》2018年2期）等，或对老话题中研究的薄弱环节进行新探讨，如金滢坤《士林华选：唐代博学宏词科研究》（《历史研究》2018年1期）等。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史研究又注重探索具体历史问题，将研究视角转向基层政权、社会及群体等，如关于明代县域基层政权的治理、镇戍营兵中的基层武官、清代前期中国南部乡村社会、秦及汉初的“庶人”、秦汉时期的“校长”等。同时，学界还注意在法制史、灾荒史、区域史、家族史等领域辛勤耕耘，不断拓展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

此外，传世典籍也颇受研究者重视，例如，运用《诗经》《尚书》《逸周书》《九歌》《仪礼》《大学》《墨子》等先秦典籍，探讨有关王权秩序、军事征伐、历史地理、地域文化、天命思想等诸问题，或者对相关正史及其编纂过程予以历史考察。中国古代史相关研究体现出既保持一贯重视“实证”和“考索”的传统，又注重利用历史的“书写”“叙事”和“阐释”等方式进行研究。

史学界对“丝绸之路”的讨论和研究热情有增无减，仅2018年下半年举办的有关“丝绸之路”及“一带一路”会议等就多达20余场。在具体研究中，专家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相关论文，厦门大学出版社还推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大大丰富了“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

对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视，以及对“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研究的关切，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史研究既立足于古代又心怀当下的人文情怀。

开掘出土文献和新材料

利用出土文献以研求中国古代史的相关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和潮流之一。2018年，学界主要围绕甲骨文、简牍、石刻、敦煌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档案及民间文献等，开展多方面探讨，取得不俗成绩。以简牍为例，相关研究涉及清华简、北大汉简、悬泉汉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尹湾汉简、睡虎地秦简、肩水金关汉简、上博简、岳麓书院秦简等10多种，讨论了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及重大历史事件等诸多问题，例如贾丽英《秦及汉初二十等爵与“士下”准爵层的剖分》（《中国史研究》2018年4期）一文，利用简牍对秦和汉初爵位系统的层次划分及“公卒”阶层等进行探讨，增进了人们对于秦汉“爵层”制度的认识。再如石刻资料，既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大量新问题的重要“发祥地”，也是解决此前传世文献所不能解决问题的重要史料，史学界利用颇多。

大批新资料的利用，也是今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亮点之一。这些新资料涉及简牍、石刻、黑水城文献、古籍纸背文献、海外汉籍等多种，成为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例如，海昏侯墓的发掘是近年来学界的一件大事，墓主人刘贺的相关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黄今言《从海昏侯墓出土奏牍看刘贺的举动与失落》（《史学集刊》2018年5期）一文，利用该墓出土简牍，探讨了刘贺在海昏国四年中的政治举动、心理愿望及其无奈、失落的境遇，为认识刘贺在海昏国时期的真实生存状况及其死因等提供了线索。再如海外汉籍，主要指有关古籍和古代官文书，这些资料也成为探讨新问题的重要前提，例如范金民《清代书吏顶充及顶首银之探讨》（《历史研究》2018年2期）一文，讨论了此前学界未关注的清代书吏顶充及顶首银问题，在该问题的讨论中，日本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处所藏的江浙“顶首文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佐证资料。

可以说，出土文献和新资料已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发现新问题、探索新学问的重要抓手，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也渐成当下学术研究新潮。

总之，过去的一年，学界在回顾与反思中，不断探索中国古代史未来研究的方向和路径，同时立足于传统研究领域，推陈出新，积极利用出土文献和新材料，寻求多样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创新中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