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崛起、战国时期称雄的大国都在与中原文化早期发育重心有一定距离的边缘地带获得发展机会，形成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各具特色的文化。对于这些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政治实体迅速强盛的形势，《荀子》的说法是“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史记》卷四《周本纪》说东周形势：“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也说：“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秦崛起于西北，后来逐步富强，竟击灭六国，实现统一。

秦政对中国历史文化有长久的影响，是人们熟知的事实。考察秦人早期活动的足迹，有益于理解秦文化的原始基因与历史走向。对秦早期历史，王国维、蒙文通、郭沫若、卫聚贤、翦伯赞等学者，很早就进行过认真的探究。近些年考古学的突出进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比如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联合进行的秦早期文化遗存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这是此前未曾有过的协同合作方式，成就了考古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成功经验。

近年来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的综合探索取得很多成绩。如西北大学史党社著《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西北师范大学陶兴华著《秦早期文明追迹》（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10月），天水师范学院雍际春著《秦早期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8月）等著作，对于“秦人”“秦族”“秦夷”“秦文化”的历史渊源进行了探究，特别注重考古学收获与文献记载的结合，研究各有推进，实际上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协同合作。

雍际春《秦早期历史研究》总结了“传统的东来说与西来说”以及“新东来说与西来说”，论证嬴秦为华族而非戎族。对于秦人先祖“女脩”“大业”“伯益”的传说与事迹有所考论，就夏商时代的嬴秦历史以及嬴秦西迁路线等也有新的分析。《秦早期历史研究》关于秦早期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天水“渭河及其支流和西汉水上游一带”的区域环境和考古发现，进行了注重环境因素与地理条件的论说。作者称这一空间为“天水‘两河流域’”。

渭水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正是在这里，秦文化得以孕生、发育。秦人在这里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他们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找寻适宜的发展空间，创造崛起的历史机遇，择定正确的进取路径。高天厚土，大江长河。秦岭陇山之间的高地，成为秦文化崛起的最初文化台基。

有的学者根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牍《楚居》的文字，推定楚人曾经在关中活动，后来进入丹江流域，转向江汉平原发展。如果这一判断能够成立，则楚人先祖也曾经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徘徊，进行过生存地域的选择。而通过《楚居》的内容确实可以发现楚文化早期发生的地理环境和丹江交通条件形成的关系，楚人曾经进一步涉足秦岭北麓是可能的。

我们注意到，秦岭以南的汉水及其重要支流的上游地方发生了两支文化，一是西汉水流域的早期秦文化，一是丹江流域的早期楚文化。这两种文化后来有不同的走向。但是起初相对中原文化中心区都是边缘化地方，而后则由弱而强。秦文化拓展到秦岭以北，利用良好的历史契机，入据关中平原，又逐渐向东进取。楚文化则由丹江通道南进江汉平原。这两支强劲的文化势力后来又都以中原为目标。正如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的，“楚文化的扩展，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并非夸张之词。”“随之而来的是秦文化的传布。秦兼并列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西汉水流域的早期秦文化和丹江流域的早期楚文化都与秦岭以南的汉水及其重要支流上游地方的开发有关，是值得重视的历史文化地理和历史交通地理现象。说到这里，我们又不能不联想到后来刘邦在汉中建国的政治实践。

以雍际春所谓“天水‘两河流域’”为舞台，汉文化走向成熟之后还曾有生动的表演。汉光武帝刘秀信任并重用的马援就曾经“转游陇汉间”，他的名言“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就在这里发表。东汉名儒马融也曾经“逡巡陇汉之间”。刘秀自称“既平陇，复望蜀”即成语“得陇望蜀”之由来。其战略计划的设定，应当是考虑到“陇”“蜀”之间的军事交通条件的。“陇汉间”“陇汉之间”似乎容易被理解为陇西、汉阳之间。然而可能性更大的是，“陇汉间”“陇汉之间”指陇山与汉水之间，或陇水与汉水之间。有迹象表明，“陇汉间”“陇汉之间”所指代地域是超越陇西、汉阳之间地方的。雍际春所谓“天水‘两河流域’”，正是“陇汉间”“陇汉之间”的重心地区。（作者：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8年04月10日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