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中国考古学的使命：其一，中国考古学的出发点是认识中国历史；其二，考古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既有其一套现代学术方式，同时又形成考古学中国学派；其三，中国考古展示与文明意识建构，关乎着中国之为中国、“我们是谁”的文化认同问题；其四，考古所揭示的中华文明的起源、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原理，具有既属于中国又超越中国自身的普遍性意义。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 中华文明 中国学派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中国考古学的出发点：认识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参考、印证、丰富、完善。”考古学是什么、考古学的目的，离不开考古与历史的一体关系，考古学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研究历史，这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同时具有对于历史的最为完整的记载，形成了世界上独有的具有通贯意识的“通史”写作，显示出中国在世界上最为发达、成熟而完备的连续性史学传统。近代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及其背后的西方文明的侵略、冲击下，其文化一度受到激烈的否定而陷入最低谷，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国历史也受到质疑，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风行一时的怀疑中国古史的疑古风潮。疑古思潮对中国上古史提出了全面的怀疑，这让考古学成为时代的要求。中国传统虽有金石学，但中国现代考古学是1921年诞生的，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同一年，夏鼐、苏秉琦等考古学家都曾指出中国现代考古学起源与五四运动的内在关系。

今天的中国正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根本上是文明复兴，中国历史传统剥极必复的复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由此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考古的“目的是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

中国考古的出发点是更好地认识中华文明，一方面是认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以考古成果来证实中国历史之为信史，祛除中国历史在近代受到的全面怀疑。另一方面是认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博大精深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深刻的文明原理，即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可大可久之道”，从而坚定文化自信。这一自信完全是建立在历史认识基础上的自信，是理性认识尤其是历史理性认识之后的自信。这是一种高度理性的自信，而这一来自历史的自信不同于西方的宗教。中国历史书写所具有的丰富性、完整性与通贯性，与中国考古发现的丰富性，可谓交相辉映。

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话语：建立考古学中国学派

考古学目的是为了认识历史，补历史文献之不足，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问，有其独有的学问方式，其地下考古形成的地下实物的新材料、新证据与历史书写形成的纸上的证据形成了王国维所说的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中国一百年来的地下考古的丰厚经验累积正形成考古学中国学派。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81年提出建立考古学的中国学派的问题，他的弟子俞伟超当时总结考古学中国学派有三个特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区系类型理论；再就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学派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它搞清楚。”三个特征的第一个特征是中国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指导思想，第二个特征则是中国考古学学科自身独有的理论与方法，中国学派的任务与使命则是中国学派的第三个特征，即搞清楚中国文化源远流长。

俞伟超在其《考古学是什么》一书中将考古的工作分成三个层次。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第一层的基础，更进一层到第二层则是俞伟超指出的“历史复原”，他认为历史复原需要采用“综合研究法”。中国历史复原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夏商周三代与五帝的历史复原。基于历史在中华文明传统中的重要性，中国历代王朝专门设有史馆，有史官来修史，修史、修国史是国家行为，尤其是盛世修史。中国考古学继承了国家修史的传统，而有国家层面的重大考古工程。时间、年代是历史真实纪录的基础。所以，先是1996年“九五”期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举国家之力，调动各学科来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确定夏商周的确切历史时间，形成《夏商周年表》。然后是“十五”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从夏商周再上推到尧舜时代，以考古材料来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其中重要的是对六大重要遗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而对于可能的尧、禹都城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则可以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在“揭示本源”上，考古工作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所以，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加强考古资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工作，提高考古工作规划水平，要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总体安排，集中力量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这是中国特有的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在考古上的体现。三皇五帝、尧舜禹、夏商周不止是意味着历史年代的悠久，更重要是其所代表的中华文明的“道统”，即文化价值观的统绪与延续。

考古学在第二层的历史复原的基础上再进一层到第三层，则是同样重要的解释的工作，这也是历史解释的工作。考古发现体现在考古遗存、文物上，俞伟超提出文物研究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文”。“文”不仅是生产力，还有聚落形态等反映出的社会组织结构与精神世界。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除了确切的历史年代的时间断代外，同样重要的是考古材料对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整体性研究。这些研究关涉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一些根本性特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考古成果还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些重大成就为我们更好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了一手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社会、历史意义。”

以上考古学三个层次的综合性研究，统合而言是对于中国作为文明体的整全性研究，这正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所指示的方向。

中国考古学何为：“大观在上”的考古展示与文明意识建构

“大观在上”的考古展示。考古发掘是将地下材料展现于世，中国考古所反映的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也是需要在展示中更直观、鲜活地得到体现，这是考古实物材料较之书本历史书写的独特性所在。《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形而上之道需要在形而下者即显在的、肉眼可见的考古发现中展示出来，所谓道器一体而须臾不可离。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考古“三个展示”的“道器一体”意义，即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展示的意义就是《周易》“观卦”所说的“大观在上”“天下服矣”。三个展示是由内而外不断扩展而蔚为大观的整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充分说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各个时代的古代文明发展成就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我国先民在培育农作物、驯化野生动物、寻医问药、观天文察地理、制造工具、创立文字、发现和发明科技、建设村落、营造都市、建构和治理国家、创造和发展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讲话中所包含的两层意思要在古今一体、中华文明延续性的高度来理解。第一是中国在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各个时代的古代文明发展成就上都走在世界前列，由古而知今，今天的中国将重新回到历史的荣光；第二是先民在科技、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全方位的成就，在这里尤其要注意对于科技与“建构和治理国家”的政治成就的强调，今天的中国也将继承、发扬古代中国在科技与政治上的领先成就。晚近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认识到现代国家的官僚制，中国早在两千年前的秦朝就已确立，中国在这点上领先西方世界两千年。而西安兵马俑正是对于此点的最直观、最壮观的展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说到第三个展示时，提出“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强调中华文明在思想体系、科技以及制度上的贡献，这里尤其要注意郡县制、科举制在世界文明史上所具有的独创性。这也要在古今一体、中华文明延续性的高度来理解，即今天中国的制度文明也将像古代中国的郡县制、科举制一样具有制度独创性。展示的意义正是在“活起来”中才能成为滋养，活起来的关键，是建立考古发现的展示背后的中国历史文明与我们今天的深刻关联性。

建构中华民族的文明意识：“我们是谁”与历史认同。中华文明早在西周周公“制礼做乐”时就已发展出高度成熟的人文性的文明，这点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宗教性特点形成鲜明对比。孔子褒贬历史的春秋笔法所显示的历史写作、历史诠释，在以人文性为特点的中华文明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功能与意义。因为中华文明延续的关键，是依靠中华民族的文明意识所形成的内部凝聚力，而中华民族的文明意识的延续主要是靠《五经》所代表的经学以及史学，而“六经皆史”则道出经学、史学之间所存在的紧密的相互转换关系。包括《史记》《资治通鉴》《通典》等史书中通贯一体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意识。中华文明传统的大一统的“大国政治”需要有“大国历史”，唯此方可保证中华文明的“可大可久”。

中国是世界史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经历了历史上的一次次的衰而复兴，中国之为中国，是对于历史的中国“道”的延续与发展。中华文明早在西周就已是人文性的文明，今天中国人的“我们是谁”、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离不开历史认同。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史学在今天承担着自觉建构中华民族的文明意识的使命。由此我们能更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历史、考古教育对于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重要意义。

基于中国历史在今天“我们是谁”的文化认同中所具有的关键意义，就必须反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考古工作在历史领域斗争中的意义：“历史文化领域的斗争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考古工作，用事实回击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各种歪曲污蔑，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伟大文明复兴：通过“考古中国”而古今一体地深刻认识今天的中国。传统之为传统，一定是如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中华文明传统正如川流不息的流水，无分过去、现在、未来之水而连续不断。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而来，诚所谓古今一体，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

古今一体的意义除了文化认同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在中华文明史的历史纵深中更深刻地认识今天的中国。苏秉琦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划分为六个文化区，并进一步概括为面向内陆与面向海洋这两大区。今天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湾区、京津冀、成渝等区域发展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六个文化区不也是似曾相识吗？其中的粤港澳大湾区放在文明史视野中来看，即是面向海洋。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同时具有面向内陆与面向海洋的双重面向，这就是文化基因所在。历史学家李学勤在其《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中提出“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的问题，李学勤的答案自然是不远。

俞伟超提出，从事考古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人们的世界观，这是前面所说的考古学的三个层次之上的第四个层次。他费心探索东方的公有制问题，包括过去的公有制和未来的公有制之间的关系，思考公有制背后的人类共同体意识，一再用到“人们共同体”这一他所心仪的概念。作为一位考古工作者，他深刻体会到“只有理解当代，才能理解古代。现代社会是理解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这一思考具有考古学的方法论意义。

历史学家杨向奎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的研究提供了同样的例子。这本书的研究结论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大量商、周考古材料的基础上，他在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指出，上溯先秦之礼乐文明，是为了中国之“文艺复兴”。今天中国考古学的使命是中华文明的复兴。

从考古学家对于考古学目的的思考中，我们可以更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中国的古代文明发展成就都走在世界前列，这也是一种文化优势，过去的中国具有领先性，今后的中国还会继续领先，中国将重新回到历史的荣光。但这种领先的荣光不是自动的，是干出来的，是需要“斗争精神”的，是要结合深刻把握中华文明为何能够延续的“可大可久之道”的实践干出来的。这一实践本身将铸就现代中国的新文明传统，展望这一伟大的新文明传统，将如孟子所说：“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中国考古学对于世界的贡献：提升、建构普遍性的文明原理

光辉之大，照耀的不仅是中国，而是如太阳的光辉普照四方。这正是考古发现展示的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这些重大贡献背后是“形而上者谓之道”的文明原理。

考古学研究是“为了今天”，除了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之外，还有对于世界的贡献。中华文明本身的连绵不断的历史过程，包涵着大量可说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一般性（普遍性）内容。这种重要性，不是其他地区可以取代的，俞伟超提出：“实事求是地探索我国古文化、古文明的具体发展道路并从全球角度来抽象其一般规律，自觉地从‘为了今天’的目的出发来进行研究，应当就是当前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考古学家张光直将世界的文明分为两类，认为中国是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西方文明则是一次次断裂的次生道路文明。中华文明作为原生道路文明，具有普遍性意义，而一次次断裂的、次生道路的西方文明反而是例外的，未必具有普遍性。更早之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日本人、欧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国历史为标准，所以把中国史的发展视为不正规，但这却是谬误的。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确是真正顺理成章，最自然地发展起来的。”

中国考古学的使命是要从原生道路的中华文明中提升、建构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原理，这一普遍性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宋明理学所说的“理一分殊”意义上的普遍性。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科技部新型举国体制战略研究专家）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求是》，2020年第23期。

②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理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④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⑤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⑥[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