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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两个领域聚焦程度较高，其影响超出历史学界，成为年度学术热点：一，为纪念《新青年》创刊暨新文化运动发起100周年，多家刊物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二，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抗战史研究学术活动众多。在其他研究领域，也各有拓展和深化，呈现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史学理论和方法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调，“关注理论”的呼吁虽时有所闻，总体观察，对史学理论的探讨似难以形成合力。这一情况在2015年度有所改观，主要表现为对唯物史观的阐发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计算机技术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引起学者关注，量化研究续有探索；新革命史、口述史等方面也出现了理论化的努力。

肯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对历史研究的作用，在历史学者中具有高度共识，但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参与讨论的学者普遍认为，应回到马克思，研读原典，全面准确地理解唯物史观，切实回应时代和现实的挑战。

瞿林东认为，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第一，进一步营造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理论氛围；第二，运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总结、阐释中国史学的理论；第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获得新的结论。庞卓恒提出，许多原来相信唯物史观真理的人现在之所以不相信了，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讲的唯物史观理论存在着不彻底而不能服人的缺陷。吴英认为，对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适应特定的历史需要而形成的，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准确、偏颇和简单化的理解。回到马克思，准确解读原著，对唯物史观重新做出解释，并依此对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做出解析，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也是恢复唯物史观活力及影响力的关键所在。张越则更为强调发展唯物史观必须有开放的学术气度。面对各种新的历史理论、方法，唯物史观应当积极吸收其合理成分和优秀成果，在兼容并蓄中体现自身的优势，而不是置身于世界史学潮流之外。

唯物史观决非学术研究的装饰，其生命力体现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借纪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先生诞辰100周年之机，《近代史研究》集中发表了8篇文章，围绕刘大年的学术著作、学术思想及学术活动展开评述，展现史学大家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宏观建构和史学问题具体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之精妙。

历史虚无主义是对唯物史观的反动。2015年度，有多位学者撰文，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卜宪群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在史学领域弥漫，向文学、影视、网络传媒流传，而且打着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以“理论化”“学术化”的新姿态出现，从虚无中华传统文化、虚无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历史观，直接走向虚无马克思主义、虚无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道路、虚无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于沛认为，当今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政治思想领域和学界泛起，虽有诸多表现形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而正是在这个立场上，历史虚无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历史观有了共同语言。郑师渠强调，人们尽可以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多面相见智见仁，却不应否定国人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主线这一基本的历史认知。现在有人固执地否定国共斗争最终的胜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将问题归结为所谓中共“不光彩”的“权诈”，这是一种不愿直面历史的自欺欺人。武力认为，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与大量非历史专业者进入历史写作有关。历史研究应有大视野、是非观，不能以个人好恶来评价历史。

学界通常将“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作为20世纪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相互竞争、轮流主导的叙事范式。徐秀丽对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范式”之争进行回溯，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目标的调整影响了史学研究范式的变化。源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范式”概念，与“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微妙的契合，但也在引入伊始即出现了有意无意的偏差。旷日持久的“范式”之争，就其学术方面而言，最终达成了具有建设性的共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范式，应当“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这一共识对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赵庆云认为，用“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平行发展和对峙来梳理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书写，可能过于强化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遮蔽“革命”叙事内部的分歧和紧张，因而有必要注意“革命”叙事中“民族”与“阶级”这两个维度的消长。正因为近年来在“革命”名词下实质内容的置换或重心的转移，才使得“革命”与“现代化”两种叙事有“并存互济”的可能。

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便捷、高效、准确的史料搜索和加工整理工具，日益成为治史利器。李中清等学者高度评价利用数据库进行历史研究的价值，认为量化数据库推动的是“求是型学术”，即通过统计分析从大规模系统数据中挖掘新事实、产生新认识。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不仅有助于历史学科自身发展，更能够促进跨学科、跨国界的学术交流与融合，并为全面深入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特征、平衡东西方学术发展做出贡献。周祥森认为，在电子文明时代，历史学家从过去热衷于研究时间性的线序“过程”转向考察空间性的块面“场所”，电子传媒技术推动下的当代史学形态出现“空间转向”。

更多学者对此抱持更为谨慎的态度，提醒学界必须重视并正确处理系统读书和按需搜集资料之间的关系。乔治忠指出，历史研究不能单单依靠电子资源，特别不能因为电子资源便于利用，养成懒于寻求其他各种文献的作风。王子今认为，实现学术进步的主要因素，是先进思路的开拓和新出资料的公布，并不在于计算机技术作为研究手段的简单应用。陈爽发现，技术手段的更新，并没有带来终极意义上的学术思维革命。数字化时代的史学论著呈几何级增长，学者成为批量生成“个案研究”的工匠。在数字化时代，有必要提出回归传统：其一，“读书得间”，数字检索不能替代读书；其二，要有意识地探究史源；其三，要重视异说，消化反证；其四，慎用数理统计；其五，要强化文献学的知识训练；其六，要重视文法。

二、晚清政治史

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19世纪已经渐行渐远，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学术关怀和研究重心也随之向20世纪转移。总体上看，除清末新政研究外，2015年的晚清政治史研究相对冷寂。但由于近年来挖掘和出版了大量新史料，在晚清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与相关人物研究上，仍有若干比较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面世。

刘晨利用清代官方档案，对萧朝贵的重伤情形和死亡时间做了考证。作者还对太平天国“天父”杨秀清与“天兄”萧朝贵的关系做了重新认识，认为“天兄”与“天父”之间并非纯粹的同盟、挚友，两人在合作共事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矛盾。朱从兵考察了太平天国丞相官职的演变，认为太平天国的丞相官职大体分为虚衔和实职两大类，各类丞相在前后期的演变情形，符合中国历代丞相制度的基本规律。后期太平天国的官职已丧失了基本功能，偏离了设官建制的原初动机；太平天国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权，还是作为一场运动，其失败都具有历史必然性。在太平天国的对立面研究方面，邱涛对清廷和湘军集团在筹建长江水师过程中在统帅人员的调配任用、饷需和船炮军械的购置管理诸方面所展开的权力争夺做了考察，认为中国海军近代化的历程从一开始就被延误。

尚小明为甲午战败后长期受谤于世人的洪述祖辩诬，认为各种关于洪述祖甲午“丑史”的记述都是不实的。甲午期间的洪述祖虽然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其对时局的认识颇有眼光，其遭遇颇有值得深思之处。陶祺谌就甲午战争后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聘用的日本军人展开考论，认为整体而言，他们是张之洞为推进近代化建设而引进的外国人才，但本质上是日本对华扩张的得力工具。

马忠文对甲午战后第三次大借款过程中张荫桓、李鸿章、翁同龢三人的微妙关系做了深入考察，既揭示了借款过程中列强的争夺，也揭示了清廷内部的权力之争和私人恩怨。陈忠平利用在北美新发现的档案、碑文等资料，对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建人、诞生地、分会总数、会员构成和主要活动等做了订正和补充。贾小叶对戊戌政变前后“康党”这一概念的复杂流变做了考察，认为“康党”指涉的流变与戊戌政局的变动有复杂关联。在变法的视野下，“康党”最初是指康门师徒，后逐渐向康门师徒的支持者扩张。戊戌政变发生之初，政治上的“谋逆”与否，成为清廷判定“康党”的主要依据；之后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本来被清廷判为“逆党”的“康党”却出现了与“新党”混一之势。李文杰通过比对《随手登记档》《清实录》《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档案文献，对光绪帝亲政前的习批奏折做了探析。光绪帝在亲政前5年，就开始用朱笔批示奏折。这些朱批并无行政效力，是光绪帝在翁同龢、孙家鼐等帝师的指导下，为成年后亲政进行的所谓“习批折”的政务训练。

韩策研究了科举改革与诏开进士馆的关系，认为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诏开进士馆是翰林院及新进士培养与任用层面的重要改革，是在最高层调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关键步骤，在科举改制中具有标示风向的意义。李在全论述了现代中国首批司法官的产生、基本结构和特点。清末司法官群体呈现“新人不新”“旧人不旧”的面貌，其中不少人还成为革命者。高俊通过研究宝山县的教育会，认为教育会在地方教育行政体制确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在学务活动实践中累积的经验，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顾建娣则从旗人书院的角度，论述了晚清变革对旗人书院的课程设置、授课内容等方面的影响。

三、民国政治史

民国史研究是近年来相当活跃的学术领域，会议众多，论著丰富，论题广泛而深入。2015年度在民初政制、央地关系、抗战与建国、人际网络诸方面均有新论。

国会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制度遗产，但对国会政制的质疑几乎与对其追求同时产生。杨天宏考察了民初国会存废之争与民国政制的走向，他指出，对代议“然否”的质疑产生于这一制度建立之前，而在国会政制实践逾十年之后，质疑之声再起，且很快由“然否”转向“存废”，其结果，是在未明确否定国会制度的情况下取消了现存国会。在这一过程中，被认为体现直接民主的“国民会议”主张被提出。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政制设计与实践证明，直接民主在实际运作中难免因“僭代”而发生畸变，结果走向民主政治的反面。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和违约责任，从中可见民初政法乱象。严泉考察了1919年11月至1920年5月靳云鹏第一次组阁的相关史实。从政党政治与院会关系来看,安福系在院会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有其制度原因,但因“军绅政权”的制约,院会之争无法长期停留在宪政轨道上解决,最后还是演变为直皖战争。

学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弱势独裁”政权，地方实力派的制约是其施政的最大障碍之一。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央地关系、派别关系的探讨一直是民国政治史领域特别具有吸引力的研究课题。段金生从“政治区域化”的视角考察从护国运动到1927年后作为政治区域团体的“西南”产生与分解的过程。他认为，政治区域化是民国政局的一个重要内容,西南军阀即是政治区域化的产物。刘文楠以新近出版的名人日记为基本材料，重建了1931年至1934年蒋介石与晋绥地方实力派的互动博弈，并将其置于当时“攘外安内”的大背景下,分析中央与地方如何从各自利益和诉求出发,寻求符合各自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中共的崛起让原本复杂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加微妙。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藏区,国民政府中央随即电令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加以“围剿”，但这一举动遭到了马步芳、刘文辉等川康青地方实力派的强烈质疑和反对。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否认了前电,严令藏军不得逾越防地。奉调、误会与假托成为整个事件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关键词,涉事各方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进行着各自不同的注解。在由局部抗战走向全面抗战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也曾出现相当程度的紧张。刘丽丽通过梳理《中央日报》对马占山部抗战的报道，折射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走向，并探讨其对新闻舆论的引导和抗战动员宣传方面的策略和作用。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因应战争需要，国民党在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汪朝光对这次临全大会进行深入研究，认为这次大会在国民党史和抗日战争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的最大亮点在于政治路线的调整。但《抗战建国纲领》的多方面内容，并未在抗战中实现，最终使国民党“抗战”获胜而“建国”失败，也预伏了其在国共角逐中失败的远因。学界对于战后中国对日议和政策的研究，大多以1952年的《日华和约》为主要对象，段瑞聪则聚焦于1945—1949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议约的构想。对日和谈在领土、政治、经济、军事、赔偿等方面的要求几乎都是纸上谈兵，这些未解决的问题也为后来的中日关系埋下了对立的种子。

抗战中的国共关系错综复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关系逐步由合作走向摩擦，前后出现三次国民党反共高潮。期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间的两年多时间内，国共关系相对稳定，且在1942年夏一度重启谈判，蒋介石甚至主动提出要与毛泽东会晤。金以林对毛蒋会晤酝酿、提出和流产的过程进行细致考察，指出双方差距过大，是谈判不了了之的重要原因。此后不久，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国共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抗。1944年，在豫湘桂会战期间发生了豫西民众袭击国民党败军的事件，史称“豫西民变”。郑发展指出，豫中会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军纪败坏，对地方民众的抢劫和袭扰，远远大于民众对军队的袭击；袭击军队的是当地的土匪，与中共豫西党组织并无关联；“民变”一说不能成立。

吴景平在人际网络中深入研究宋子文，探讨以往未被学界重视的面向。他考察了宋子文与孙中山的关系以及在其政治生涯初期与蒋介石的关系。抗战初期，蒋介石经常起用宋子文承担重要财政军需任务,由于体制和人事的原因,却未给予他任何实际职衔,这些情况也导致了战时国民政府财经决策和高层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近年来对国民党派系纷争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学者仍对相关问题尤其是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关系保持浓厚兴趣。陈红民依据蒋介石日记，对胡汉民被囚事件做了细节考证。段智峰指出，1936年胡汉民欧游归国,国民党派系政治的潜流激荡。蒋以根除西南问题为依归静观其变,胡则在入粤前后态度陡变，蒋胡关系复归僵持。胡去世后,南京的丧葬措置亦羼杂若干政治考量。蒋之政治生涯走向，国民党的发展路径,皆因胡之突然去世,而不免发生若干变化。

四、中国革命史

在“新革命史”视野下，中国革命史研究近年来有比较大的拓展。2015年度，在苏区史、革命与动员、阶级路线、中共与抗战等方面均有新见。

苏区史是革命史研究的传统话题。2015年，何友良出版了《打土豪，分田地——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河北人民出版社）。该书回归历史情境，全面剖析了土地革命的现实基础、农村土地关系、农村权力格局的调整、市场体系与经济结构的变更，并对变革中突起的文化教育、妇女解放与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新思想的传播与接受以及土地革命的形态转换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杨会清探讨了中央苏区的“土围子”问题。中央苏区大量存在的“土围子”,不仅严重影响苏区的革命动员,也对苏区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打“土围子”在当时党内受到非议,但从革命与秩序的角度看,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优待俘虏”政策起源于朱毛红军时代，后来不断发生变化。在战争年代，优待俘虏其实是一个相当高远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人虽极尽努力，但囿于残酷的现实环境，很多政策并不一定能够落实。

应星通过对北伐前江西中共党团组织网络的研究,分析了中共早期组织发展中两个关键的“制度环境”:学校与地缘。中共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嵌入民国政治和教育格局中,另一方面嵌入传统社会关系中。另外，中共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对世家子弟或富家子弟的资源多有借助。李里峰考察比较了中共在抗战和内战时期不同时代背景下乡村动员策略的演变脉络，并分析了中共在整个革命年代乡村动员的延续性特征。无论抗战时期还是内战时期，中共乡村动员都以获取农民的参与性支持、认同性支持和物质性支持为基本目标；为实现此目标，又总是以利益之满足、身份之建构和情感之唤起作为基本的动员手段。贺江枫考察了1948年申九“二二”工潮，这次工潮是工人经济诉求、国民党派系斗争和中共城市革命三重因素互相叠加、彼此作用的结果。中共以不同政治面貌出现，充分利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发动城市革命。黎志辉对“革命动员”的研究模式进行了反思，主张以“革命传播”的视角取而代之，认为这一视角有助于结合革命动员论和社会结构论两者的长处，拓宽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进路。徐峰以妇女独立团剃光头为例，探讨革命中妇女的认同问题。近代中国妇女投身革命的过程，也伴随着妇女身体政治化的过程。妇女的革命与妇女自身的解放、民族的解放交织在一起，使得原本属于个体的身体被不断建构和社会化。

阶级路线在中共理论和革命实践中至关重要，区分阶级的难度在于中间阶级，即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富农。李志毓认为，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共曾判断，中国小资产阶级不能接受中共的领导和纲领，因此力图发展出一个能代表小资产阶级并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国民党“左派”来领导国民革命；国共分裂后，一些既不认同国民党反共屠杀，又不认同工农武装暴动的知识分子，在论证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基础上，展开对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讨；而中共则为确立自身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开始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由此将“小资产阶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概念，转化为一个指向内心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开启了中国革命中的政治主体自我反思、自我约束的历史进程。《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刊发了孙启正的《苏区时期中共“反富农”问题的逻辑分析》、曾耀荣的《土地革命、反对富农与苏维埃政权改造——川陕苏区政权建设的思考》以及谢芳青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对富农的双重限制政策：以中央苏区为例》3篇论文，从不同的视角对苏区时期中共的富农政策进行了反思。

围绕抗战中的中共这一主题，学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杨奎松指出，广为流传的中共“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方针说没有事实依据，后来所谓的中共抗战初期发展规划，不过是对1940年初中共军事发展实际结果的一种描述或总结罢了。作者还对抗战时期阎锡山与中共关系的发生、发展、变化做了系统考察,并对导致双方关系破裂的复杂因素及其后果进行解读。于化民对中共开辟华北游击战场决策的历史脉络和基本史实作了考察，认为华北地区广大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把战争引向持久战的方向，为夺取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抗战时期，中共所开展的多种形式的对日作战中，地道战为人熟知。黄道炫探讨了冀中地区地道斗争兴起的背景和实际运作及其背后蕴含的复杂政治、军事内涵。他指出，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对日敌意，是日本在华控制的致命伤，也是中共得以进行地道斗争的基础。在中共动员全民抗战的浪潮中，华北各根据地的妇救会作为妇女工作的主要载体，扮演了重要角色。王微指出，为了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保证抗战大业的顺利进行,华北地区的妇救会不断地进行探索与调试。最终的结果是革命让位于传统、性别让位于革命。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民族复兴的重要时代机遇。自由主义者以“中间道路”相号召，形成了不同于国共两党的民族复兴的蓝图设计。卫春回以自由主义政论期刊对中共的评价为切入点，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路线、共产党的性质、共产党现行政策及其政绩三方面展现自由主义期刊中的中共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