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四川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谭继和研究员（钟永新摄，2012年10月27日）

【人物简介】谭继和，1940年出生，四川开县(现属重庆)人，长期从事巴蜀文化的理论和应用研究，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为四川省社会科学学科带头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著有《巴蜀文化辨思集》《巴蜀文脉》《仙源文化》等，提出“泛巴蜀文化说”。

【阅读提示】：

◆开展巴蜀文化研究，政策图解式的媚时研究不可取，卖旧铜钱式的媚俗研究不可取，必须要以学术独立的精神，拿出“唯陈言之务去”、有真知灼见、能切实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的研究成果，这样巴蜀文化研究才能真正得以振兴。

◆ 对于巴蜀文化来说，要弄清楚巴蜀文明的生长及其发展趋势，就不能不研究巴蜀的地脉、水脉和文脉。

◆ 走向多区域文化的比较和联合研究是当前地方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学问之道当重论文

钟永新：谭会长，您好，您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首先请您谈谈能否您是如何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同时您曾师从我国史学大师徐中舒先生治学多年，前辈学者给您哪些学习体会感触?

谭继和：我的小学、中学都在大巴山区的开县度过的，我的文史基础得益于当时开县中学的一批老师，这些老师多是抗战时期留下来的毕业于名牌大学或国外大学的学生。

其中语文老师杨谨伯先生对我影响最大，杨先生教我们读《诗经》《史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教写诗填词的格律，作文都是在课堂上一节课时间做完，然后评点。我最喜欢听的是每周作文的课堂评点，总希望杨老师把我的文章评为第一。

有次进初中，第一次历史课考试，我得了10分，受到点名批评，感到很羞愧，从此在煤油灯下坚持背历史。由于功夫下到了，成绩自然有了，以后每次历史考试，除了偶尔几次99分外，我几乎都是100分。正是靠着这样的学习培养，中学时代的我对文学和历史有了特别偏好。

谈及我读书的最初目的，其实是为了生存需要。因为穷，吃饭有一顿无一顿。小学四年级时，我看见初中招考广告有助学金，就提前考了中学，这样又有书读，又解决了吃饭问题。从1951年到1965年，我就依靠国家助学金，从初中一直读到副博士研究生毕业。所以我是国家养活和培养起来的，我所擅长的首先应该报效国家，就这么一个朴素观念支撑着我。

后来我考入四川大学读书八年，川大历史系是当时的王牌系，像徐中舒、蒙文通、缪钺、冯汉骥、赵卫邦、胡鉴民、谭英华等一批名师给我们上课。毕业后，我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先生主持的《中国通史简编》编写组工作，又有幸接触范文澜、黎澍、蔡美彪等先生。我觉得我一生最幸运的是幸遇明师，而最大的收获是师德、师风和师学影响。

先师中舒先生是位学问精深、卓然特立的史学大师。20世纪60年代我有幸在徐师门下做研究生主攻先秦史。“文革”后我由京返蓉，每年又数次向先生问候起居，实际上又继续得到徐师的授学答疑。

徐先生显得有些讷言敏学，他和我们除了谈学问，似乎就没有其他可谈的。以我这样的鲁钝资质聆听先生的循循教导，只感到瞻之如不可及，忽焉若有所悟，可谓“见道弥深，仰之弥高”。

徐师一生的学术精义主要体现在其众多的学术论文之中。学问之道当重论文，这与现今浮躁之学动辄为书是不相同的。

先生的另外一笔宝贵遗产是口头教诲和辨析问难，其中经义可得之于内而不可言传。我虽然有幸多次亲聆，但真正能懂得的并不多，做过的笔记历经劫灰也仅存数种，比如先生亲自批阅我的论文《左传与国语的逐条对比》就不知去向了。

郭研未来主题是文化立国

钟永新：您同时兼任四川郭沫若研究会会长，十余年前在《“新世纪郭沫若研究”笔谈》中提出要“从中国文化走向反观真实的郭沫若”，现在过去十余年了，能否介绍下郭沫若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发展趋势?

谭继和：如果从1921年郑伯奇关于《女神》诗集的第一篇评论算起，郭沫若研究至今已有90多年了。最近10年来，研究的深度广度都有新的开拓，多元化、现代化、国际化成为郭研新视野。

其主要成果有：

1.举办了七次大型的国际性和全国性研讨会，研究主题出现向郭沫若的文化道路，特别是向学术焦点和社会热点问题集中的趋势。

2.探讨郭研的现状、挑战和机遇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蔡震对郭研“热与冷”、“正与反”、“读与解”三大悖论的分析。

3.研究方法与视野出现新拓展，“回到郭沫若本身”成为学者共识，有学者还提出要回归郭沫若文本“零”的研究起点，出现向学术、历史和哲理三大空间探源、转换思维的趋势。

4.在郭老学术研究与政治生涯纠结复杂的关系方面，出现马克思所讲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而非空言谠论的可喜研究现象。

5.以郭老“把马克思请进文庙”的思想为代表，探讨郭沫若对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

6.关于《女神》研究集中在郭老文化创造精神和固有传统坚守的探讨，这是在前十年《女神》内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新研究基础上的深化。

7.用“重建新的人生”开展对郭沫若与创造社关系的新研究。

8.以“甄别考辨”为宗旨推动对郭老研究史料和文献整理考据的思考。

正如周扬所说，郭老属于过去，属于今天，更属于未来。而未来的主题是“文化立国”，所以今后郭研未来最有前途的发展趋势应该是文化中国研究的拓展与深化。郭老一生为文化中国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财富，研究传承这些财富是我们用之不尽的养料资源。

巴蜀文化研究如何振兴

钟永新：您是巴蜀文化研究的名家，成果很多，曾撰文提出“巴蜀文化共同体”、“仙源文化”、“神奇、神秘、神妙的西蜀文化”等极富特色的文化意象，请问怎样认识理解巴蜀文化?巴蜀文化研究应该如何振兴?

谭继和：现代巴蜀文化研究已经开展半个多世纪了，过去一直认为卫聚贤在1941年最先明确提出“巴蜀文化”，其实早在1934年7月9日郭沫若在“致林名钧”的信中，就根据广汉出土的玉石器提出了蜀文化的概念，并预言：“四川到处会有新的发现，将展现这个文化分布的范围。并且肯定会出现更可靠的证据。”后来三星堆文化的惊人发现证实了他的预言，郭沫若才是(就文化学意义而言)最早提出“蜀文化”概念和课题的第一人。

巴蜀地区具有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相融合的综合性，呈现出自然与文化结合的“三神”(神奇、神秘、神妙)特色，这是巴蜀特色文化的历史优势。其文化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古巴蜀文明从始源开始到辉煌发展，包括古巴蜀从古文化到古城再到古国，直到古方国形成的历史过程，其中特别呈现出巴蜀青铜文明的神奇特异和巴蜀玉器时代的神圣瑰丽。

第二阶段是秦汉至唐宋元时期巴蜀文化出现两次繁盛发展，突出表现为“扬一益二”。如果放在世界城市文化史上考察，唐宋成都在世界城市普遍衰落的中世纪，也是位居当时世界发展前列的城市之一。

第三阶段是明清时期巴蜀市民社会的文化因素增添了新的发展活力，体现在有川味特色的市民文学与下层群众文化和俗尚游乐文化兴盛起来。

第四阶段是近百年来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巴蜀地域文化，在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下，迈着蹒跚步伐进入现代化社会，巴蜀文化也从古典形态转换为现代形态。

巴蜀文化研究有过三次高潮：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但相比于楚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的研究还显得相对滞后，在研究队伍组织、条件改善、资金投入等方面都显得薄弱。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向、段渝、赵殿增、谭继和、陈世松等学者对巴蜀文化开展了有价值的回顾评议、展望和预测，但从文化学角度看，巴蜀文化的文化学理论、文化史研究和各门类文化的研究都还远远不够，至于巴蜀文化的基本性质特征、发展进程和衍变规律还需要作拓荒性研究和理论性建设。

我认为开展巴蜀文化研究，政策图解式的媚时研究不可取，卖旧铜钱式的媚俗研究不可取，必须要以学术独立的精神，拿出“唯陈言之务去”、有真知灼见、能切实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的研究成果，这样巴蜀文化研究才能真正得以振兴。

重续巴蜀历史文脉

钟永新：您曾专门撰写出版了《巴蜀文脉》一书，请问在中国文化视域下如何看待和延续巴蜀文脉?

谭继和：此书是我的老师隗瀛涛教授给我出的一个题目，原来我写成巴蜀文化，文“化”与文“脉”，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内涵却大不相同。

历史文脉实际包含地理、水文、人文的文脉，对于巴蜀文化来说，要弄清楚巴蜀文明的生长及其发展趋势，就不能不研究巴蜀的地脉、水脉和文脉。

从横向空间发展看，巴蜀地区盆底以汉族为主体，盆周以少数民族为主体;从纵向空间看，巴蜀文化是伴水而生的文化，它以江源文脉为主线，以岷江、金沙江、嘉陵江、涪江水系为文化走廊，形成为扇形辐射状文化同道。

巴蜀文脉主要指巴蜀人选择性结构模式，包括“意识性结构模式”和“非意识性结构模式”，前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者是物质文化遗产。表现为生活方式的静穆与灵动、封闭与开放相结合的两重性。归纳起来，巴蜀文脉的鲜明个性体现在：

1)独有的江源文明。

岷江古称“江源”，为江、淮、河、济“四渎”之首。江源文明是中国水利文化的源头，大禹治水使用的“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分洪方法就是古蜀人治水经验的产物，后发展为“乘势利导，因地制宜”的上善若水的治水精神，创造出了都江堰无坝自流引水灌溉的世界奇迹。

2)古蜀文明发展的中轴线。

以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和战国船棺葬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群，从北到南串联起成都平原众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巴蜀城市文明发生时期和巴蜀青铜文明鼎盛时期的众多遗址遗存，构成为古蜀文化发展的中轴线。

3)秀冠华夏的文化巨人之乡。

巴蜀地区从汉代出现“以文辞显于世”、“文章冠天下”的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和扬雄，再到初唐文坛革新第一人陈子昂、盛唐诗仙李白、北宋文宗苏轼、明代著述第一人杨升庵、清代百科函海大家李调元、当代文化巨人郭沫若等，都是在当时全国文坛居于鼎堂地位。

4)中华民族智星孕育地。

诸葛亮作为民族智慧的化身是以三国时期的蜀国为沃土而成就的，诸葛亮的智慧思想、军事谋略和治国之道以及公忠体国的高尚品德是三国群星中最闪亮的部分。

5)中国诗赋文化圣地。

赋圣司马相如故里在今南充市蓬安县，成都是他的又一故乡。诗宗陈子昂是射洪人，今留有金华读书台胜迹。诗仙李白青少年时期的故里在今江油市青莲乡，现有李白故宅陇西院、太白读书的大小匡山等遗迹。诗圣杜甫历经蜀中成都草堂、梓州草堂和夔州草堂三地，诗风顿挫更为沉郁，格律精熟更加完美。北宋诗豪苏轼的故乡眉州被陆游称为“郁郁千载诗书城”。

6)巴蜀是仙源故乡。

巴蜀文化神秘性最奇异之处是蜀人以“仙化思维”为特征的文化创造想像。“古蜀仙国”指从三星堆的古蜀都邑到金沙遗址的古蜀王都皆是重仙文化。“洞天福地”指有最早的天师“正一盟威之道”的发源地——大邑鹤鸣山，最早的道场——四川青城山，最大的教化治——彭州阳平治，历史最早的道观——成都青羊肆。

7)“普贤文化”发祥地、佛教石刻艺术之乡和中国禅游地。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峨眉山是普贤文化的发祥地。以天真皇人传说为源头的仙山文化与佛教禅宗文化相结合，又形成以“仙禅”为特征的普贤文化，峨眉普贤文化实际上是圆融仙道思想在内的大乘禅宗文化。

8)蜀女自古多才。

三言二拍就多次讲过这点，历代才女出现汉代卓文君、唐代薛涛、五代花蕊夫人、明代黄娥、近代黄稚荃，等等。

9)“文人城市”的性格特征。

成都的个性特色在于是座“文人城市”，四川之所以成为“天府之国”的优良人居地，与自古以来即重游乐休闲有关。

当前面临着历史文脉的保护传承同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尖锐矛盾，出现城乡个性消亡、功能结构雷同、风格特征缺乏，“失去记忆的城市”有增无减，为此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和真正认识巴蜀的历史文脉及其走向，使之特征真正得到孕育凸显。

全新多元的非遗保护模式

钟永新：我关注到近年来您不断在为四川非物质文化的遗产保护奔走呼吁，并提出四川文化线路遗产计划，请问您是如何开展实践的?

谭继和：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具有川味特色的文化遗产。其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川味形成悠久。

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特色历史传统。

二是巴蜀人浪漫主义的传统。

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较，更有活态流变、口传心授的特色，集中表现为巴蜀人富于想象、浪漫奇特、神奇梦幻、不循故辙的思维特征。具体体现在从三星堆、金沙古蜀人的诡异，到司马相如大赋自由驰骋;从成都平原出土的东汉说唱俑的诙谐，到李白奔放纵横的想象;从古蜀仙道和道教的仙化思维，到郭沫若的泛神浪漫;从川剧的变脸，到多民族歌舞的丰富，并集中展示在四川民族、民俗、民风的方方面面。

三是工艺独特，勇于争先的传统。

例如首创世界雕版印刷术和世界纸币交子的制作工艺，又如开凿世界最早的天然气井“火井”和到明清时世界最深的盐井“卓筒井”、“燊海井”等。

由此可把四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六大类型：一是源于唐代“蜀戏冠天下”传统的戏曲与曲艺系列，代表性的有川剧;二是文昌文化与德孝文化系列;三是巴蜀特色的民族民间的音乐舞蹈系列;四是以大禹故里传说，格萨尔王故里、史诗为代表的民间口头文学系列;五是民间美术工艺系列;六是民间节庆信仰习俗系列。

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态性与记忆性，需要全新多元的保护模式。创新性保护有传承性、生产性和原真性封闭保护三种手段，这有助于文化延续和创造，也可以从中唤醒民族记忆、激活民族活力，在实践中应该不断探索不同的保护方式，更不必千篇一律，千种一面。

大禹对中国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钟永新：您在大禹研究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参编《夏禹文化研究》，撰写发表《禹生石纽简论》《大禹精神与华夏文明》《大禹降生文化的复兴——〈大禹故里〉序》《大禹颂》等，请问如何认识大禹对中国文明的意义?

谭继和：大禹文化与水文化有关，也与三星堆文化有关，更与羌文化有关。从上古神话、古史记载、考古发掘中不难发现夏禹与蜀文化的同源关系。可以说，三星堆、金沙遗址等古蜀文化资源与大禹文化都有内在的联系。如果将这众多的闪光点聚合起来，则是一张大禹文化的大品牌。

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是西羌出生地、嵩山河洛建都地、会稽大禹汇聚邦国实现华夏大统一的标志地及最终葬地，这三地是大禹文化西兴东渐的三大标志地。

谈到大禹对华夏文明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1)扩展了中国人生存地域的版图;(2)把华夏文明提升与升华到“中华大一统”的“国家意识”的境界;(3)成功推进了五帝以来各族认同中原文明为中心的文化中心地标的凝聚和形成。故而大禹被认为是治水兴农的先师、国家文明初祖、中华民族的奠基者、中国九州山水综合治理的第一人。

今天研究传承大禹文化的关键，是看能否把有关大禹文化的历史记忆、历史信息，特别是以大禹为象征的有关民族与国家认同感的历史遗产，包括大禹精神与文化符号，以及与大禹有关的各种禹庙习俗恢复和传承下来。

这就需要深入进行大禹文化内涵与历史底蕴的发掘，也需要把大禹作为民族精神家园象征的文化信息化为相关产业的载体，这是增强华夏理想和华夏价值观，特别是增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最有价值的工作。

走向多区域文化比较研究

钟永新：您提出要重视岭南文化与巴蜀文化的现实交流与合作，请问如何看待当前地方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谭继和：前些年我应广东省巴蜀文化研究会的邀请做了场学术报告，会后交流，得知他们在广东不少市县都开展了许多“寻根巴蜀、立足岭南”的工作。由此我也得到一点启示，即走向多区域文化的比较和联合研究应该是当前地方文化研究的新趋势。其意义体现在：

一是打破各地孤立研究本地文化状态，把研究重点转向区域文化间的交流、融汇与互相影响。

二是坚持本土文化的解读权和话语权，不囿于西方强势文化的语境思维和研究范式。

三是加强各地共有精神家园和地域文化神韵的研究，促进地域文化传承体系建立。

谭继和先生部分著作书影

【访谈手记】谭继和先生为文化巴蜀建设和巴蜀文脉的重续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心血，令人感佩不已，或许正是得益于巴蜀学者们代代相系的不懈努力，才真正推进了当代巴蜀文化的走向复兴。(钟永新)

注：本稿2017年首发于（北京）立身国学网，后2018年被中国报道网转载收录。

【文图丨钟子先生，自号釜溪散人，作者原名钟永新。系立身国学网编委会编委、人文频道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