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西方史学传统而言，不同时期的历史学虽然风采各异，但都是以“求真、人文、垂训”为核心，以各自的方式来诠释史学传统，演绎出缤纷多彩的史学形态的；19世纪的历史学亦是如此。在“历史学的世纪”里，史学得到空前发展，史学的专业化、科学化日渐成型，历史学的独立地位逐步稳固，其中兰克及其学派居功至伟。应该看到的是，独成一派的兰克史学虽然特质鲜明，但其特质是脱胎于“求真、人文、垂训”这一史学传统；兰克史学所彰显出来的特征是自古典时代以来西方史学传统在19世纪的一种演绎。故而，倡导西方史学传统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兰克史学传统也是极具有意义的。

晚年兰克

一、兰克与兰克史学传统

兰克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但每论及兰克史学，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兰克史学实践中所彰显出来的特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兰克学派的史学传统。大体而言，兰克史学实践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如实直书”。兰克曾在《拉丁与条顿民族史》前言中宣称，历史工作者的研究目标就是“如实直书”，强调“严谨的事实陈述，……无疑是历史编纂学的最高法则”。在兰克看来，历史著作的基础是史料；史料的准确性得到保证，也就保障了历史著作的真实性。史家运用“外证”、“内证”相结合的方法考证史料，通过语法、体例等史料表现形式判别史料，就能形成对史料的正确认知，就能获取历史事实。按照兰克的理解，运用史料批判方法获得了准确无误的材料之后，只要史家如实直书，以公正客观的态度，站在中间立场上叙述史实，所写的历史著作就能反映真实情况，历史学定能成为一门有着完善学理体系的独立学科、有着精确严谨研究方法的科学。

在史学实践上，兰克的《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等著作均以翔实细致的史料考证而著称。他在史料考证上的杰出贡献，促使“历史研究从建立在个人回忆录基础之上，转变成为建立在档案研究基础之上”；兰克成为“研究档案这一崇高事业的真正首创者”，他在《对近代历史学家的批判》中提出来的史料考证方法，是历史研究者“学习技术处理的最好导论”；而“如实直书”也成为兰克史学最重要的治史传统。

其二，政治军事史学传统。就史学范式而言，兰克史学承袭了修昔底德所创立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在兰克观念里，史著应“翔实地探讨每一个处在十分活跃或者霸主地位的国家、政权以及个人”。历史研究者通过探讨这些政治内容，“就能够更好地把握这些事物发展的主要脉络、它们的发展方向以及决定它们行为动机的思想观念”，最终更好地理解整个历史。在这一观念的驱动下，兰克及兰克学派的历史叙述大多围绕列强以及精英人物展开。此外，兰克学派强调历史研究需要有确实可信的大量史料为基础；而古往今来遗留下来的原始材料，按材料所涉及的内容而言，绝大多数属于政治外交军事内容的档案文献。因而，倡导史料考证方法、对档案文献材料极为推崇的兰克学派倾向于采用政治外交军事等档案文献来撰写史著，其历史著作则以政治军事为主题。

从兰克学派的史学实践来看，兰克所撰写的《拉丁与条顿民族史》、《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史》、《英国史》、《萨伏那罗纳传》、《华伦斯坦传》等著作无不是以政治军事为研究对象、围绕精英人物展开叙述的。可以说，政治军事史学传统成为兰克史学另一重要标识。

其三，“习明纳尔”。自1833年起，兰克召集弟子开展专题研讨。在研讨班上，学生自由选择研究课题、集体讨论，间或穿插兰克的评判。这便是对后世历史教学研究工作影响至深的“习明纳尔”专题研讨班。

在专题研讨中，兰克注重让学生自己动手从事历史研究。他曾选取当时研究最为薄弱的中世纪史作为研讨班的主题，允许学生根据各自专长与需要，选择不同的研究方向，而后所有参与者聚在一起，共同讨论各个研究成果的得与失。兰克在整个过程中只强调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与理念。兰克这种寓教学、研究于一体的“习明纳尔”成果斐然。在兰克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研究里，这种专题研讨班培养了众多史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兰克最忠实的弟子魏茨曾说，正是兰克习明纳尔的成功推广，历史研究人员的培养“规范化，有了正式的地位与必要的资金来源”，历史研究有了原则与规范，促使投身历史研究的专业人士日见增多，并为“德国历史学带来广泛的荣誉与影响”。就此而言，兰克虽不是第一采用研讨班之人，但他是推广研讨班这一史学实践、历史教学模式的巨擘；而“习明纳尔”专题研讨班也是兰克史学实践中最有影响力的标志。

二、兰克史学传统与西方史学传统

从表面上来看，兰克史学中的“如实直书”、政治军事史学传统、“习明纳尔”专题研讨班与西方史学传统的“求真、人文、垂训”两者之间似乎并无联系。从本质上来说，兰克史学传统是源自西方史学传统、是“求真、人文、垂训”传统在19世纪的展示。

首先，兰克史学的“如实直书”，实际上是古典时代所形成的“求真”史学传统的另一种更为系统的表述；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确立的求真原则是兰克史学所倡导“如实直书”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

兰克幼年时就曾读过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少年求学之时，他又将这部著作当作古典文学典范来阅读。在莱比锡大学时，兰克曾“把大部精力用于研究古希腊历史学家，尤其是修昔底德”；兰克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以修昔底德的哲学为研究对象。1854年，兰克在提到修昔底德时，忍不住称其为“历史著作的真正创造者，至今仍旧无人能超越”。在兰克心中，修昔底德始终是学习的典范，而修昔底德的求真原则是其建构“如实直书”史学传统的重要理论来源。

与修昔底德不同的是，兰克不仅在方法上使人相信历史学的科学性，还从信仰上强化对历史学科学性的绝对信念。兰克认为，“历史实际上是一种上帝显现的历史”，人类历史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就是体现上帝的意图，故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之行为实际上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上帝的安排，而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所安排的一切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史家研究历史只不过是把早已存在的历史事实考订出来，辅以无色彩的叙述，就能使过去的历史在文字上还原，这是上帝的安排，也是上帝意志的体现。这样一来，借助宗教信仰的力量，兰克完善了“如实直书”理论体系，从更高层面上强化了“求真”这一史学传统。

其次，政治军事史学传统与西方史学的“垂训”传统。兰克认为，“从过去所发生的事物中得出对国家本质的认知，并指引我们理解这种国家本质，这是历史任务。而政治的任务是，在成功地认知并理解国家的本质之后，继续并发展这种国家本质”。历史研究有一研究任务，即探讨事件的原因与前提、事件的结果与影响，以及准确地区分人类的意图、分析那些导致一些人失败而另一些人成功的经验教训。这些对现实政治是一宝贵财富，它能促使现实政治认清自身的能力，尽可能地避免错误。在兰克看来，“历史不仅仅提供给我们关于以往时代的丰富知识，而且还有助于当今各个国家的改革”；现实政治需要历史科学作为其施政的辅助知识——历史学科可以通过解释某一政治问题的由来而避免了其根深蒂固的种种弊端。

虽然历史研究无法为现实政治提供一种现成的解决方案，它只能是以经验教训的方式，提示政治家们避免某些错误。但是，现实政治绝不能因此而舍弃历史研究的辅助作用。在兰克看来，没有对过去历史的了解，“人类将因此而退到野兽的水平上；每一件事将因此而像是在蒙着眼睛的游戏”。没有了过往的经验教训，现实政治将因妄图在“杳无人迹的路上寻找更新、更好的事物”，最终落入“一潭死水或者肮脏无比的沼泽地”。没有了历史研究为指导的政治，是盲目而愚蠢的。

第三，兰克史学传统与西方史学的“人文”传统。所谓人文主义史学传统，就是通过史学来表现人的价值和人性的真实社会性。从西方史学的人文传统历程来看，兰克史学完全契合西方史学的人文传统，而且在19世纪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中对“人文”传统做了独特的阐发。

在兰克及兰克学派的著作中，几乎只有人事没有神事，人始终是兰克学派关注的唯一焦点；即便是涉及到宗教问题的史著，如《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史》，也没有神意，只有诸如王侯、红衣主教、教皇等精英人物。在其著作中，兰克秉着求真的精神，对各种未经证实的神迹一概一笔带过，仅仅将其视作一种存疑的荒诞说法记录在案；在《对近代历史学家的批判》中，兰克曾对奎昔亚迪尼著作中所记载的神迹嗤之以鼻，毫不留情地指出这种神迹的荒诞与可笑。

此外，兰克将历史研究融入现实之中，也体现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阿尔贝蒂在《论命运与幸运》中借神之口宣称：“人啊，你应当停止探索上帝的奥秘。你和任何有血肉之躯的人都应当知道，天神们只允许你们把眼皮下面的事情弄清楚”。关注当下的人与事，就是人文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从兰克的著作来看，其史著充满了现实的意图。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稳步向前发展，使得我们不再对产生于以往时代的那些问题有兴趣，而是只关心与我们时代有关的各种问题”。历史研究的兴趣也因此与现实社会政治的需要密切有关。兰克自己也坦然承认，正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促使他将研究历史的兴趣由古代转向了近代。

另外，兰克所倡导的“习明纳尔”彰显了人文主义的中心主题———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能力。兰克在教学中发现，对那些有志于从事历史研究的学生而言，仅仅只是通过课堂传授一些史料考证的初步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培养这一类学生，必须使他们对历史研究的整个领域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与了解，“以便今后在某项特殊研究中遇到细节时不至于不知所措”；而向这些学生传授知识的最好方式是，“仔细介绍一位学者的实际工作和个人活动才是可取的”。由此，兰克认为历史工作者的能力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而得以提高，研究者的潜在能力与创造能力是能经系统而专业的训练而提升；这实际上是对人文史学传统的一种阐发。

利奥波德·冯·兰克 （1887年）

三、兰克史学传统的现代意义

论及兰克史学的地位，阿克顿曾说，“他的七十部著作中没有一部是能够被人所超越或者说是部分过时的。这主要是因为他日益加强的影响，我们现今的历史研究才能取得如此进展，以至于最好的老师迅速地被更好的学生甩在了后面”。兰克对历史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无论是称霸二十世纪史坛的新史学，还是现今叙事史学的复兴，都与兰克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的每一步发展都建立在对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批判基础之上。就这一点而言，不明白兰克史学特质是什么，就无法深入理解鲁滨逊新史学、年鉴学派等名噪一时的史学流派，亦无法把握后现代史学理论的玄妙。

应该看到的是，新时代史学繁荣所带来的弊病日益突出，甚至出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过于忽视历史研究的历时性，将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把历史整体性化解为互斥的对象；过于强调历史研究的跨学科性，急于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解构史学，导致史学面目不清，史学的独立性在跨学科的专业性中呈现消解倾向；为挣脱传统史学的束缚，强调从理论体系上击破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藩篱，结果却陷入形而上的泥淖，将丰富生动的史学抽象为历史理论的构建模型，让历史著作的教化功能无处着力；过于强调理论优先性，忽视历史叙述对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使得史学论著文辞优美性特征日趋殆尽，史学著作可读性不强；过于淡化以人为中心史学的意义与价值，将历史领域变成了一不以人为中心或完全不存在人的现象；过于降低历史研究的门槛，人人都谈历史，在渐失史学严谨的戏说中毁损历史学的骄傲，等等。诸如此类现象使得史学自身赖以存在的特性濒临危境。

要改变西方史学这一尴尬境况，就必须将人拉回到史学的中心位置，重申人文主义主张，倡导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演绎史学的人文传统；巩固史学的求真传统，完善史料批判方法；凸显史学的垂训价值，强化以史为鉴的史学功能，从而重塑历史学的独特地位、彰显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提升历史学的学科魅力。而承认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中合理成分，在新时期弘扬兰克史学传统的科学元素，不失为一良策。

在兰克的话语体系中，历史学的独立性与历史研究者的专业性是构成历史学学科地位的基石。在他看来，历史学不同于文学、哲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治学，历史学有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与严谨的学理体系。故而在某种程度上提倡兰克史学所强调的史学独立性与独特性，突出史学研究的专业性与特殊性，弘扬兰克史学的“如实直书”，强调史学研究的严谨性与科学性，或可破解历史学独立地位遭遇挑战的迷局，让史学回归史学，恢复史学的本来面目。

此外，现今史学所面临的困境很大部分源自对叙事的抛弃，而兰克史学中的叙事性可以唤起对历史叙述的重视与复兴。克罗齐曾说：“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叙事作为历史学话语体系的主要形态是史学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在兰克的史学体系中，史学的叙事性，历史著作的讲故事特性，是史学的基石。在兰克的笔下，列强、精英人物所构建的历史生活虽然被戏剧性的偶然事件所支配，其所勾勒的历史画卷也因缺少层次性、色彩过于单一而令人生厌，但他对细节的刻画可谓完美。正是透过这种偶然性、不连贯的细节描述，兰克向世人展示了重大历史事件演进过程中精英人物复杂而丰富的内在世界，让读者通过精妙的历史语言窥见早已成为历史的过往。

再者，形式上具有美感的历史学是史学魅力的体现。虽则兰克史学著作枯燥乏味为人所诟病，但兰克从来都主张历史学应该具有形式上的美感。在他看来，“历史学与其他学问的区别在于，历史学同时也是艺术”。历史著作修辞严谨、文笔优美不但对于提升历史学的魅力十分重要，而且对于历史认识和研究历史是也是很有必要的。历史的垂训功能要得以体现、落到实处，历史著作必须能吸引人、具有可读性，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在严谨考证的基础上用清晰明确而优雅的语言描述历史真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兰克所期望的“历史著作比浪漫小说有趣得多”的目标。

兰克史学曾在19世纪西方史学界独占鳌头，兰克史学传统曾风靡一时，而20世纪新史学兴起之后，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史学范式曾饱受批驳、一度式微，但无论西方史学发展趋势如何，兰克史学在西方史学史的地位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其所奠定的兰克史学范式、所确立的兰克史学传统不仅彪炳史册，而且时至今日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