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把握世界格局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理念与新方略，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在理论上，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了马克思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认识，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共同体学说，生发于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与政策之中；在现实上，依据对世界发展大势及新时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思想内容上包含了政治、安全、发展、文化与生态“五位一体”的基本战略诉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从国家、区域与世界三个维度着眼，推动具体实践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依据；思想内容；构建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把握世界格局变化趋势所提出的新理念、新方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一系列重要的外交场合反复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衍生出一些区域性的共同体理念，为应对全球危机和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深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具体依据、思想内容以及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问题，是深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战略需要。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依据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60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对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全面考察的时代语境下，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的共同体理念、西方共同体学说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战略思想交汇而成的基本理论，所提出的对国际秩序的美好愿望和追求。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依据现实环境所形成和演化的关于人类与世界现实的深刻反思，也在理论基础上集中外相关理论为一体，是对当今世界现状的理论回应。“作为一种新型国际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有着厚重的思想基础。”[2]14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了马克思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认识，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共同体学说，生发于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与政策之中。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具有极为鲜明的持续性和延展性，彰显出了极其强大的生命力。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精神滋养：第一，“天人合一”的天下观。《尚书》中提出“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等，在中国古代，“天下”并不限于国土之内，而是被定义为“四海”“九州”“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等更为宏观的空间范畴；在价值理想上，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种超越民族的责任与理想，建构了中华民族“大道”的价值追求。第二，“以和为贵”的环境观。习近平曾指出：“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3]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始终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依循。第三，“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和而不同”是延续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价值思维，在这一思维的引领下，中国人民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道并行而不悖”的基本理念。“和而不同”理念不仅是处理国内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基本遵循，更是处理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关系的关键原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在新时代处理国际关系、打造新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财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历史根基。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汲取了马克思共同体理念中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曾多次使用“共同体”这一表述，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4]199这里的“共同体”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真正共同体”。为了论述“真正的同体”的范畴与理念，马克思曾提出“原始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等概念，站在自然历史的发展视野，从人的生存与发展角度，对共同体进行了进一步界定。在这一“真正共同体”中，“衡量人们财富的尺度将不再是拥有物和金钱的多寡，而是拥有多少自由时间。”[5]充足的自由时间是保证人的能力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的基本前提。可以说，马克思在其论述中系统地阐述了“真正共同体”的内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由马克思所提出的“虚幻共同体”走向“真正共同体”的重要阶段。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于“共同体”概念的认识与内涵的界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框定了基本范畴。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借鉴了西方文明中演化而成的共同体理念。“共同体”概念来源于拉丁文communis，指代普遍、共同。随着其概念的演化，苏格拉底等古希腊哲学家以及霍布斯等西方近代哲学家分别从至善的角度和自由的角度，对共同体进行过阐释。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曾经提出过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认为“民族共同体是最有利于实现人之幸福的生活形态”，在他的概念中，“共同体精神体现为一个民族、一个祖国和一种语言的感情。”[6]赫尔德不认同国家的概念，他认为，相较于国家而言，民族作为一种近似于家庭，但相对而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连接“枝蔓”，对社会成员的凝聚力和凝结度更高，其依据文化（Kultur）对社会成员的价值理念进行整合与连接。“共同体”这一概念真正进入学术界进行探讨则是斐迪南·滕尼斯的代表作《共同体与社会》。滕尼斯在赫尔德研究的基础上，用二分法的概念，从人类结合的现实中抽象地概括出人类生活的两种类型，即共同体与社会。在滕尼斯的概念中，“共同体的类型主要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体（家庭、宗族）里实现的，此外，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7]2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外交战略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诸多如“三个世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和谐世界”等基本外交战略理念。这些理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工作实践的系统总结与提升，更是一个不断深入理解世界，对世界发展大势进行科学分析与理性判断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则对中国共产党外交战略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创新，体现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愿景与期望。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依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8]58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秩序变革深入推进，和平与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当今世界也正面临着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和复杂的变化，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一方面，传统性危机仍然存在，另一方面，网络安全问题、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非传统性危机持续蔓延，人类面临着诸多挑战。全球治理环境的深刻变化既深刻彰显了资本逻辑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各国难以独自克服的内在困局，如周期性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等等，又促使着世界各国同心协力应对国际范围内的风险与挑战，形成全球范围内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意识，推动提升各国合力创造新型人类文明的行动自觉，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应运而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迈入新时代，社会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提出并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需要。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战略创新，是帮助中国人民在新时代背景下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指导思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舞台，就目前而言，以特朗普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逐渐兴起，中美贸易战进入僵持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助于遏制这一思潮和贸易战深入发展的势头，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得益彰，承载了中国对建设美好国家、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这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梦想，更承载了世界梦。面对世界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基本形势，新时代的中国梦更具有全球视野和天下情怀。因此“要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积极推动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注重阐述中国梦的世界意义，丰富和平发展战略思想”[9]。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容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时间推移和空间拓展的过程中、在党的实践过程中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进而形成并得以发展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中，逻辑逐渐清晰，范畴逐渐明确，内容逐渐丰富，形成了从政治到安全，再到发展、文化与生态的基本内涵，多视角、全方位地系统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内容。

（一）坚持对话协商，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

如前文所述，全球性挑战使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国家休戚与共、命运相连，任何国家作为国际事务中的行为体都是世界事务中的重要一员，都可能对国家之间的事务甚至世界事务产生重要的影响。面对当今复杂的时代背景，世界事务应该由所有的行为体共同参与，平等协商，通过对话与谅解的方式加以处理。事实上，和平始终是中华民族与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世界各国在不同时期都曾为寻求和平而进行某种程度的联合与协商，比如，古希腊时期的城邦，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威斯伐利亚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等等。这些区域间的结盟与协商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区域间的和平，但从历时性的视角来审视，这些结盟仍然引发了一系列争端与战争，无法维持长久意义上的国际和平。近年来，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利比亚等地区动乱频发，恐怖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也频频出现，和平对于一些国家而言更显得弥足珍贵。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对传统国际关系模式进行反思，突破区域间的利益藩篱，从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出发，推动国家间的对话协商交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诉求与政治内涵，是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上对世界大势的战略考虑。

（二）坚持共建共享，建立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安全问题始终是世界各国推行政策的首要目标和基本遵循，即使是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视域下，国家安全问题仍然是每个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全球化与多极化的时代，安全是共同的，不存在一个国家能够在其他国家动荡中“独善其身”，排他性的安全终究不可持续。同时，安全是一种综合体，是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传统安全与网络安全等现代安全的集合体，需要世界各个国家协同攻关，打破传统国际社会中以权力寻求安全的传统模式，在世界各国共同发挥作用的前提下，以普遍安全的基本形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方面，“普遍安全”意味着世界各国都要“恪守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深化双边和多边协作，促进不同安全机制间协调包容、互补合作，不这边搭台、那边拆台，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10]290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世界各国拥有平等参与地区和世界安全事务的权利和义务，形成全球安全的统一战线，通过共建共享的方式解决世界安全问题。

（三）坚持合作共赢，建立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

消除贫困，追求更富裕的生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中华民族的美好追求。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但由于资本逻辑的局限性，资本主义国家很快出现了经济危机并波及全球，全球经济持续性增长乏力。与此同时，全球发展的不平衡逐渐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增大，资源稀缺、环境问题等引发的一系列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显现。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强调统筹共同富裕与共同繁荣，以开放创新、包容互惠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推动世界各国参与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承认各国与各个民族存在着一系列利益矛盾甚至是价值冲突的基本前提下，协调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利益与价值理念，寻求世界各国的基本共识，提高发展的整体性、互惠性与共享性，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繁荣发展的基本前景。

（四）坚持交流互鉴，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文明的交流互鉴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1]24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国家试图通过消灭另一种文化来建立霸权，但最终都以自食恶果收场。可见，世界的建设与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一种文明，现代社会之所以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与复杂性特点，其重要原因在于文明多样性的深化发展。文明多样性的成因主要来自于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从自然的角度而言，正如黑格尔所说，“地理的基础……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12]82不同的地理区域有着不同的特点，社会成员为了在这些区域内生存与发展，就必然形成与其相适应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制度方式、思想观念等等，进而形成具有地域特点的文明。从社会的角度而言，社会成员的分工一旦划定，就超越了自然生态，成为文明多样性不断深化和推进的重要原因。分工使社会成员日益成为分属于不同领域的专门生产者，这些生产者们在自己的领域内日益生产出多样的制度、精神等文明成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文明多样性是世界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只有进一步推进交流互鉴，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换言之，也正是由于多样文明的和谐共处，世界才能够更加丰富多彩。正如习近平所说：“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3]

（五）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内涵。历史的发展说明，人类文明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自人类社会迈入工业时代以来，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开始逐步显现，在技术和资本的操纵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异常紧张。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为当今世界描绘了一个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突出要将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协调统一起来，在生态体系建设中不断努力。这既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优良传统，将生态环境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高度统一，又是“以人为本”理念的现代彰显。“以人为本”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强调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在当今社会，保护生态环境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既是在生态学意义上“为了人”的体现，又要依靠人，要使社会成员具有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意识，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价值理念。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一种抽象缥缈的思想理念，而是具体的、现实的，需要通过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各国人民勠力同心，共同努力，实现这一彰显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奋斗目标。事实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合作与交往的过程中，以构建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指向，在国家之间的交往维度上，形成了“中俄命运共同体”“中哈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等国家共同体；在区域之间的交往维度上，形成了“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区域共同体。从这一意义上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国家、区域、世界三个维度共同发挥作用，在不同维度上具体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工作。可以说，国家、区域、世界共同体是一个以国家为核心向外不断辐射扩散的同心圆，利益、价值、文化都显得十分重要。本文的建构路径是在着重回答各行为体与共同体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的基础上所提出的“非排他性”建构路径，即对于国家行为体而言，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解决国家内部的重要问题；对于区域行为体而言，应着重关注区域之间的利益平衡，使区域内部的国家行为体能够在共同体中享有“最大利益”；对于世界各国而言，由于关涉国家过多，利益协调固然重要，但更应寻求各国社会文化的最大共识，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基础。

（一）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要加快现代化发展进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发挥自身作用

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性日益加剧。要建立世界范围内关涉各个国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14]。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处于边缘位置，只有各国都不断加快现代化事业发展，“从边缘走向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可能实现。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者，应在加强国家建设，消灭贫困的基础上，在世界问题上积极提供中国方案，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筑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点。首先，为世界各国与区域间国家设置共同议题，增进共同利益。通过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国际交流平台，提出诸多具有引领性、全局性的战略性议题，在关注各国间共同利益的过程中求同存异，在汇聚其他国家利益共识与价值共识的过程中形成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行为准则。其次，为解决世界难题、缓和区域争端提供中国方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沿线各国民心相通，加强建设并持续完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网络，借助多边舞台，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向世界各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既要在一些领域内彰显中国形象，建立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又要通过中国自身的发展壮大，充分表现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8]10。再次，持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论支撑。任何理论研究都是为现实服务的，任何实践工作的推进同样需要理论的指导。当前，“逆全球化”社会思潮试图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要想在根本上与这种思潮争夺阵地，就要不断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研究，阐明中国核心利益、原则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容、目标等一系列核心命题，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与其他国家进行文明互鉴，扩大人文交流的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不断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理念变成现实，落地生根。

（二）从区域的角度而言，要扩大区域间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深化区域合作

“任何大国崛起，都需要一个可资依赖的周边依托带。”[15]长久以来，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方位的和平外交，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求同存异，深入推进全球性的国家合作。要深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实践，一方面，要建立区域间的各国利益共同体。“区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不能仅仅被视为空间上的邻近国家，而是有着共同利益取向、价值理念的空间与价值的集合体。以中国为例，中国基于与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与价值理念，建立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等超越地域的区域共同体，推动国家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战略性合作。另一方面，要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区域治理。区域治理就是要把治理机制应用至区域公共事务中，协调区域主体也就是国家的集体行动。区域事务是处于该区域的国家行为体所共同面临的集体事务，需要区域内的各个国家同时为之付出努力，充分考量各个国家的自身利益与价值取向，寻求区域间共同利益最大化，积极深化区域合作。

（三）从世界的角度而言，要夯实社会文化心理基础，建构世界范围内的精神纽带

社会文化心理是广大社会成员在实践活动中基于价值与利益的切实需要，自发性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共同”社会意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存在着政治、安全、发展、文化、生态等问题上的共性理念。尽管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异与价值冲突，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目标与理念相符，推动世界人民民心相通，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提供价值共识。首先，推动世界各国共生共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奠定坚实根基。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始终存在着缺此失彼都不能生存的一种共生性的关系。互联互通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推动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的全面共通共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其次，推动世界各国共识共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基础。共识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共同行为的基本前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强大力量在于凝聚世界各国的共有价值，建立国际社会价值共识。在此基础上，构建世界各国协同合作的政治秩序、价值体系与金融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共识并不意味着忽视各国之间在价值理念与利益上的差异，而是要在寻求共识的基础上，充分关注世界各国的差异性与特殊性，使每个国家行为体都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享受实实在在的收获。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陈岳,蒲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