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大体上是在21世纪初期该领域一批先行研究者最初定义的水利社会概念和类型学研究视野下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对于今后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走向，不妨从三个轴向来整体把握。

对外与对内的问题

对外要有国际视野，进一步推动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走向国际化，产生国际性的学术影响；对内要有理论创新自觉，提炼本土化理论，推动理论对话。在走向国际化方面，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和云南社科院郑晓云研究员率先做了探索和努力。2010年，李伯重在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基调报告就是“水与中国历史”，他指出：“中国这片土地上独特的水文条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三个伟大奇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为了有效利用水资源、防止水患，中国人民在治水和用水方面，也付出了比其他任何国家人民更多的努力。探究中国历史与水的关系，将为我们提供一个了解水对于长期的社会发展所起重要作用的良机。”笔者相信，对水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是完全有可能为全人类提供一个中国范式和中国经验的。相比之下，郑晓云对中国水历史、水文化研究走向国际化，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做了更多实际的工作。作为国际水历史学会主席、法国水科院院士，他一直在努力倡导和推动中国水历史科学的国际化。近年来，他在向国内学界介绍国际水历史科学发展动向的同时，倡导尽快建立中国自己的水历史科学。这种国际化视野和意识是值得水利社会史研究者学习和践行的。

在水利社会史理论本土化方面，如何突破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还是一个近期难以克服的问题，笔者曾撰文认为国家与社会理论在水利社会史研究中并不过时，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用新的理论尤其是本土化的理论来突破和代替它。有研究者曾提出用制度与生活、大传统与小传统等概念替换它，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地付诸实践。尽管如此，笔者发现，和国家与社会这一宏观理论相比，水利社会史研究者基于本土经验还是提出了一些中层理论，比如钱杭的“库域型”水利社会，笔者在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中提炼的“泉域社会”，鲁西奇提出的两湖“围垸”水利社会，徐斌、刘诗古提出的“水域社会”等。国内学界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可以从多个维度、多种类型的本土经验研究中提炼出更多更具内涵的理论和概念，不断进行充实完善，实现理论的本土化，进而产生国际性的影响力。

向上与向下的问题

向上要进一步建构水利社会史学科理论体系，向下要在区域实证性研究基础上开展跨区域比较研究。在建构水利社会史理论体系方面，近20年来国内学界已经做了不少尝试和探索。2008年，行龙就在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基础上，尝试从四个方面建构“以水为中心”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框架：第一，对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进行全面分析，并作为水利社会类型划分和时段划分的基本依据；第二，对以水为中心形成的经济产业进行研究；第三，以水案为中心，对区域社会的权利结构及其运作、社会组织结构及其运作、制度环境及其功能等问题展开系统研究；第四，对以水为中心形成的地域色彩浓厚的传说、信仰、风俗文化等社会日常生活进行研究。从这一简短梳理中可以看出行龙“水利社会”概念形成的理论脉络。同样，钱杭基于湘湖“库域型”水利社会的研究经验，也阐述了他对水利社会史的看法：“它以一个特定区域内，围绕水利问题形成的一部分特殊的人类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尤其集中地关注于某一特定区域独有的制度、组织、规则、象征、传说、人物、家族、利益结构和集团意识形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水利社会史，就是指上述内容形成、发展和变迁的综合过程。”他进而指出：“水利社会史的学术路径，就是对某一特定水利形式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的社会史研究，或者是对某一特殊类型水利社会的历史学研究。”两位学者的阐述均表明，他们对以水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体系研究充满兴趣。

与此相应的是，近年来两湖、江西和江南的研究实践表明，以水为中心，构建富有层次性的水利社会史学科理论体系，对特定区域社会开展综合性、整体史的研究已成风尚。鲁西奇阐述的水利关系、水利的社会关系和水利社会三个层次，江南和两湖研究中凸显的以水的研究为出发点，在水利工程、水利技术、水利管理基础上叠加生态、经济、文化、政区、政治等不同层面的内容和关怀，就能够实现对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总体性认识，进而实现从乡土中国到水利中国的转变。对此前景，水利社会史研究者应当有信心。面对当前国内水利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热闹景象，人类学者杜靖在回顾和评述众家研究之后指出：不论是社会史学家还是人类学家，在水利社会研究上应该关注水的三个层次，即“自然之水”“社会之水”和“文化之水”，尤其要重视三个层次的相互作用及之间的相互表达与投射。

欲成功构建整体中国的水利社会史理论体系，还需要研究者进一步眼光向下，影响和带动更多学者进行大量的类型化、区域性实证研究。在充实的经验研究和更多本土化概念不断提炼的基础上，方能实现对水利社会史学科理论体系的成功构建。

向前与向后的问题

向前就是要关注现实，关注时代和社会的需求，让水利社会史研究更接地气，产生能够服务于当前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的应用型研究。向后就是要考虑如何继续挖掘新资料，反思老问题，解决新问题，扎实推进水利社会史的资料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比如河长制、湖长制与水利社会史研究，大运河水利史与水文化遗产研究等，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社会需求，水利社会史研究者应当自觉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发挥学术优长，有意识地服务国家和地方社会当前发展的迫切需要，实现史学研究“鉴古知今”的治世功能。

在眼光向下，不断走向田野，开展与时代和社会需求相结合的研究过程中，才能调动更多的力量、唤起更多人的意识、更好地推动水利社会史的资料建设和长远发展。历史研究归根到底是一个搜集、整理和利用史料，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实践经验表明，近20年来的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论著，与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有关。从山陕民间水利碑刻、水利契约、河册渠册，再到两湖地区的赤历册、水利案牍，鄱阳湖的渔民水利文书，江南官员和士人的水学论著等，都表明水利社会史的资料挖掘还存在很大的潜力和空间。伴随着更多新资料的发掘利用，加之整体的水利社会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在不断提炼本土化理论和概念的基础上，将中国的水利社会经验推向国际，形成中国的水利社会学说。对此前景，我们满怀信心，并将全力以赴。

（作者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