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常建华

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与生活史紧密结合，引人注目。冯尔康在呼吁开展社会研究的论文中提出：“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与生活方式的运动体系”，它“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将“群体生活”“生活方式”置于社会史研究的中心位置。此后冯尔康在教科书中对这一阐述有所修正，强调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变化及其观念，产生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因素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一定义将社会结构和日常社会生活并置为社会史的主要内容，突出了社会生活的“日常”属性，同时将社会史置于总体历史范畴之内进行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

按照冯尔康的认识，我们尝试进行过社会生活的探索。冯尔康先生与我合著了《清人社会生活》一书。我在社会史、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实践中，深切感到在社会生活史已有一定研究的基础上，应当转化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社会生活史是以人的生活为核心连接社会各部分的历史，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应当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生活史立足于民众的日常活动，镶嵌于社会组织、物质生活、岁时节日、生命周期、聚落形态中。注意社会分层，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也必不可少。从日常生活来看国家，挑战传统史料认识；从生活方式的转变可以考察民族关系，进行不同文明比较，阐述社会变迁。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日常生活史在欧美等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特别是作为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如今的日常生活史已与物质文化史、社会性别史、科技史、医疗史、身体史、艺术史相融合，研究采用多种视角，成为跨学科的学问。欧美日常生活史学家尖锐批评社会科学史学“见物不见人”的特点，特别强调个人的作用。面对海外日常生活史研究产生的一批优秀学术成果，晚起的中国日常生活史应当将中外日常生活史的比较研究作为自觉的行为。表面来看，似乎是西方公私分立，中国公私相混。中国历史上公与私的生活及二者的关系与西方究竟有何不同，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事实上，尽管中国的生活史研究早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零星出现，但真正的大发展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特别是近些年日常生活史研究转向兴盛，有关研究成果恰如雨后春笋。我们依据学术规范，清理以往有关生活史的学术成果加以总结，这既是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也将工作的成果贡献给学术界，便于交流、讨论，以推进对这一领域的探索。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综述，概述了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现代学术研究中有关生活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之路，分门别类地介绍了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本书并不限于学术综述，也有对日常生活史理论与方法的讨论，如第七篇讨论资料相对丰富的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强调在具象而个性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突出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学和重视个人生命史研究的重要性，有助于理解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区分，对于日常生活史有着独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