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686篇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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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过去两百年的技术进步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推动了武器战争能力的提升。而关于军事技术的提升和传播到底如何影响现代社会政府组织形态问题存在着两种争论，以Skocpol 和Acemoglu为代表一派认为，现代社会的民主化是在统治者和民众之间讨价还价中形成的，军事技术的传播使统治者获得了更强的镇压反对者的能力，从而阻碍了向民主社会的转型。而以Tilly ， Besley 和Persson等的观点，军事技术传播导致了国家间的军备竞赛，国家被迫通过增加民选代表、保障产权等手段提升税收能力以维持战争资金，从而推动了民主转型。

为了更好的厘清军事技术传播和国家民主化转型之间的关系，Hariri 和 Wingerder 发表在The Economic Journal的文章“Jumping the gun: how dictators got ahead of their subjects”通过独特的军事技术传播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军事技术的“抢跑”（Jumping The Gun），即军事技术提升速度远快于经济现代化进程，使得统治者获得了更低的镇压成本，从而降低了国家向民主社会转型的可能性。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飞速提升，同样推动了军事技术突飞猛进。这些先进武器通常不会用在国内抗议早期阶段，警棍、催泪瓦斯等非致命暴力手段更加常见，但随着抗议活动的升级，政府会将军队介入作为“最终镇压手段”。此时，军队所使用的更具杀伤力的武器也被运用于镇压行为。过去200年间军事技术创新基本都发生在西欧、美国和苏联，而一旦某一国家在军事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创新，这一技术就会迅速的扩散到其他国家，甚至是最不发达的国家。

军事技术能够如此有效的传播的原因之一是军火往往是可贸易品，而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如人力资本、产权、金融市场等，通常都无法通过简单贸易实现，而是内生于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之中。军火贸易推动了军事技术的扩散，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军事技术前沿国家更新了技术前沿后，军备竞赛的压力会迫使该技术在临近国家快速传播。而旧装备则被交易到落后国家，从而形成了军火的二级市场，例如一战后德国向拉美售卖武器，二战后美苏向第三世界国家售卖武器。军火市场在二战后也变得更加政治化，各国政府往往将军事援助与政治目的挂钩，而私人军火商也在争夺市场份额，因此二战后武器装备的可获得性并不比19世纪低，而杀伤性却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主要关注步兵装备、机枪、大炮、坦克、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六种会运用于国内事件的武器，并收集了每个武器类型中具有重要技术进步意义的设计，总计29种（见表1）。突破性军事技术定义为该武器技术能够和前代武器有质的区别，或者在客观指标上有了飞跃，或者在军事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并且就上述三个条件与相关军事专家进行了确认。军事技术转让数据方面，二战后军事技术转让的数据相对完善，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SIPRI）军备转让数据库等。二战之前的军事技术转让信息则较为缺乏，作者最终使用了包括解密文件、统计年鉴、军工企业的对外交易数据、军事史研究二手数据等400多种数据源进行确定。最终得到1820年到2010年世界上的176个国家采用上述29中军事技术的具体年份信息。

表1 突破性军事技术列表

图 1 展示了最富裕的前 25%国家和最贫穷的后 25%国家的人均 GDP 变化趋势和突破性军事技术使用情况。可以明显看到，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人均 GDP差值一直较大，2010 年最贫穷的 25%人口的 人均GDP仅相当于最富裕的 25%人口 1820 年的水平。但是，军事技术采用方面两者却没有类似的巨大鸿沟，2010 年贫穷国家平均采用了 22 种突破性军事技术，这是富裕国家 1960 年的水平，而此时富国的人均 GDP 是穷国的近 10 倍。简单比较军事技术使用高于均值和低于均值的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似乎并没有明显差异（见图2a），但如果控制了人均 GDP 水平（见图 2b），使用更多军事技术似乎阻碍了国家的民主化程度。

图 1 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的人均GDP 走势和突破性军事技术平均使用数量

图 2 突破性军事技术使用数量高于（浅色）或低于均值（深色）的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更多的军事技术使用并不一定指向专制。为了更加清晰的识别军事技术使用与国家民主化之间的关系，作者采用了工具变量法进行因果识别。具体而言，作者关注一个国家采用的军事技术数量如何影响该国转变为真正的民主选举式国家的可能性。然而一个国家是否采用某种新军事技术存在内生性问题。作者借鉴了国际贸易研究中引力工具变量的构建策略，将国家间的地理距离与不相邻国家的军事技术采用相挂钩。

基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些共识，国际体系并不存在超政府的强力机构，因此各国都必须自己对自己的安全负责，这就导致任何新军事技术的采用都会产生连锁反应，从而使该技术通过邻国不断对外扩散。因此，一个国家是否采用某种军事技术，取决于该技术当前在其他国家的使用情况，同时也取决于采用技术的国家和该国家之间距离。基于上述考虑，作者计算了每一种军事技术的采用率，并根据国家间的地理距离加权，最后将每种技术的采用率加总，得到一个国家使用突破性军事技术的工具变量。考虑到工具变量的排他性假设，作者在加权中剔除了该国的所有邻国，并且剔除了美、英、法、德、俄五个超级大国。

使用上述这一工具变量，作者发现，平均而言，每增加一项军事技术采用，专制国家在该年实现民主化转变的概率会下降 1.1%。军事最先进的专制国家比军事最落后的专制国家多1.4 项军事技术，这使得这个军事先进的专制国民主转型的概率下降 1.6%。对民主制度持续十年以上的国家，增加一项军事技术会导致其民主转型可能性降低 1.27%，该影响在民主化没有被逆转的国家中也是类似的。而军事技术的增加对一个国家从民主转变为专制并没有显著影响。

军事技术使用是通过什么机制降低了专制国家的民主化转变呢？作者认为有两个方面，首先，军事技术的采用降低军队镇压成本，从而使之更容易充当镇压的最终手段。图 3 展示了使用事件研究法对各国发生国内抵抗运动前后该国民主化转型概率的图示，可以看到，当一国在第 0 期发生抵抗运动后，下一年该国向民主转型的概率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但是相比于采用低于平均军事技术水平的国家而言（图 3a），拥有高于平均水平军事技术的国家在发生抵抗运动后，民主化转型概率更低且更加不显著。

军队数量同样是一个潜在的影响机制。得到新军事技术武装的军队可能会更容易发动政变，但作者发现，新军事技术的采用对该国发生军事政变没有影响。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当权者通过新式装备来贿赂军队，另一方面新技术的采用扩大了军队规模，从而增加了组织管理成本，进而减少了军队成为一个整体反对派的可能性。

图3 抵抗运动与民主化转型概率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现代化技术进步的黑暗面。军事技术更快地传播使部分国家在经济发展不足的阶段获得了过于强大的武力手段，从而在国内的民主化博弈中获得强势地位，阻碍了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如果一个国家镇压能力的增长远超其经济增长赋予民众的能力，那么民主转型似乎就遥不可及。这一研究对我们深入理解现代化对国家的复杂影响，提供了来自技术传播负面影响的新视角，并且为我们在国家能力和政治转型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文献来源:Hariri, J. G., & Wingender, A. M. (2023). Jumping the gun: how dictators got ahead of their subjects.The Economic Journal,133(650), 728-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