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我国20世纪史学界中的老辈学者大多都知道内藤湖南这个名字,而当前治史学而留意于国外学术成果者也愈来愈留意于这位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学人。但是,由于内藤湖南的史学体系庞大而复杂,我国人文学界至今真正知其事而论其学术者,或知其学术而论其人者,则仅有寥寥数位,其所言者也大都是断片心得。钱婉约著作《内藤湖南的中国学》,作为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研究内藤湖南的专门性著作,多少体现了我国人文学者对于“日本中国学”所积累的学术资源,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并开始了较为体系化的深入的采掘。从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谱系考察,内藤湖南是属于20世纪初期日本“中国学”创始者行列的学者。日本的“东洋史”是以“中国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泛亚洲史”。内藤在中国历史、中国文献学、甲骨金石学诸领域中,都极为活跃,并有相当的业绩与成果,由此而构成的“内藤史学”成为日本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从传统的“汉学”走向近代“中国学”的桥梁。当然,在内藤时代,在所谓“万国文化”(即世界文化)研究理念的刺激下,引领学术界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从日本近世以及近世之前的“汉学”的窠臼中挣脱出来,而重新组合成为“近代中国学”学术的,并不只是内藤湖南一人。这一学术转变过程大约历经了三十年左右,它是先后由至少两代新进学者掀起的一场“学术狂飙运动”而共同推进实现的。

内藤湖南作为这一新学术中以“东洋史”研究为中心的学者,成为“京都学派”的奠基者之一,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本书作者正是立足于对近代日本“中国学”发生的总体学术势态的深刻认识和对于这一学术谱系的全面的把握,展现了“内藤史学”丰厚多彩的内容。本书特别注意到内藤湖南不是一个“学院派”学者。这位蜚声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学术巨擘,这位在世界著名的京都帝国大学主持“中国史讲座”整整二十年的教授,却只有中等师范的学历。他于1885年在日本海沿岸的秋田师范毕业之后,就步入社会。他所有的学业知识,没有确认的“导师”背景,完全是他个人的求知激情与坚韧的学术自学相糅合奋斗的成果。内藤湖南在成为学者教授之前,先是在大学围墙外的操觚界(即新闻界),继而在政治界舞文弄墨,而此种营生,却也正是日本人文学界“学院派”学者所不为而特别被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们所不齿的,此种“学院心理意识”一直延续至今。通观当今的日本“中国学界”,一个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的人,一个远离学术圈的人,几乎是不可能成为学界所承认的“中国学者”的。读者通过对内藤湖南个人生存经历的思考,可以体验到日本“中国学”形成时期所内含的“各路英雄聚会”的生命力,甚至可以扩展到对一般人文学科内在潜力的想象和判断。

本书对于内藤湖南一生与中国至为密切的关联以及此种关联与学术的连接作了精细的解读。日本传统的“汉学家”几乎都是闭门读书,自省体悟,偶有心得,辄记成篇。内藤与此很不相同,他经常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之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亲眼见到甲骨文并向国外报道的外国人,我推测他也是最早见到中国敦煌文献的两三个日本人之一。他在中国的人文氛围以及与中国诸多的人事交涉中感受中国和中国文化,并以此而形成了成就他学术的“文化语境”。其中,他与罗振玉、王国维诸人的“至交”,成为他在学术上激发自身创新意识的重要因素。内藤湖南的此种思绪心路,多少体现了当时日本“中国学”的奠基者们正致力于把传统做学问的“文献实证”的观念与方法论推向了“文化语境实证”的观念和方法论,这是日本“中国学”作为一种学术而具备“近代性”价值的体现。或许对于内藤自己来说,这是一种在总体社会意识和学术大趋势中所表现的“无意识”的行为,但就其对学术史的考察来说,正是这些“无意识”和或许“有意识”的学术痕迹,成为他们造就一门新学术的轨迹,成为留给后世学人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