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回顾了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历史,对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内容作了界定,强调物质文化在历史文化分区研究中的地位,提出要注重历史上人类先天心理和生理对文化的影响,指明加强文化因子的复原研究、加强时间断面与文化分区的研究中的重要性,重视人才计量统计中存在的问题,提倡用新思维和新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特别要注重研究者对区域文化的切身感受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的作用。

[关键词]区域文化历史地理思考

20世纪初以来许多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作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如丁文江、钱啸筠、梁启超、贺昌群、陈寅恪、史念海、藤朝大郎等都曾撰文研究中国文化地理及文化与地域的关系。1986年谭其骧先生在《复旦大学学报》第2期上发表《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一文。同年,周振鹤、游汝杰从中国方言角度对中国文化地理作了深入研究,出版了《方言与中国文化》 ,开创了科学运用方言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先例,为以后学者研究历史文化分区奠定了基础,影响十分大。在港台, 80年代严耕望先生撰《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一文,陈正祥撰《中国文化地理》 、《中国历史与文化地理图册》 ,为90年代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90年代以来,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方兴未艾,呈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系统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著述不断出现。

1991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赵世喻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一书, 1992年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了王恩涌的《中国文化地理》 ,虽然这两部著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地理著作,但其从历史文化地理的发生学角度来研究文化因子,对我们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是有积极影响的。1992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张永福的《中国南北文化反差》一书,该书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地理著作,但对中国南北文化的地理差异和产生的环境机理的研究,对历史地理学研究多有启示。

1993年张步天《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著作,该书对中国历史方言地理、民俗地理、学校与人才地理、宗教地理、艺文地理等方面作了系统的归纳,虽然该书有对研究基础交待不清的明显不足,但其在体例上的开创之功是应肯定的。1991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 ,标志着我国第一部系统断代历史文化地理专著的出现,也是我国第一部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地理著作。1997年程民生的《宋代地域文化》出版, 1998年王子今的《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出版。

1995年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一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单项历史文化因子的历史文化地理专著。

1993年缪世鸿主编的《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大量论文研究了中国历史文化地理。90年代以来,复旦大学在周振鹤教授领导下,在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方面取得突出的成绩。1997年周振鹤主著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出版,收集的专题论文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作了深入的研究,是目前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最深入和最高水平的论著。

第二个特点是区域文化和区域文化地理的研究成果更加突出。

在区域历史文化方面,近年来随着区域研究受到重视,各地区的文化研究成果众多,如辽宁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分别出版了三秦、齐鲁、中州、荆楚、燕赵、台湾、吴越、两淮、徽州、三晋、巴蜀、江西、八桂、八闽、滇云、关东、草原、琼州、陇右、西域、岭南、青藏、黔贵24个文化区域著作,影响十分大。不过,从每一本单独著述来看,其对区域内的空间和时间分析不够,历史地理学的味道不浓,但是从了解和研究中国各区域内的文化特征方面是有意义的。《中华文化通志》中的《地域文化》也对地域文化作了研究。一些区域文化研究的书系影响也大,如荆楚文化研究书系、客家文化研究书系、岭南文库研究书系、巴蜀文化研究书系、西南研究书系等。典型的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著作也已经出现。第一部便是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随后,张伟然的《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出版,开创了一套科学地进行历史文化地理分区研究的先例,在历史文化分区的研究方法上有重大突破。此外,另有1997年拙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出版以及2000年张伟然的《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出版。

一、关于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文化的定义。历史上学者们下的定义十分多,有的认为有200多种,有的认为有160多种,但不管怎样,文化不外乎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的专家则进一步细分成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采取怎样的文化定义,这个并没有统一。对此,就如周振鹤先生认为的“虽然任何方法都有其不足之处,但毕竟于研究有方便之处———可以分而治之”。我理解,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在内容上有两层的含义。

一是历史文化地理的文化内涵,即文化因子的大小。历史文化地理的文化因子,除包括学术文化分布、宗教文化分布、婚姻形态分布、俗乐区域分布、人才分布、民歌分布、民风民俗总体差异、方言外,还应包括人种体质特征差异的分布、艺文分布、丧葬分布、人类衣、食、住、行的特征等文化因子。从理论上讲,文化分区所依赖的文化因子越多,文化分区的信度越高。从现实来看,以上这些文化因子差异对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的。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即先天的心理和生理的差异,对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前沿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和切身感受来看,没有后天的因素加权,人类群体遗传基因意义上的先天心理和生理差异肯定会对文化的认同产生差异。而艺文、丧葬差异对文化分区中体现的文化差异是十分明显的。衣食住行风俗虽然包括在风俗中,但具体的衣食住行其包含的文化意义应是更丰富的。如服饰与气候环境、民族色彩崇尚、社会开放程度关系密切,而这些正是文化分区的重要因子;饮食与气候、物产、社会交流程度关系也十分密切,这也是文化分区中应加以考虑的;民居自然与气候、地貌、植被因子关系十分密切。交通民俗则是自然环境与社会进步程度的综合体现,也应在文化分区中受到重视。

二是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从层面上看有两个方面。周振鹤教授谈到历史文化地理一是探究该地区与其地区的文化差异;一是分析本地区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管是哪方面,区域文化因子的复原研究是不可少的,这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基础。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区域历史文化地理,一是指区域内各文化因子的复原和这些文化因子产生发展的环境机理,一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历史文化分区研究。就目前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来看,人们更加注重后者,我们所指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往往是指历史文化分区的研究。针对这种状况,加强区域文化因子的复原和产生的环境机理研究,是当务之急。在地区文化因子的复原研究还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来谈文化分区的信度是不宜的。正是基于此,笔者在《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中将大量精力放在区域文化因子的复原和产生的环境机理上,而文化分区只是其研究的一个总结。当然笔者承认,在所有文化因子中,客观上并不是处于共同的层面上的,在文化分区的价值上更存在主导与非主导的关系。前人用方言分区作为文化区划分的主导因子,笔者是十分赞同的。

二、关于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方法,前人已经作了大量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使我们的研究方法已经有了一些现代科学的意义了。这里笔者只谈谈自己在研究区域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一些思考。（一）关于时间断面与文化分区的问题。严格地讲,历史文化地理的分区研究应是动态的,在一定的区域内不同时代、不同断面上文化分区都是应有差异的,这便体现了文化区域差异与时间断面的函数关系。这样,加强断代文化地理研究和区域断代文化地理研究尤为必要。周振鹤1996年在《历史地理》第13辑中撰《秦汉风俗地理区划浅议》一文,很有启发意义。笔者在区域文化地理的研究中,刻意这样去探索了。如在研究综合文化分区时,探讨了汉晋时期三蜀文化区、三巴文化区、犍为文化区,同时也划分出了唐代剑南三川区、宋代川陕四路的三川文化区、《太平寰宇记》所记载的风俗区。实际上,我们以现代方言为主导因子划分的综合文化区,其主要历史渊源背景主要是明清时期的材料,如四川三大民俗区的形成依据的历史文化积累主要在明清时期。就目前学术界提出的综合文化区来看,多是以清代和现在文化因子为主导的时间断面综合文化区,故还缺乏时间断面上不同文化区的重叠分析,这是我们以后需要努力进一步研究的。

(二)人才的统计和指示意义问题。葛剑雄教授曾谈到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历史人才籍贯统计的指示意义的局限、人才不能仅仅局限于科举人物和儒家文化圈内、人才绝对数量指示意义的不足三个缺陷。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本拟据葛先生方法去处理的,但由于要将数以千计的进士、文化名人的成长受影响主体考察清楚,笔者能力实难做到,只能存有遗憾。对于第二方面问题笔者也努力去改进,如在分析汉晋教育地理时,考虑了治绩、学识、征战、孝道、医档、商贾等方面的人才。唐代在统计进士、书院时也参考了前人研究的唐代宰相、杰出专家、文学家作为参数。在分析宋元明清教育文化时,在统计进士、书院时也考虑了以文学家、政治家分布作为参数。不过笔者感到,对一些经济人物、科学人才的统计还十分不够,利用的进士、书院以外的人才资料也多是前人统计的资料。在第三个问题上,笔者相对着力较多,不仅考虑到了人才统计绝对数的不足,动用了人才数与人口的比率,也利用了地理密度这种概念,将人才绝对数、人才与人口比率、人才的地理密度三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分析人才的分布。同时,笔者发现了在分析人才与人口比率时会出现一些理论与实践的误区。即许多人口少人才绝对数少的地区,如果从人才与人口比率这个角度上来看,就会远远超过一些发达地区的文化,所指示的文化水平含义便受到怀疑。通过研究发现,进士与人口的比率不能简单地反映教育水平。

(三)个性特征的心理计量分析问题。以往研究民风时,涉及到对于一定区域居民的个性特征的研究,多是建立在一种历史文献定性描述分析的基础上的,从现代科学的意义来看,这种分析的信度是不高的,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我们不可能对古人进行科学的心理计量分析,对现代人心理计量分析只能说明现代人的个性特征。不过,对现代人的心理计量分析,可以将其与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的居民个性特征相比较,分析出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下不同血缘居民的群体(四川人在“湖广填四川”后已经有过大换血)和相同血缘居民群体的个性特征有怎样的演变走向,进而讨论不断变化的历史自然和人文环境对血缘群体居民或不同血缘居民群体个性特征的影响。笔者在西南历史文化地理中研究分析四川古代与现代居民个性特征演变时便使用现代心理学的自陈量法进行划区域的统计分析。这种分析法虽然是一种尝试,但还是受到一些学者的肯定,陈世松先生撰《天下四川人》这本书,便运用了笔者的结论来讨论四川人的个性特征。不过这项研究本身还是属于一种探索性尝试,研究难度较大,可能还有一些不够完善之处。

(四)移民籍贯统计问题。不同籍贯移民分布演变是综合分析文化分区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在移民地理的研究中运用了提及顺序和会馆统计数作为不同籍贯移民在四川分布的量的参考资料,为复原清代初年四川地区的文化氛围创造条件。这里,作为统计基础的是移民的会馆数量,提及顺序只是作为参数来进一步作验证。会馆统计数与族谱中的家族数有同样的统计指示含义,因为虽然每一个会馆所包含的人口数不一样,同样,我们也不能肯定每一个家族所包含的人口数是等量的。但是,由于会馆统计的样本远比家族数大得多,故会馆统计所得来的结论在理论上应比家族统计的信度高得多。

三、关于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发展问题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在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中应是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分支,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看来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一)区域历史文化分区研究必须依赖于区域文化各种因子的复原研究。如果我们连这些文化因子的基本发展概况都不清楚,要利用它来作为文化分区的因子显然是不踏实的。这项工作由历史地理工作者来做应比文化史研究者做更有好处。这里,在历史地理学界大力提倡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便十分必要。我同意文化区的划分是历史文化地理的归宿的观念,但历史文化地理决不等于历史文化分区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决不等于进士的绝对分布,而是还应包括文化因子的复原、文化因子产生发展的环境机理、文化因子与人化环境之间的关系。

(二)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还要更多地向其它学科学习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计量研究方法。历史经济地理的社会科学属性十分强,不同的是历史文化地理更带有人文科学的属性,计量统计相对更难,但正是这样我们更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在全国范围进行居民个性特征的计量分析工作(心理学界对少数民族已经进行过一些工作),对重要历史人物“影响度”研究,儒家理念文化、政治制度文化与区域世俗文化在文化分区中的作用等等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三)在划分综合文化分区时,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不同时间断面上的文化分区问题,这是使我们的历史文化地理更具有历史味的关键,也是使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建立在更深厚的层次上的关键。这就需要我们在从事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同时,还要加强区域断代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而且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中更注重文化的分区。

(四)周振鹤教授认为:“文化区的划分往往是文化地理研究的归宿,但划分文化区又是相当困难的工作。” 周先生曾谈到学术界将文化区分成形式文化区和机能文化区,前者实际上是一种特征文化区,称沉淀特征文化区更妥当,后者多指行政区等存在一个中心在机能上起指导和协调作用的区域。前者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最重要的归宿,但正如周先生所指研究中十分困难,所谓有多少文化因子便有多少种文化区划分。以往用主导因子分析法十分实用,如用方言同言线,但可能会忽略其它一些文化因子。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众多文化因子间是有层次的,取相同层次的文化因子综合取舍才可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区,关键的问题是怎样界别哪些因子是属同一层次的?因为不同层次的文化因子放在一起划分文化区,其文化区划分的信度就不高。现代科学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些可以利用的方法和手段,例如不同文化因子和不同层面的文化因子的分区在综合地域上形成的分区图差别十分大,这便为取舍其文化因子来划分文化区带来许多不便。但是,如果利用电脑多媒体技术将不同单项、相同层次的因子和不同层面的分区图重叠在一起,再利用数学中的一些方法,是否能划分出更能综合各种单项因子而又有层次的综合文化分区图?这是可以作进一步探讨的。

(五)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十分需要研究者对区域文化的切身体验。相对于经济而言,文化这类事物往往量化更加困难,许多东西也不是量化能解决的,要靠研究者长期的心理和生理的感应,才能对一些文化因子作出更贴切的评价和选择。张伟然提出“感觉文化区”的概念,十分富有创建,他认为“感觉文化区又称乡土文化区,它是人们对于文化区域的一种体认,既存在于区域内居民的心目当中,也得到区域外人们的广泛承认。” 但研究者要感受这种“体认”、“承认”,看来还需要研究者自己长期切身体验的认同。张伟然先生对于两湖文化地理的研究成绩,也说明他十分注重这种感受,并取得了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