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月23日，文汇报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举办第105期文汇讲堂。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副理事长、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主讲《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阅读汤因比》。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宏图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学院院长陈恒担任对话嘉宾。

嘉宾主讲

阿德诺·汤因比出生于1889年，41年前离世。他一生非常入世，在牛津大学执教时，一战爆发，他去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后回到伦敦大学，1925年，希腊和土耳其战争爆发，他去《曼彻斯特报》当战地记者；战争结束后，他回到英国政治经济学院执教直到1955年退休。他著作等身，共撰写了约80本专著，足见其效率之高，勤奋之深。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20世纪的汤因比著作呢？

汤因比的历史定位

汤因比是历史家和历史哲学家。但有意思的是，他既不被多数历史家认同，又不大受哲学家待见，有些两头不讨好。

历史学家不承认他，因为他不注重实证方法

在西方史学史和思想史中，汤因比的定位是：著名历史家和杰出的思辨型历史哲学家。

在专业史学界，不少人不承认汤因比的贡献。尽管汤因比受过牛津大学专业史学训练并留校执教，但他的治学套路和专业史学不同。专业史学讲究实证和可信证据的研究，“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有九分史料不说十分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傅斯年曾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并非没有道理。汤因比的著作却大量引用未经考证的史料，较少注明出处。尤其是大量使用文学材料加以类比，如在《历史研究》中不时借用《圣经》传说，反复引用歌德的长诗《浮士德》的故事情节，采纳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等来说明挑战与应战的基本论点。这种业余的做法无异于回到了前专业史学阶段———中外史家都不能容忍历史空白的存在，努力用文学想象和虚构去填补。例如古希腊最为求真求实的史学家修希底德，以一人之力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与过程。他坦承，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的演说辞是他无法在场而推理虚构的。中国最好的史学家司马迁撰写《史记》，也不乏文学虚构的内容。因此，汤因比同时代的专业史家认为他在史料运用上是粗疏与荒唐的，倒退回了业余史学的水平。正因如此，他的一些史学代表作从来不被列入专业史学学科的必要参考书目。

汤因比对此有自己的解释。他说治史需同时运用历史、科学和虚构三种方法。历史方法注重事实，科学方法注重法则，虚构方法则是艺术再加工。当史料繁多难以数计时，也可以用虚构的艺术手法，运用直觉和灵感来加工材料。视虚构合法当然是历史学的大忌，为专业史学所不容。

哲学家也很少承认他，认为更多是玄学

在哲学界，很少提汤因比。在哲学界看来，他的论述抽象思维的高度不够，带有玄学色彩，未得哲学要领。

历史哲学在哲学学科中属于边缘方向，哲学的注意力集中在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美学、政治哲学、逻辑学、科学哲学等分支学科上，交叉或跨两个大学科做历史哲学研究，难度太大，绝大多数哲学家或历史家力不能及。所以能够并且敢于从事历史哲学研究并提出一整套解释体系的只能是很少量的大哲，而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之外，其实也是错误百出。

最后一位富有成果的思辨历史哲学家

但汤因比有他的优势：他对历史的了解远胜哲学家们，他分析与概括的能力又超出大多数的专业史家。所以，我觉得他在两个学科的结合地带是具有出众能力的人，对于文明历史的论述非常系统和雄辩，比历史家更哲学，比哲学家更历史。更不用说他的12大卷原作，仅仅他那部缩编本的时空范围、论题规模和内在理路就可证明。所以，在我看来，他是最后一位富有成果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家。

代表作《历史研究》的沉浮

给汤因比带来学术盛誉的著作是《历史研究》。该书共计12卷、6000多页、500多万字，出版时间从1934年一直延续到1961年。但它并非一出版就广受欢迎。

1940-1950年代，媒体甚赞，学术界批评略多

原书由于卷帙浩繁，估计除了它的缩编本编者索麦维尔读过全本，很少有人能全部读完。1946年，英国中学历史老师萨默维尔把前六卷缩编成第一册后出版，广受好评。之后，又缩编了后几卷作为简化版的第二册，在欧美一时洛阳纸贵。到1955年，仅在美国就售出30万册，全套本也卖出了七千多套。1947年3月，美国杂志《时代周刊》封面刊登了汤因比头像，把《历史研究》称为“自马克思以来英国历史理论写作中最引人注目的著作”。这是对汤因比成果的极高评价。1952年美国《瞭望杂志》甚至把他列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堪与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相媲美，其理论可比肩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和达尔文的发现。

随着汤因比著作的渐趋流行，专业史学界也开始正面评价《历史研究》。1955年美国历史学会举行年会，主题就是“汤因比和他的《历史研究》”。整个40到50年代，学术界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研究汤因比的论文和著述，研究者多达380多人，仅为《历史研究》一书发表的书评就有100多篇，在史学史上颇为少见。其中赞赏与批评参半，批评略多。在肯定者中，有同时代的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

1980年代，冷寂十余年后，正面评价超过负面

1960年代后，无论媒体还是学界对于汤因比的兴趣逐渐趋冷，与前十多年形成鲜明对照。一个原因是欧美国家相继进入稳定发达的社会，远离了二战后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危机，人们不再关心有关文明的诞生、危机和解体。原因之二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人们喜新厌旧，人文学科和科学技术各个学科都以出新为学科目的。新解释范式能领风骚十几年就已不得了，随后很快沉淀到某个学科的参考书目当中。原因之三在于，自然科学在20世纪中期普遍抛弃了规律崇拜。人文社科领域也因思辨的历史哲学家们提出的各种规律性认识在实践中检验效果不佳，以及相对主义历史哲学思想的流行，对社会历史规律的兴趣大为减色。所以汤因比风光不再。

然而，19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汤因比，问世了一批著作和论文，给予其不同程度的肯定。这是学术思想史回顾的需要，也是新兴的全球史研究方向的需要。这样一来，西方史学界对汤因比的评价由过去的负面占优转化为正面为主。目前汤因比著作的外文译本多达三十余种。美国史家迈克尔·朗指出，汤因比“大概是世界上读者最多、译本最多且被议论最多的学者”。一个读者众多、议论众多的学者的思想，自有过人之处，值得我们关注。

汤因比留下的精神遗产

我们知道，阅读主要是为了增长见识，并转化为智慧。亚里士多德曾解释：智慧是有关原因或原理的知识。感觉到火热并不是智慧，能解释为什么才是智慧。按现代心理学的归纳，智慧是人所拥有的基于神经系统的高级综合性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理解、联想、分析、概括等思维能力。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就等于在和聪明人对话。

汤因比的著作中有不少智慧的论述和启示，这里仅举几个荦荦大者加以介绍：

大视野地将文明看作共时性，细节化处理21个文明体

首先是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方法。汤因比的视野超出一般学者，具有深远的目光，属于大视野，他认为古代和现代实际上具有共时性，contemporary，位处同一个历史阶段。这种看法非常睿智。我们一般把历史分成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当代，在汤因比眼里五千年的文明史却属同一时代。因为一旦把五千年的文明史置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特别是与未来的时间相比，几千年不过是极为短暂的一瞬，因为看作是同时代的，所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这是他进行各个文明比较研究的出发点之一。

而各个文明，在他看来是可供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他小处入手的对象。这就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从中挑出26个样本，覆盖纵横历史的所有区域，其中21个是正常的文明，5个是停滞的文明，这些文明多数有亲缘关系，存在母体与子体的关系，比如古代中国文明就与古代朝鲜文明、日本文明是母与子的亲缘关系。其中任何一个文明都距离理想状态甚远，所以没有一个文明可以自傲或轻视另一个文明。

汤因比在宽阔的视野基础上，坚决反对西方世界一度流行的“文明统一论”和“西方中心论”。他指出，这种思想的产生，不过是西方人因自己的文明在最近几百年，取得了物质方面暂时的压倒性胜利而产生的错觉，是欧洲中心和东方不变的错觉以及历史进步是沿着一条直线演进的错觉集合体。

“挑战-应战”理论可资解释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事业

汤因比贯穿文明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过程的“挑战-应战”理论，实际体现的是外因和内因的互动关系。挑战是外因，是引起变化的条件；应战是内因，是挑战引起变化的依据。他用圣经中夏娃遇到毒蛇的挑战来形容这种因外来因素的刺激改变自身固有的完美状态，引起新的社会创造。

在他看来，文明起源来自打击、压力、不幸等外因的刺激，更多地是若干刺激混合而生的挑战。无论应对挑战成功与否，均与遇到挑战的社会中是否出现意识到自己使命的杰出人物有关。他们是训练与带领缺乏自觉意识的民众去实现伟大梦想的关键。但少数具有创造力的精英在取得胜利成为统治者后，容易沉溺于胜利之中，贪图享乐，丧失进取心，而失去领袖的魅力，导致精英与民众脱离。当民众对日益腐败失去创造力的统治者表示不满时，原有的社会和谐开始解体，文明也开始衰败。如果衰败的挑战没有杰出人物的复出与应对，文明就可能在内外无产者的夹击中彻底解体。

我们看到，由于汤因比的这套解释覆盖任何一个文明的变迁过程，因此它就有了应用意义。比如，我们可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看做是一百多年受到打击、压力和不幸的刺激而引起的回应。复兴一词最恰当不过地说明这些打击、压力和不幸对中华民族的心灵刺激。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一个不断延续的原初文明，虽经治乱兴替的一次次挑战，却均能凤凰涅槃、浴火再生，挑战和应战、退隐和复出的理论为我们看待自身历史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单方面科技进步会带来地球毁灭”的预言在今天依然有效

汤因比晚年把目光从西方文明的危机转向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启蒙学者卢梭曾指出人类的大部分不幸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20世纪科技进步的同时，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在其最后一部著作《人类和大地母亲》中，汤因比用充满感染力的比喻来叙述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危机：人类的精神进步滞后于物质进步，成为科技与物质的奴隶。一味追求享乐，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人类的自我毁灭。这种远见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我们看到，今天世界面临的挑战并不比汤因比所处的时代少，何况在这位哲人眼里，我们和他和古代处于同一历史阶段，拥有同样的智人水平。他的理论为人类反思自身历史、看待现实、选择未来发展路径，继续提供一种极具参考价值的思路。

嘉宾对话

演讲点评:双维度+“两头不讨好”

李宏图:我给郭老师演讲的一句话点评是：在一个史学演进过程当中，在历史和哲学两个维度将汤因比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价值作了提炼，便于我们今后深入阅读。

陈恒:我的感想是，郭老师用“两头不讨好”精准定位了汤因比的永恒意义。其实这种两头不讨好的人物，在历史上的价值也许更大。汤因比通过历史来表达情怀与寄托是一般做个案研究的历史学家所不具备的，他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未来和命运，这一点恰恰被多数人所忽略。对于《历史研究》一书的沉浮，无论是1930年代媒体的追捧，还是1980年代学术界的重视，关键在于汤因比所具备的问题意识式的解释模式，这与学术意识式的考据模式形成了冲突。比如，尼采于1872年出版的《悲剧的诞生》，就遭到其同行古典学家的强力批判：他们一定要把尼采赶出古典学界，从而造就了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可见解释派和考据派之争已非新鲜事物，今天再论汤因比的价值和意义也恰恰在于他的解释，而不在于他的考证。

世界文明史体现编撰者的价值观

陈恒:阅读是人类认识万物，汲取前人智慧的最佳途径，但在阅读时必须警惕作者内心所蕴涵的价值与立场。在阅读《历史研究》时，我们必须牢记世界文明和世界文明史，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世界文明是一个实体，是历史上真实发生事件的累积，作为历史学家，客观再现或还原历史，这只是理想，事实上，谁也做不到。而呈现价值观的世界文明史则贯穿着不同的话语体系，甚至穿插着各种想象，其背后是实力与资本的支撑，实力与资本决定文明史的模式，即把一种文明史写成什么样。比如，19世纪的西方文明史绝对不会包括北美，在他们眼中就只有欧洲，是基督教的天下；欧洲人眼中的文明史，是欧洲各个不同民族的历史。这两种文明史所呈现的时间、空间、内容都是不一样，这一点恰恰是汤因比所批判的，他希望站在月球上看地球，这样所见都是平等，当然这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想象。

记录历史在欧洲有很长的传统，但西方文明史真正进入大学是在19世纪晚期，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引入了西方文明史课程，目的是让军人明白他们在为什么而战———他们是欧洲人的后裔。可见，文明史背后总是伴随一种价值观的输送。

李宏图:非常同意。如何看待不同的文明，19世纪欧洲思想家认为欧洲文明以外的文明都为野蛮，在20世纪，汤因比改变了19世纪文明与野蛮的两分法，提出每个文明都是平等的。所以，汤因比树立了历史写作的好榜样———怎么跳出固有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写出有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历史。这一点上，他应该成为我们崇敬的伟大历史学家。

超越国家的文明观能看到什么?

不同文明中的人类在人性和反思性上相通

李宏图:读完汤因比的著作后有这样的感受。

第一，汤因比为何要选用文明，而不是国家作为基本的历史研究单位？民族国家是近代历史的产物，法国大革命诞生了民族主义，产生了民族国家，今天的世界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构建起来的，汤因比却能超越历史写作的固有单位，也超越了一些固有的观念。例如我们不要提倡民族主义，要有世界主义的情怀。超越了民族国家之后，整个世界观会有很大变化。比如，他关注到作为人类，人性其实是相通的，不同文明中的人对于善恶的选择是一致的，也有着同样的反思性能力，这种反思会帮助人们的选择，和从灾难中走出来。比如今天的欧盟遇到了危机，人们在反思：是重新选择一种制度，还是优化欧盟的结构和功能。基于人性，我们创造了历史，历史在限制我们的选择的同时，又会激发起我们反思，做出更多选择。历史在不断演进中发展，人也得到成长。

第二，在面临冷战时期的原子弹时代，必须用生态主义去超越。汤因比在《人类和大地母亲》中说道，大地是人类的母亲，我们不能犯弑母罪，毁灭自己的生存家园。这里，他从文明推进到每个人生命的存在都是有价值的。

人类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很短暂

陈恒:汤因比的遗产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有三点不可回避。

第一，汤因比以文明作为考察人类历史的基本单位，用文明的概念解释人类发展的模式，探讨的是如何将各个相对独立的文明编进世界历史，这超越了传统的国家、民族概念，从而打破了西方中心论。

第二，人类大同情怀。汤因比强调不同文明有其产生的具体条件和自身特质，文明没有与生俱来的高下优劣之分。如果把人类起源限定在约300万年左右，人类文明才5000年左右，假如人类可以活50亿年的话，这5000年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只是沧海一粟；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各个文明在时间上都是共时的，在价值上也是不分高下的。

第三，汤因比对知识有一种浮士德式的渴求与追求，因其无限抱负而疏于精细考证，也因此为人诟病。汤因比著述等身，一生写了约80本著作，他属于那个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思辨年代，他以自己熟悉的希腊罗马文明为基础，把西方文明当作人类很多文明相平行中的一个，试图总结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和动力。一言蔽之，他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而非历史的细节，对知识的追求是为其理想服务的。

西方文明只是暂时性取得压倒优势

郭小凌:汤因比对西方中心论不只是否定而且极其反感。西方文明论的代表人物提出文明统一论，认为西方文明才是未来人类文明唯一的方向，所以才有福山那样的“历史终结论”。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人类和大地母亲》这些书中说，西方人在最近两百多年时间里，在物质生产方面对于其他文明来说取得压倒性的暂时优势，由于这种错觉，让他们觉得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这样就会忽略了其他文明的长处和存在价值。

上周参加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古代世界文明遗产保护论坛”，我在发言中指出，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组织毁灭文物的罪行是什么原因造成?有阿富汗等中东各国之间内部矛盾的原因，但如果没有外部西方国家的干预，这种乱象甚至“伊斯兰国”组织也不可能产生。因此我对欧洲代表建议，“请你向你们的政府呼吁，不要总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其实据我观察，西方世界现在对其他文明的基本态度和19世纪一样，并没有原则性的改变。

改变习俗推进各种文明演进

李宏图:人类文明演进其实并不顺利，《变革与习俗》一书的副标题就是“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挑战，实际上，惯常的风俗、习惯恰恰会阻碍变革、蒙蔽选择。因此，汤因比说，人类命运未来的前行与观念的变革、习俗的改造密切相关。我想呼吁在座各位，我们必须在习俗改变上成为主力军。

理解汤因比对中国的看好

中国在未来治理中的作用

李宏图:汤因比思想成型于美苏两极分裂的冷战时代，在《文明接受挑战》一书中，他提出两个关键词，和平和统一。统一的力量来自哪里？他曾撰文《欧洲矮化了》，认为自己所处的基督教文明作用有限，在现存五种文明中———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远东文明，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来治理全球，对此，中国应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当然，他对中国的理解可能和我们当下略有不同。

汤因比的智人思想是个宝库

郭小凌:我很认同您对汤因比六七十年代思想的解释。汤因比希望有一个世界政府，这种预见性不是纯粹的空想。在上周由中国倡导的八个古老文明国家“文化遗产保护遇到的挑战”会议上，与会者痛心疾首却颇感无能为力。顺便提一下，“挑战”这个词就是汤因比首创。伊斯兰把亚述的雕像炸了，毁灭性地破坏古罗马建筑遗存但文物工作者没有执法权，联合国也没有。汤因比预言世界政府的功能，未来必须要解决，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

汤因比的思想是一个宝库，大思想家的解释不一定非常准确，但给现在和将来的人提供了如何看待同类问题的角度、解决方式。他最好的思想就是我们和古人是处于同一阶段的智人，古人睿见不亚于我们，古人得失都是我们的经验，许多事件在现代和未来都将不断重复，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①郭小凌主讲，以历史和哲学的复合视野评价了汤因比的文明史观。

②1946年到1955年，《历史研究》简化版仅在美国就售出30万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翻译后，在新世纪每年销售超过1万册。

③李宏图指出，汤因比选用文明作为基本的历史研究单位，是一种对东西方的超越。

④陈恒认为，汤因比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具有世界主义的情怀。（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