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本·赫勒敦

直到世界历史学者汤因比发现了伊本·赫勒敦并将他看作是自己的知识先祖之前为止，英语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伊本·赫勒敦的思想。汤因比把《历史绪论》描述为“在同类作品中毫无疑问的最伟大作品，有史以来还从未有其他人提出过可以与之相比的思想”。在这之后，汤因比以鄙夷的态度看待伊斯兰文化：认为《历史绪论》在黑暗的土地上绽放出的光芒让它显得更加耀眼夺目了。在一个“孤立、贫穷、粗野、匮乏”的文明的历史中，伊本·赫勒敦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与维柯一样，汤因比饱读古典著作。他是一名古典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的时候正在教授关于修昔底德的内容。在战争结束后，他曾短暂在伦敦大学担任希腊文学的科拉伊斯主席（Koraes Chair），随后成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hatham House）的主管人。认识并尊敬他的中东专家阿尔伯特·霍拉尼（Albert Hourani）曾描述汤因比为“一个热情的人，是温暖和疏离的混合，他的头脑总是远在九霄云外，思考着世界历史的大事”。霍拉尼还对汤因比的历史上-精神上的追求做出了如下记录：“我不可能听不到汤因比以他的声音探讨文明，这声音也是在探讨他自己的苦恼。《历史研究》在精神上是一部自传，但是一种独特的自传种类。”

正如伊本·赫勒敦和爱德华·吉本对废墟的看法，在汤因比对文明衰落及其原因的思考中，废墟提供了许多原动力。在吉本的《回忆录》初稿中，他曾写道：“ 1764 年 10 月 15 日在罗马，当我在城市的废墟中思考时，有光着脚的修士在朱比特神殿中念晚祷。这时候，写一本有关城市的衰败和灭亡的书的想法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汤因比的著作《历史研究》的最初启发来自他在希腊看到的十字军城堡遗迹：“在米斯特拉（Mistra）……统治延续了 600 年……高高的城墙、城垛俯瞰着景色壮丽的广阔国土。后来，在一个四月的早晨，完全出人意料地，野蛮的高地人像是雪崩一样……无法抵御……废墟从那时候起就荒废在那，直到今日。”汤因比开始思考让希腊文明灭亡的原因，后来又开始思考让罗马帝国衰落和灭亡的原因，他慢慢地觉得所有文明的崛起和衰落都有背后的原因。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之后，他开始寻找他在知识上的祖先，寻找那些对历史进程做出了概括的思想家们——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圣·奥古斯丁、罗吉尔·培根、维柯、沃尔尼（Volney）、斯宾格勒（Spengler）和H. G. 韦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这样的知识宗谱学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历史研究》的广阔视角和野心显得比较合理了。汤因比对伊本·赫勒敦和《历史绪论》感到十分欢喜，就像是发现了失散已久的亲人一样。

《历史研究》诞生于 1934 年至 1961 年，有厚厚的十二卷。这是一部比较各个文明和研究其循环性的崛起与灭亡的著作。尽管汤因比是一名另类基督教徒（idiosyncratic Christian），但是他却是一个十分宗教性的人，他最大的目标之一就是推翻吉本所提出的罗马帝国是被野蛮人和宗教摧毁的结论。汤因比认为他可以在历史中看到一个运行模式并阐述一系列的发展法则。他提出，一个文明发展或是灭亡，取决于挑战和反应的循环。他本人是一名有文化的社会精英，他也认为精英人士要扮演向无思考力的无产阶级推行文明的角色。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汤因比也越来越倾向神秘主义，并最终将神认作是文明循环的最终推动者，而且他认为文明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作为宗教的载体。“处在运行中的神的创造谓之历史。”

汤因比《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最初写作动机是来自对斯宾格勒一些作品的阅读，例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和大多数历史循环理论的作品。汤因比所持的是某种悲观的心理。他认为自己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已经察觉到了给西方文明做出警示的一些征兆。只有一种更高级的宗教才能够挽救西方文明。我在前文中已经（可能有点刻薄地）用如下的论述指出了汤因比所持的理论模式：

汤因比所持的文明概念可以（通过想象，而非冷漠无感地）形象化为一组自动机器装置，这些装置在不同时段被发动起来，各自独立地运行相同的动作。有创造力的少数（creative minorities）将发起文明，它们操控一种特殊的挑战—反应机制，同时也向相邻的文明投射出影响力。但是，当有创造力的少数衰退成占支配地位的少数（dominant minorities）时，这个机器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弱，它的运动也越来越受限。一个引擎变弱的文明会把自己改组成一种各个文明都会经历的状态（universal state）。因此，被设定好而且注定会衰落的机器按照兴-衰，兴-衰，兴-衰的节拍运行下去。

并不只是如此。他最初设定了二十一种文明，但后来他把这个数字提高到了三十一个。

汤因比的想法一度十分流行并且得到了很多讨论，但是，早在他出版《历史研究》之前很久，他宏大的理论和细节详尽的证据，或者说是假定的证据，就已经遭到了历史学家们的大力挞伐，这些历史学家们包括有A. J. P. 泰勒（A. J. P. Taylor）、休·特雷弗-罗珀、托尼（R. H. Tawney）和彼得·盖尔（Pieter Geyl）。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E. H. 卡尔（E. H. Carr）摒弃汤因比的循环理论，将其斥为“衰败社会中的典型意识形态”，还引用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形容罗马帝国的衰落时说过的话进一步驳斥汤因比的理论，他说：“怎么可能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曾发生过，而且还会在未来再发生。”

在罗森塔尔将伊本·赫勒敦的著作翻译成英语之前，汤因比的确对伊本·赫勒敦在英语为母语的世界中流行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汤因比曾依靠的是夸特梅勒翻译的法语版本。）伊本·赫勒敦的一生被表现得与汤因比的退隐法则相配，这是因为伊本·赫勒敦曾经从政坛中退隐过一段时间，独自在萨拉玛堡垒中钻研学问。后来《历史绪论》的问世则遵循了脱俗灵化的法则（law of etheralization），因为他是从政治经验中提取出了历史的法则。最后，伊本·赫勒敦还以自身印证了回归法则，因为他回归了马格里布的政坛。随着汤因比继续推进他宏大的历史计划，他的确也找到了对《历史绪论》有所抱怨的地方。伊本·赫勒敦哲学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太过狭窄的地区和编年史基础上。大多数的帝国并不是游牧民所建立的。汤因比是通过法国翻译者和评论者而接触到伊本·赫勒敦的，他受到了太多来自高提耶的影响，他把阿拉伯人描述为十分自命不凡和喜好争辩的人。

伊本·赫勒敦的悲观主义和他对奢侈和贪婪让政治衰落并落入不可避免的循环所提出的说教都很吸引人。汤因比喜欢《警示之书》的宏大范围并赞扬这部作品并没有止于只关注人类事务。历史的进程只能够被信仰神的人们所正确地了解。伊本·赫勒敦“带来了一种历史视角，这一视角撕开了这个世界的边界，并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汤因比拒绝了“阿萨比亚”只是游牧民所独有的观点。比如说，文艺复兴中的意大利公民也拥有“阿萨比亚”。“阿萨比亚”是“基本的原细胞，是所有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基础”。除此之外，汤因比认为明确的赫勒敦学派的崛起衰落模型只适用于由游牧民建立起来的帝国。而且游牧民无法创造出文明。反之，他认为游牧民是文明衰落的一个症状。因此罗马帝国遭到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入侵是衰弱的症状，而不是衰弱的原因。

尽管汤因比没能成功学会阿拉伯语，尽管他和阿拉伯学家汉密尔顿·吉布是好朋友，但他对伊斯兰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很有限。他很强调希拉尔部落对北非的入侵，这件事的重要性在现今已经不那么被看重了。汤因比对伊本·赫勒敦的阅读包括他将阿拉伯人在七世纪入侵北非时的良善行为和希拉尔、苏莱姆部落（Banu Sulaym）在十二世纪对北非的入侵做出对比。两组入侵者都掌握着“阿萨比亚”赋予的力量，但是阿拉伯人格外团结，也有用新宗教的热忱建立起一个新王国的能力。对于伊斯兰时代西北部非洲历史的世俗-社会学的解释在伊本·赫勒敦看来是不完全的，这也导致他把神看作历史发展的最终驱动力，也正因为如此，他给历史本身带来了一个新的维度。

汤因比的观点如今已经几乎全被摒弃了，但是在《历史研究》出版之初，他的观点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也大大推动了伊本·赫勒敦在英语世界的流行。汉密尔顿·吉布、马歇尔·霍奇森、阿尔伯特·霍拉尼和厄内斯特·盖尔纳都是中了他的咒语的学者。汉密尔顿·吉布爵士（1893~1971）出版了大量关于伊斯兰历史和当代中东地区事件的著作，是一位成功的教授，执教于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牛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虽然他最初的主要兴趣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但是 1930 年代的国际发展让他认为他有责任对当代的中东政治和社会进行了解。此种对当代阿拉伯世界的关注让他完成了像《伊斯兰往何处去？》（Whither Islam?）和《伊斯兰教中的现代趋势》（Modern Trends in Islam）之类的著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布曾一度担任外国信息研究办公室中东部门的主任。汤因比在当时是整个研究机构的主管人，他们两人成了朋友。吉布与汤因比一样，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他们都相信神是历史的最终推动者。吉布的首部作品是在 1926 年出版的，名为《阿拉伯文学介绍》（Arabic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这本书的一个有趣的特色是它对伊本·赫勒敦有点单调的评价：“他的独立作品当然会和其他穆斯林历史学家的作品有所对比，但是按照他自己要求的标准，所有的作品都是不够标准的。”吉布对《历史绪论》的结论是：“这本书的价值只体现在对他所处时代和所处社会的政治情况的记录，但是对这一点来说，它的价值是无价的。”后来，毫无疑问是在汤因比的影响下，吉布改变了自己的旧有观点。

1933年，“伊本·赫勒敦政治理论的伊斯兰背景”一文出版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上。在这篇论文中，吉布提出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的最初目的并不是要让自己成为中世纪社会学或政治学之父，而是要展现伊斯兰的历史是如何成为与宗教法律（沙里亚法）的要求不相符的产物的，人类总有会让人犯错的欲望，“因为人类不会遵守沙里亚法，空虚无尽的崛起与衰落的循环是受诅咒的，这是人类具有的动物本能所带来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有严格地遵守沙里亚才能够让人类脱离历史的阴阳两极，脱离政权起落的循环。吉布还希望能够展现伊本·赫勒敦的思想是以更早期的穆斯林法官们为榜样的，因此他的思想是正统而又符合社会规范的。这一观点和吉布所持的法律是伊斯兰的核心要素的总体观念相符。他认为伊斯兰教在根本上是一个法律性的宗教，这是他一贯所持的观点。和吉布的很多著作一样，上述论文也受到了其他学者的关注，他对伊本·赫勒敦的观点从此也受到了其他专家的挑战。吉布不理会详尽细节的历史，他对历史学家的基本关注点是和神有关的。但是无论如何，吉布持关于宗教法律在塑造伊本·赫勒敦的历史观上的重要性，是其最有道理的论断。

此外，伊本·赫勒敦的影响可以最清晰地在吉布范围宏大的论文《伊斯兰历史之演绎》（An Interpretation of Islamic History）和多篇关于萨拉丁的论文中看到，伊本·赫勒敦把萨拉丁看作一个卓越的人物，认为他以圣战复兴了伊斯兰社群的社会凝聚力，吉布十分乐于把萨拉丁和伊本·赫勒敦一同讨论。

研究中东历史的学者阿尔伯特·霍拉尼（1915~1993）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中心的主任，他终其一生都是阿拉伯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汤因比、吉布一起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工作，后两人也激起了他对伊本·赫勒敦的兴趣，尽管他对这位历史学家的深入了解是通过阅读和回顾马歇尔·霍奇森的《伊斯兰文明》（The Venture of Islam）得到的。霍拉尼的杰作《阿拉伯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1991）中，弥漫有伊本·赫勒敦风格的王朝循环起落观念，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用了四页篇幅总结了伊本·赫勒敦动荡、危机四伏和到处游历的一生，随后用其特有的优美文笔做了如下的结尾：

然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有些事情是稳定或者是看似稳定的。一个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家庭可以搬到西班牙去，但在六个世纪以后，如果这个家族的后代回到他家族发源地的附近，他会发现周围的事物依然是他所熟悉的，这是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分隔的共同体；对阿拉伯语的掌握可以让他在公务部门任职，并对这个世界发生影响；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无论统治者如何改变，由许多教师组成的知识载体穿越了不同时代；在人类世界中，无论权力是如何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作为朝圣地点的麦加和耶路撒冷的重要性不曾改变过；人们相信一个创造世界和养育世界的神，神让人们的命运有意义。

在《阿拉伯人的历史》中，霍拉尼试图以内部驱动（internal dynamic）这一术语来呈现历史，而不是把阿拉伯历史重复地和欧洲历史的发展联系到一起。

本文节选自《伊本·赫勒敦：天才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