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的收获之年。中国行星探测工程被命名为“天问（Tianwen）系列”，随着“天问一号”顺利降落在火星，中国也在探索行星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一步。

很多人知道，“天问”之名源自屈原的诗作《天问》。但关于这首诗的内容寓意，以及其背后鲜有人知的历史典故，却少有人明了。其实，“天问”的故事远不止一首诗那么简单，屈原《天问》从诞生之初，就引发世人对探索未知的兴趣。“天问”所代表的，是中国人追寻宇宙奥妙的千年之叹，是数千年来探索无穷远方的不懈努力。

傅抱石《屈子行吟图》

《楚辞·天问》

百余问题 重解历史

《天问》最初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创作的一首长诗。全诗近两千字，每四字为一句，几乎每句都在对历史与自然的奥妙发出疑问或叹息，提出了百余个问题，故而称之为“天问”。

那么，《天问》究竟说了些什么？屈原又为何要提出如此多的问题？学者林庚认为《天问》呈现了上古历史，不只是夏商周的掌故，更是由此出发，对中华上古文明与传说的书写。《天问》的确提供了很多生动的史料，但它不只是书写历史，还有对历史兴亡的慨叹，对宇宙规律的思考。

《天问》开头就写“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这是一个带有终极思考意味的提问。如今人们熟知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但这一神话最早在三国时期形成，屈原生活的年代，并没有盘古的神话形象，因此，他对世界诞生的想象，显然与后世很不一样。不过，在《天问》中，屈原也认为天地初开时混沌一片，只是没有某个具体的神祇来创世。

接下来就是夏商周的历史，而且屈原提出了不少质疑，有些带有“再解读”历史的意味。比如，对于大禹治水之前鲧的形象，屈原表示“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基于对鲧与大禹在治理洪水上成败形象的对比，作出了必要的质疑与思考。在过去，人们总容易把成功者的成功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却对失败者的失败不屑一顾，但屈原的想法不这么简单，他要追问其背后的原因，这才是一个求索者该有的精神。

屈原在《天问》中呈现的部分内容，具有相当可贵的史料价值。讲到夏朝历史时，《天问》提到了少康复国、夏桀亡国的故事。甚至在讲到夏朝末代君主桀是如何荒唐时，还不忘追问一句“妹嬉何肆”，看来，早在屈原那个年代，妹嬉（另有一说名为妹喜）就被视为祸国的女色，跟商纣王的妲己一样，背上了千古骂名。至于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恐怕后世已经难以确知。

再往后，就是距离屈原相对近一些的历史了。比如西周时期的昭王南征、穆王西行，还有东周时期吴楚之战。这其中有些历史因为时隔久远与史料缺乏，给后人留下了足够的悬念，也吸引着屈原这样的文人贤臣的思索与追问。

上下求索 叙事宏大

屈原在《天问》中流露出很强的探索未知的精神。虽然人人都有好奇心，但真正愿意去思考严肃命题的人并不多，屈原就是这样能深入思考的人。尽管他的切入点不是研究思维，却具备了一个研究者应有的质疑与反思精神。

《天问》中的探索精神，不仅有追问宇宙与历史奥妙的强烈念头，也有很强的想象力，或者称之为宏大的思维方式，而后者并未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置身于某个时代的文人，若能将自己放在历史的坐标中，不只是从眼前与身边的“可见之物”理解世界，更能让自己融入古今乃至未来的时间线索，这绝不是一件寻常的事。

类似的思维在后世的司马迁身上也存在，是他在《史记》中叙述了一个自黄帝为起点的中华历史的宏大结构，从夏商周到秦汉，这是一个被纳入共同体的完整脉络。屈原身处楚文化的腹地，虽然远离当时的中原地带，但他并没有文化上的边缘观念，反而对中华历史的主流叙事线索，有相当清晰的认知。后世往往赞誉屈原很有家国情怀，这并非只因为他对楚国的忠诚与热爱，更在于他在当时具有难得的中华历史整体叙事的观念，这让屈原没有成为某种区域文化的捍卫者，而具备更强的“历史宏大叙事”的主动性。

这种整体的历史叙事意识，让屈原的历史观不局限在楚地，而是从更开阔的历史空间来看待往事。比如昭王南征的故事，即便在古代来看也颇为诡异。《史记·周本纪》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并不详细：“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吕氏春秋》的记载更详细一点，甚至还指名道姓：“周昭王亲将征荆，辛馀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这里的辛馀靡，也有记载为辛游靡，是个力气很大的人，也是纣王南征落水事件的目击者。

根据相关史料，当时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周昭王南征荆楚一带，乘船在江面上的时候，因胶船破裂而落水，辛馀靡虽然会游泳，但等他在水中把人捞起来的时候，昭王已经没有呼吸了。甚至还有民间传说，认为是荆楚一带的民众为了抵抗周人的南征，故意献上用胶黏合的船，等昭王一行乘船来到汉江的时候，胶遇水溶解，便发生了上面“昭王南征不归”的事情。

《天问》中，屈原问道：“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这里的“白雉”通常被认为是白色的野鸡，屈原这里是一个反问的意味：昭王南征能有什么好处，难道是为了遇到白色的野鸡？

显然，屈原也不认为楚人要为昭王之死承担责任，这种对历史的质疑与对真相的追问思维，在《天问》中并不少见。更重要的是，屈原不从楚地的视角看历史，而是具备一个更加宏观的历史意识。楚人曾经长期被中原“正统”视为异类，后来楚国的君主也常有僭越举动，但在周代早期，还不会直接挑战周王的权威。屈原对昭王南征虽有批评的态度，但其历史观却与“正统”叙事契合，承认昭王统治的合法性，尽管在当时，楚地并没有被完全纳入周王的实际掌控范围。按照周而非楚地的历史叙事来看待昭王故事的观念，与后世《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并无二致，这正是屈原更加宏大的历史观的体现。

与之相关的就是更加开阔的史地视野，即便是那些远离传统中原地带的历史和地理风俗，也在屈原关切的范围内。比如穆王西行的故事，它在古代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神话传说色彩，屈原在《天问》中也提到了它：“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屈原很有浪漫精神与想象力，却也要质疑穆王去探索遥远地方的目的：周穆王为什么要环游四方？他有什么想完成的心愿？周代有古籍《穆天子传》，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周穆王的行踪与见闻，但其有些内容介于历史与神话之间，很多人名地名难以考证，这也增加了穆王故事的神秘感。起码屈原在他那个年代，就已经意识到此事不同寻常之处，并把昭王南征与穆王西行一起放在《天问》里，这的确很耐人寻味。

前赴后继 追问天道

纵观中华文明史，其实对“天”产生兴趣的人绝非屈原一人，在上古时期，人们对“天”的认识与解释，其实也反映了远古先民的世界观。

“天”首先是一种自然性的东西。在屈原之前，已经有无数先人抬头望天，他们看到的自然景观，与后世几乎没有区别。毕竟，相比人类文明踪迹的变化，天地的自然变化极其缓慢，几千几万年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人类内心的朴素认知来看，“天”最早也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事物，不论是日月星辰还是风雨雷电，都是完全超脱于人类行为之上的存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自然事物进行伦理化，就成为一个大的趋势。赵浩博士在《“天”的伦理气质精神》中，将这个过程视为一种“伦理气质”，认为“‘天’的气质作为‘天’义的精神现象，它是‘天’的形象与本质的合一……‘天’在逻辑与历史的过程中最终走向伦理精神”。这是一个思维方式转变的过程。

屈原在《天问》中将“天”视为各种玄奥问题的载体，通过“问天”来探索自然与历史中的诸多谜团。这就是一个自然事物伦理化的过程，每个“问天”者也在其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气质。屈原的气质是玄思式的，是孤独而深邃的，而有些“问天”者的气质则是叛逆的。

比如商朝后期的武乙，《史记·殷本纪》有记载这位商王“射天”的掌故：“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於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另外，宋康王也有“射天”的故事：“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命曰射天。”不过，后世多认为“射天”是一种修辞式的表达，因为“射天”者遭到了天谴与不测，尤其在“天人感应”观念成为主流后，“射天”者的不敬姿态更被强调。实际上，这也反映出古人对“天”的态度：如果不敬畏“天”，也会被“天”责罚，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便是帝王也不能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天”在古人眼中，并非只是自然事物，更是一种被伦理化和精神气质化的存在。屈原的“问天”姿态，虽然有质疑的一面，却更像是通过“问天”来获得某些问题的答案，将一切问题归于“天”上面铺开的知识框架，其实也是对“天”存在敬畏感的表现。探索宇宙万物与人伦历史奥妙的同时，不破坏人与“天”的同构关系，这种观念其实一直存在——不仅体现在屈原“问天”上，也体现在后世科学探索对自然万物的尊重上。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黄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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