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中心的中国中心观——关于近代史研究立场、模式与方式的思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柯文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在美国出版，此书在全面批判战后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模式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他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他指出战后美国学者的著作“往往侧重探讨中国近世史中西方自身所关注的问题”，并分析其源于思想上的偏见，认为“凡是近代的就是西方的，而西方的就是重要的”。 柯文批评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持种族中心主义偏见，他在书中前三章批判了三种种族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革命模式。这三种模式其实都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忽略了中国社会自身的演进变化。在研究模式上，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是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现象的历史重要性。研究方式上，柯文主张将中国历史细分化，横向上展开区域史和地方史研究，纵向上展开社会史研究。最后倡导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柯文作此书的目的本是从美国史家的立场检讨之前历史研究的弊端，他也担心由于中美史家的分歧导致中国读者误读此书含义，后又因看到中美之间的隔离渐少，了解增多而打消了顾虑。

但是，正如罗志田指出，从国人对该书的接收和反应看，不少中国读者有时无意中反倒从中国史家的立场去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 无论是西方的学者还是中国的读者，对待历史问题所持的立场都不可能不受自我观念影响，必然无法做到抛开主观因素地“移情”作完全客观的历史解读。历史研究的立场是由其研究目的决定的。无论是美国学者还是中国史家，研究历史必然无法脱离自我身份的束缚，研究目的也是为本国国民提供历史教训。历史研究只能做到尽量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减少个人主观经验的影响。柯文在书中阐释了“中国史境”的概念，强调力图设身处地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体验去重建中国的过去。柯文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去“重建中国的过去”，这也是因为历史研究无法摆脱史家立场的局限。“历史事实”并非客观独立的存在，它是史家过滤掉历史当事人的经验体会，变成史家心中的经验体会。史家面对的更多是文字材料而非古代实物，从文字材料出发显然无法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去重建历史。对于历史研究的模式，柯文批判的三种模式都是从西方中心观出发研究中国近代史。限于自身的研究立场，美国学者更多地重视中国历史的外部因素，着眼西方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柯文在书中逐章批判了三种模式，其中也梳理出了战后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历程。对于“冲击—回应”，只是在一定的范围适用。这是早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会首先想到的理论框架。费正清等人采用冲击—回应模式，与其说是研究纯粹的中国近代史，不如说是为研究近代中西方关系史提供了理论框架。冲击—回应模式的研究着眼于中西方的互动，并不仅是关注中国近代历史自身的演变，它探讨的是西方工业化之后对东方的经济、文化乃至道德输出以及东方对西方的回应、抵抗，两者不可分而视之。柯文的批判中忽略了冲击—回应模式的研究侧重点。也正如罗志田所指出，只要更加凸显中国“反应”的一面，费正清等人的冲击—回应模式也能走向“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中心观。柯文在这一章中例举了晚清历史与西方有关联的方面。太平天国是一场叛乱运动，它并不是针对西方，但它影响了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叛乱玷污了西方宗教在中国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叛乱产生了新的地方权力源泉，削弱了中央权力，使得中国无法对西方作出强有力的回应。清朝改革运动“同光中兴”，学习的是西方看似是对西方的回应，不过更多的也是为了镇压叛乱，挽救统治，富强国家。抗外运动“清议”作为思想现象显然是对西方的回应，从性质言，清议也只是阋墙之争，是向儒教的信奉者要求维护儒教的纯洁性。

第二章批判“传统—近代”模式，柯文揭示了传统、近代等概念语义背后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歧义性。柯文认为中国没有必要非像西方近代一样具有“变化”崇拜，“动态”与“变化”本身不一定是好事。传统与近代，本身就是模糊难以定论的，不符合概念必须符合客观的要求。他认为，传统—近代模式也是冲击—回应模式的扩大，前者给后者提供了远为复杂的理论框架。对于“帝国主义—革命”模式，一些美国学者是从毛泽东的著名论断“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得到启发。毫无疑问，这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柯文也辩护称，帝国主义是意识形态的近代化理论。柯文认为，越战使得美国史家意识美国在政治、文化、道德等全方位领先是神话，从而放弃西方准绳，建立起一种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研究。对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柯文也认为比较模糊不够全面。柯文不赞同把帝国主义作为一把足以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认为把它看成对历史环境发生作用的一种力量更具有解释能力。

最后一章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在附录《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一文中柯文写道：“中国中心观”最核心的特征在于，采取这种观点的研究者极力尝试从中国历史本身的观点出发——密切注意中国历史的轨迹和中国人对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不仅从西方历史的期望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历史。 紧接着，柯文也阐明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漠视外在的影响。他坦陈中国中心观“与其说这是一种单一的，有清楚定义的研究取向，不如说是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的特色的集合。” 但奇怪的是，柯文也发现“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 “局中人却坚持外来因素的极端重要性”。中国近代史学者一方面赞赏“在中国发现历史”，但始终不能脱离西方理论的解释体系。这是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方式上的缺憾。罗志田认为，这一方面是近代中国任何重大事件都少不了西方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史学相对定式化的学术思维方式对具体研究制约甚大。中国中心观无论对美国学者还是中国史家而言，都并非具有明确内涵的研究模式。对美国学者而言，中国中心观是将历史研究立场尽量站在中国这边，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发现历史。

对中国史家而言，是建立自身的历史理论解释体系，摆脱过分依赖西方“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的局面。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从书中正文及附录的文章，都可看出并无明确的中心。他并没有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模式，而是在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模式的弊端后，提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他认为，把研究重点放到中国社会的下层，或放到中国局部地区，或放在19世纪（西方初来中国之时），其中的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幅度下降。这正是他所倡导的将历史细分化的研究方式，横向上展开区域史和地方史研究，纵向上展开社会史研究，并跨学科综合研究。80年代之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正好是沿着柯文所提出的研究路数展开，并且成为中西方史家研究的共同取向。桑兵在《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绪论中说，“今人读史，常呈现一怪相，若不借助于后来外在系统，则几乎无法读懂材料，或者说不知材料有何意义。而一旦以后来外在系统为指导，又难免观念先行，肢解材料本身的联系与意思。” 桑兵认识到中国史家过分依赖西方理论解释体系的窘境，但说“几乎无法读懂材料”实在言过其实。他进而分析到，产生这种怪相的原因之一，正是历史研究的细分化。“细分化所造成的学术侏儒化，导致学术领域的无序竞争，各人竟然分不出高下，索性就不分高下，且自我开脱，美其名曰见仁见智。

” 学术是否需要分出高下尚有待别论，但桑兵教授批判历史研究细分化时，是否想过自己本身也花了十年之功研究区区一个保皇派？但凡在近代史界名气稍大的学者，所做研究无不是细分化的历史。茅海建从《戊戌变法史事考》到《从甲午到戊戌》，不也是花了十多年时间专注于一个历史问题吗？历史研究细分化并无过错，这是一种历史研究的趋势。它虽与中国传统通史、断代式研究方式不同，专注于历史细节，但只要不是肢解历史，仍然上下求索前后贯通，细分化的历史研究也并非不可取。而细分化的研究，若只是为了求新出成果，专营于历史细枝末节，放弃了对政治的严肃思考，放弃去面对英雄、战争等宏伟的主题，彻底丢掉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古训。个人认为，历史学分为研究和表述两方面。整理史料、求索考证、明辨分析，这是历史必要的研究，高明的史家是善于在常见史料中发现别人未见之历史。而学术著作大多艰深晦涩，这就需要既通晓历史又善于表述的人将历史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然而困于体制的逼迫与学术的声誉，多数学者视历史通俗著作不入流，精于研究而荒于表述。专业的史家也并非不善表述，如茅海建所著《苦命天子》一书，此书面向普通读者，本意并非是写给历史专业学者看的，却反而获得他们的赞誉。杨奎松评说该书“其通俗性不亚于读一部历史小说，其学术性更不亚于他的其他历史学专著”。话到此处，无非希望历史研究能放低身段，专业史家能更多地写出通俗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