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五师是中共在抗战时期领导的一支较为年轻的战略部队。它的前身不是红军正规军或游击队，而是形成于1939年上半年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新四军第五师是中共在华中敌后以“滚雪球”方式将众多小规模的抗日武装汇聚在一起发展而来的。它的从无到有证明：中共在敌后没有正规军或成建制武装为基础，白手起家也可以创建一支新的正规军。新四军第五师创建与保卫的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孤悬敌后，与华中其他抗日根据地几无人员、物资联系。该根据地处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交叉地带，情况极为复杂，三角斗争格外严峻。尚未有学者对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学术史予以回顾。本文在区域史整体观照下，梳理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史的已有研究成果，介绍相关研究所需的基本史料。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如何进一步进行相关研究的史料创新工作提出浅薄看法，供方家指正。

一、研究历程：

从官修战史、根据地史到全方位的学术研究

有关新四军第五师的研究起步于1960年代。五师战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于1965年初步完成《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但因受时局影响未能修订完稿正式出版。改革开放后，新组建的中共湖北省委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终在于1986年推出《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初稿）》[1]，此书勾勒出新四军第五师的整体脉络，正式奠定了新四军第五师的研究基础。这部战史是学界研究新四军第五师的必读著作。受时代所限，此书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学术规范意识薄弱，基本无注释。第二，偏重宏观叙事，缺少历史细节。第三，“以论代史”的色彩浓厚，价值判断较多于事实判断。第四，极少运用日方、国民党方的史料，叙事线条比较单一。第五，未注意到三年游击战争对新四军第五师前身部队的影响；未注意到新四军第五师在战后中原突围里扮演的角色。

1980年代至20世纪末，在李先念、任质斌等人的关心和支持下，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联合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湖北省档案馆等机构，编纂了《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根据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的规划，除编写《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外，还分册撰写豫南、鄂东、襄河、襄西、鄂南、豫中根据地的历史。在中共湖北省委与河南省委支持下，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指导成立了相应的编辑小组。各小组“抢救性”开展史料征集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的学者开始对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展开研究。孝感地区财政局编纂了3卷本《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财政志》[2]，刘跃光等推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财政经济史》，[3]谭克绳等推出了《湖北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等著作。[4]地方党史工作者编纂了一批地方党史或革命史著作，在微观层面补充了许多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叙述的空白。

新世纪以来，关于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并在一些具体领域取得可喜成绩。首先是相关人物研究，以李先念研究最具代表性。具体的著作有《李先念文选》《李先念传》《李先念年谱》《李先念生平与思想研究》《纪念李先念诞辰九十五周年文集》等。此外，五师的其他领导人物—郑位三、任质斌、陈少敏、周志坚、张体学的传记、纪念文集等也陆续问世。鄂豫边区革命史研究丛书——《鄂豫边区统一战线工作史》《鄂豫边区政权建设史》《鄂豫边区民运工作史》深化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研究。盛思偲的《豫湘桂战役爆发后新四军第五师在敌后的发展与调适》（《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1期），探讨了豫湘桂会战后五师未能及时向北发展的原因；黄正林的《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与八路军三五九旅南征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5期），探讨了抗战末期中共中央战略变迁下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与新四军第五师的相关问题。郭宁和李雷波关于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的研究，涉及到鄂豫边区在中共抗日战略演变中的地位问题，但是他们的研究着眼于宏观层面，没有注意到鄂豫边区的特点。[5]总结而言，既有研究或是总结刘少奇、李先念、任质斌等人物对五师的贡献；或是梳理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某一方面取得的成就；[6]或是聚焦五师发展河南、五师与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师、五师参加中原突围等重大事件。

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方面，笔者尚未见到英语学界对新四军第五师的研究成果。日本学界对新四军的研究重心在皖南事变、国共敌后摩擦、新四军在江浙沪的发展等方面，对于五师研究有启发意义。三好章的『摩擦と合作-新四軍1937-1941』（創土社，2003），宍戸寛的『中國八路軍新四軍史』（河出書房，1989）对五师历史有所涉及。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在战时编写的『新四軍ニ関スル実態調査報告書』（1941）、『解散迄ノ新四軍』（1941）、『新四軍ノ現状』（1939），满铁调查部编写的『支那抗戰力調查委員會總括資料昭和14年度第2政治篇八路軍及び新四軍』（1940）是来自日方的重要佐证。战后日本日中戦争史研究会编的『日中戦争史資料―八路軍・新四軍』（竜渓書舎，1991）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官修战史基本揭示了五师的整体发展脉络。几种重要的史料汇编披露了较多历史细节，提供了有力证据。人物研究还原了重要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情况。为数不多的专题研究则触及到五师及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史事。检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高水平研究论著较少，核心史料运用不多。史料限制使得新四军第五师的研究长期以来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太令人满意。盛思偲的论文虽使用了数件湖北省档案馆典藏的档案，但仍有不少未曾注意到的重要档案。截止目前，除一部官修战史外，学界尚无专门研究五师的学术专著。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五师的诸多历史仍鲜为人知。更令人遗憾的是，鲜有学者使用国民党和日本方面的相关史料开展研究。

二、研究史料：

五师战史资料、地方党史资料与人物史料

新四军第五师在战时因为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兄弟部队联系不畅，不能及时将很多重要材料送往上级组织。因此，华中局和军部所留下的一些重要文献中对五师的记载不多。例如，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于1951年编纂的《华中抗战史料》关于五师的记载就甚少。五师在战后经历中原突围，不少文献因此流失或者被毁。凡此种种，都使得1949年以来我们对五师的历史知之甚少。中央军委于19611年单独组建新四军第五师战史编纂委员会，委托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和湖北省军区开展具体工作，留下一套珍贵的《新四军第五师战史资料》（共47册）。[7]截至目前，一部分《新四军第五师战史资料》已在《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1984）和《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2017—2021）中得以披露。

五师战史编纂委员会自1962年正式开始运作，编制48人。委员会仅在半年内便搜集到电报资料250万余字，敌伪资料250余万字，其他历史文献619万余字。此外，还有很多文物、照片。委员会还认识到中原突围的意义，搜集到相关文献1377份，共41余万字。[8]1965年，新四军第五师战史资料编纂工作基本完成，形成一本《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后续工作未及展开，便因“文革”宣告中断。在“文革”爆发前，五师战史编纂委员会将全部资料复印一套，移交给湖北省档案馆保存，原件上交给中央档案馆。如今，除涉密部分和私人文献外，湖北省档案馆已经将大部分五师战史资料进行数字化，向学者有限开放利用，实为一大幸事。另外，馆藏抗战初期中共湖北省委员会、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的档案，与新四军第五师密切相关，亦有价值。

湖北省各级党委与政府的党史工作者，在1950年代与1980年代，开展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地方党史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为迎接建国十周年，统筹湖北省委党校、省社科院、武汉大学历史系、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等机构，于1958年至1959年，编成数个党史调查组，深入到湖北省内的革命老区，开展口述访谈、征集革命文献与文物等。这一工作，调动了各县党委编纂地方党史资料的热情，从1960年开始，一批党史资料或者革命史初稿问世。中共湖北省委组织湖北省革命史资料编写小组，编写了一套6卷本的《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各县编纂的党史资料，目前笔者见到的约有20部（均珍藏于湖北省档案馆）。此外，红安、麻城、黄冈等地的一些公社，也留下了本地的党史资料汇编。这次地方党史资料编纂热潮大约持续到1965年。这些史料，多是手写本或油印本，漏字、别字不少，略显粗糙。它们最大的价值在于非常及时保存下了革命亲历者的记忆。彼时，新中国成立不过十年，接受访谈的革命干部大多处在盛年时期，记忆力强，揭示了很多历史细节。这部分形成于1959年前后的地方党史资料中有不少跟新四军第五师及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有关的记载，目前鲜有学者予以利用。

1980年代初期，李先念同志指示湖北省应该重视新四军第五师及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中共湖北省委为此专门成立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后并入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先后推出《战斗在鄂豫边区》（3卷，1980）；《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8卷，1984—1985）；《新四《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鄂豫边区、新四军五师部分》（1989），《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电报类》（8卷，2017—2021）等重要史料汇编。《新四军第五师冶金军工史料汇编》《新四军第五师军事工业史资料》《新四军第五师卫生工作史》《鄂豫边区的白衣战士》等专题史料汇编亦出现在这一时期。市、县党史工作者在编纂本地党史过程中，注意史料搜集工作，有相当多收获。以孝感为例，孝感地委负责撰写《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史》，广泛征集史料，一手档案达200万字，报刊史料约20万字，老同志访谈资料约20万字。[9]重视史料，可以说是中共党史工作者的一贯优秀品质。

除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外，豫南和皖西的党史工作者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编纂了一些党史资料，内有不少跟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相关的文献。河南党史资料丛书中的《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抗战时期的竹沟》《红色四望山》《中原突围前后》均有极高史料价值。《丰碑—信阳党史资料汇编》共22册，里面有相当多值得参考的史料。皖西方面，中共六安市委员会编纂的《皖西党史资料辑要》（6册）和宿松、霍山、金寨几个县的党史资料均有价值。鄂皖交界区域属于新四军第五师的游击区，是新四军第五师和国民党军第21集团军的对峙地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推出的《新四军•文献》《新四军•回忆史料》《新四军•参考资料》等史料中，也散落着一些有关新四军第五师的资料，数量不多。

人物史料方面，《李先念年谱》的价值较高。该年谱收录了不少来自新四军第五师战史资料的电报。除《朱理治回忆录》外，笔者尚未见到其他五师和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人（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许子威、刘少卿、王瀚）的回忆录或者日记。部分旅、团级军事干部和军分区、地委级领导干部留有回忆录。如曾担任五师第13旅旅长的周志坚，曾担任军分区政治委员的文敏生，曾担任军分区政治委员的郑绍文，曾担任五师第14旅第41团政治委员的罗通，曾担任军分区司令的廖汉生，曾担任五师第15旅政治部主任的刘放，曾担任五师政治部《挺进报》总编辑的齐光等人均有回忆录存世。湖北省档案馆珍藏有《林镇南日记》（林曾担任团政治部主任），《潘流日记》（潘曾任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机要科通讯大队长），《黄民伟工作笔记》（黄曾任江汉中心县委书记）。此外，《刘少奇年谱》《陈毅年谱》《王明年谱》《王明：传记与回忆》《叶剑英年谱》《张云逸年谱》《郭述申年谱及著述补遗》《王首道回忆录》《皮定均回忆录》《皮定均日记》《赖传珠日记》《王恩茂日记》等均有一定史料价值。

三、创新路径：新史料与新视角

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学术化时代，史料的重要性愈发彰显。早在1980年代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筹备《八路军》《新四军》系列史料汇编之时，便感慨“我国在这段（指抗日战争）党史军史资料的整理、研究和出版方面，落后于美、苏、日诸国，也落后于台湾，不少国际人士在研究我党我军历史时，由于我们不能提供准确、可靠的史料，不得不依靠海外或港台出版的不准确、不全面甚至是歪曲我党我军形象的史料。”[10]1984年，邓小平、陈云、胡耀邦、杨尚昆、聂荣臻、彭真等领导人对于党史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均作相关批示，这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这一工作的高度重视。至2022年，经历过几波党史资料编纂高潮之后，供研究用的史料汇编可以说已是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就中共党史研究里的一些领域而言，史料不足仍是较为严重的问题，制约着学术研究。以本文聚焦的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史研究来说，笔者以为在史料创新方面学界可从以下几方面尝试取得一些突破。

第一，上下结合，深挖相关档案和地方党史资料。学人若有条件利用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等机构典藏的档案，自是最好不过。[11]如向上的道路行不通，我们不妨眼光向下，转向地方档案馆。新四军第五师在湖北、河南、安徽、陕西、湖南几省都留下了战斗痕迹。湖北与河南两省档案馆的开放度比较高，其他几省档案馆的开放度相对较低。县级档案馆中蕴藏着不少“宝矿”，等待有心之人去发掘。一些县级档案馆虽然不开放革命历史档案但是开放民国档案，在后者之中其实散落着不少与中共有关的文件。地方党史工作者编纂的已刊或未刊党史资料也有一定价值。这些党史资料少部分形成于1950年代，大部分形成于1980年代。互联网时代给学术研究增添许多便利，让学者坐在家中便可利用许多电子化的史料。但是，有些史料仍需要学者“走出书斋”方能一睹其容。

第二，充分重视日方史料的价值。杨奎松在《抗日战争研究理应重视战争史研究》[12]一文中强调使用日方史料开展战史研究的必要性。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一点并身体力行。姜克实对长城抗战的研究，吴晶对关家垴战斗的研究，丁晓杰对阿部规秀战死一事的考证等[13]显示出日方史料之于抗日军事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撰写的研究评述或史料介绍文章，提供了许多有益信息。[14]

时至今日，日本《战史丛书》一类的文献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已不是稀见文献。我们应该深挖更多的日本战史文献，方能更好从“敌方”视角揭示中共抗日的重要意义。新四军第五师抗击的日军部队来自中国派遣军第11军，不掌握该部队的战史资料，便不能了解新四军第五师的对手。亚洲历史文献平台珍藏有很多关于第11军的史料，一些战斗详报、情报记录、调查报告等[15]有较大价值。在鄂豫边区驻扎过的日军有第3、6、13、34、39、40、58、68等师团，其中第6师团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调至太平洋战场。这些部队的师团史、联队史乃至大队史、中队史还未被国内学界善加利用。

据笔者初步摸索，涉及到侵华日军第11军的师团史有6部，步兵联队史有11部，步兵大队（含独立步兵大队）史有2部，步兵中队史有3部，炮兵联队史有2部，炮兵中队史有1部。[16]工兵、辎重兵、医疗兵、航空部队的史料尚未梳理。这些文献对于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不可忽视国民党方面的史料。根据这几年间所读史料来看，笔者有这样的观点：新四军第五师在一段时期内的反顽压力要远超抗日。甚至可以说，“顽之害甚于日伪”。新四军第五师反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反顽也是为了抗日。新四军第五师在鄂豫边区的反顽斗争格外严峻，如当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全国范围内落下帷幕后，在鄂豫边区却刚刚开始。宏观层面，国共两党的关系在1942年有所缓和。但是在1942年，国民政府第五战区调集十余万重兵向新四军第五师两线夹击，断断续续展开了长达8个月的摩擦斗争。如此吊诡的局面，折射出中共在华中敌后抗战的艰苦性和复杂性。这样的复杂局面在档案中也有所体现。“国史馆”中典藏有相当多的函电、报告等档案。如第五战区李宗仁、李品仙、孙震等人与蒋介石关于进攻新四军第五师的电报；第一战区汤恩伯与蒋介石关于进攻新四军第五师的电报；湖北省政府及其所属鄂东行署、鄂中行署关于新四军的所谓“敌情报告”等。国民党方面的史料，虽然存在一些不实之言，但也有一定价值。

综上所述，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研究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已有研究基本还原了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整体面貌，梳理出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展望未来，学界仍需以史料创新为核心途径，努力建构相关史实，不断在中观和微观层面还原更多真相。当我们全面搜集与整理相关史料之时，新的研究视角实际上也便自动出现了。

注释:

[1]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初稿）》，内部资料，1986年。不久之后，以该稿为基础，修订后的《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于1989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2] 湖北省孝感地区财政局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财政志》，未刊文献，1989年。

[3] 刘跃光、李倩文等：《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

[4] 谭克绳等：《湖北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5] 郭宁：《从中原到苏北：中共发展华中战略及其对山东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李雷波：《一九四〇年八路军南下华中战略行动及其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4期；《中共“发展华中”战略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角色转换》，《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抗战前期中共对中原战略区的规划与经营（1937—1939）》，《“马上建功与纸上谈兵：第三届军事史论坛”论文集》，南京理工大学，2020年等。

[6] 这些研究成果汇聚于湖北省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主编的几部论文集，即《雄师奇观—纪念新四军第五师建军50周年论文专辑》（1991年），《中原伟业—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学术讨论会》（1992年），《湖北抗战—纪念中国抗日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铁军雄风—纪念新四军建军6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7年）等。

[7] 这套史料共分为4大类，即“五师战史资料”（历史文献资料33册）、“著述及访问资料（5册）”、“访问资料（机密部分6册）”、“敌伪顽资料（3册）”。史料主要来自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博物馆、南京史料整理处、南京军区战史编辑室、武汉军区战史编辑室、中国人民军事革命博物馆以及湖北省各县的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纪念馆等机构。一些革命干部主动捐献了不少私人文献，如《林镇南日记》。一些史料来自《解放日报》《七七月刊》《七七报》《挺进报》《政治工作训令集》《党的生活》《挺进杂志》《政治工作通讯》《抗大十分校开学专刊》等民国报刊。

[8] 新四军第五师战史编纂委员会：《半年来的工作情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M003-001-0036-0003.

[9]《征编的情况和体会》，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编撰工作座谈会材料汇集》，未刊文献，1988年。

[10]《关于编纂史料丛书的意见》，南京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党史资料选辑》，未刊文献，1985年第3期，第2页。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印：《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全宗概览》，未刊文献，2000年。

[12] 杨奎松：《抗日战争研究理应重视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

[13] 姜克实；《长城抗战：日中档案比较研究》，民国历史文化学社，2021年；吴晶：《中共抗日战史的微观书写——以百团大战中的关家垴战斗为例》，《社会史研究》2021年第1期；丁晓杰：《关于陆军中将阿部规秀战死之报告——日本档案资料关于阿部规秀被击毙的记载》，《军事历史》2011年第2期。

[14] 邱涛：《七十年来新四军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2期；乔君：《新世纪以来日本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刘峰：《中共抗战史研究与日方资料的运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彭程：《日本馆藏涉新四军档案评介》，《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张屹、徐家林：《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中共党史文献评介》，《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4期；张屹、徐家林：《异域之眼：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2期。

[15] 如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2162000、歩兵第５４連隊豫南作戦戦闘詳報昭和１６年１月２６日～１６年２月７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ー)Ref.C11112165900、歩兵第６１連隊実施戦闘概見表昭和１５年４月２９日～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呂集団戦時月報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3331100、陸支密大日記第３７号３／３昭和１６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宣伝宣撫概況報告送付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1104600、陸支受大日記（密）第３７号昭和１４年自６月１０日至６月１３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31696200、第１１軍軍状報告 昭和１４年８月３０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中支那に於ける通信綜合状況並に将来に関する意見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1059200、陸支受大日記（密）第３３号３／３昭和１４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等。

[16] 笔者根据陸軍史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の本 : 伝記・回想録・歴史・戦記・戦争文学の名著全展望総解説』、自由国民社、1985年；西村正守「歩兵聯隊戦史・戦記文献目録（戦後刊行）」、『參考書誌研究』、第31号（1986年3月）；秦郁彦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等著作，结合国立国会図書館サーチ（）目录查询系统进一步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