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篇幅所限，本文节选，原文注释省略。

内容摘要：近代中国的医史研究发展至今已近百年，研究者的学科构成和研究取向都经历了重要转变。其研究的不仅是医学理论与技术的演变，还有社会文化的变迁，研究者也不再限于医学内部，而成为以历史学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共同的关注。清代医疗史研究可谓是中国医史研究的一个缩影，多角度审视其流变，便可发现其存在的局限与进展的空间。本文对近百年清代医疗史研究做一概览性的梳理，力图在国际医史研究的脉络中审视其历程、特征以及意义与趋向，认为打通学科壁垒，以跨学科的视野和理念，在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创建相对独立的医史学科，无论是对医学还是历史学深入发展来说，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清代 医疗史 学术史 医学 社会文化

项目成果：“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项目“现代中医基本认识的知识考古与其文化建构研究”。

中国医史是一门古老的学问，较早也比较成熟的医史文献，应该可以追溯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此后的正史也往往都载有医者的传记。至唐代甘伯宗著《名医录》，始有专门的医史著作，而后相关的著作代不绝书，直到清代。传统时期的医史著作，大抵以医学人物传记的形式出现，与近代的医史研究，有着较大的差别。1919年，陈邦贤将此前几年发表在杂志的文章集结增补，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医史著作《中国医学史》，开启了中国现代医学史研究。依此而言，近代意义上包括清代医史在内的中国医史研究至今已近百年。当时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医史研究，作为医学研究特别是中医学研究的一部分，不仅为呈现中国古代的医学技术和成就贡献良多，而且实际上也对建构中国现代中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研究也基本上以“内史”的面貌出现，几乎未成为历史学者关注的对象。直到1980年代以来，医疗史才逐渐在史学界出现，所谓的“外史”研究日渐兴起。本文将对中国百年来，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的医史研究做一概览性的梳理，力图在国际医史研究的脉络中对这一研究的历程、特征以及意义与趋向做一探讨。

一、百年来中国医史研究的国际学术背景

20世纪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逐步奠基并不断取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回首百年来的包括清代医疗史在内的中国医史研究，不难看到，虽然其不无自身演变逻辑和特征，但在中国学术不断靠拢和融入国际学术的大背景下，医史研究整体上显然也脱不开以欧美医史研究为代表的国际医史研究的影响，故此，本文将首先对20世纪以来的国际医史状况做一简要的梳理。

20世纪初，是医学史专业化、制度化的重要时期。此时，在德国医史学家卡尔·祖德霍夫（Karl Sudhoff）等人的努力下，医学史开始逐步成为医学院校课程的组成部分，祖德霍夫还创办了医学史领域内的一份重要刊物《祖德霍夫档案》（Sudhoffs Archiv）。此外，国际医学史学会亦在1920-1921年间产生。1925年，西格里斯特（Henry Ernest Sigerist）接替祖德霍夫担任莱比锡医疗史研究所主任，在继承前辈将医学史作为独立学科发展的同时，他转向了一种更具文化特色的研究路径，引导研究所的许多学术和教学活动避开传统主题，转向与医学相关的哲学、伦理、社会和经济问题。1932年，西格里斯特离开德国，接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史研究所主任一职，此时他更为明确地提倡医学史应该转向介入社会与政治的历史研究模式。1940年代，西格里斯特进一步呼吁医学史要开拓新的研究视野，应该将医学置于广阔的社会情境中。他提出：“每一项医学活动都有两方面的参与者，医师与病患，或者是广义上的医学群体和社会。医学无非就是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复杂关联······这样，医学史就成了社会史。”他还特别强调，“医学并非科学的分支，也永远不会是。如果医学是一门科学，那它也只能是社会科学”。

之后，查尔斯·罗森博格（Charles E.Rosenberg）等人拓展了西格里斯特倡导的社会史研究，但是直到1960年代这种研究取向还未能成为医学史研究的主流，医学史学者受到的训练仍集中在医学领域。这种情况在1970年代晚期开始有很大改观，此时新一代的社会史学者以及医学人类学者开始大量介入医学史研究，医学史研究方向由技术、人物和文献等日益向社会文化延伸。随着关注非临床实践问题的年轻历史学者越来越多，传统医学史学者感到不安，指责这种研究为“没有医学的医学史”，但这一趋势并没有因此停滞。1980年代，随着年轻的社会史和人类学研究者的成长，他们逐渐占据了核心的科研岗位，老一代医学史家的退休也使得二者间的论争逐渐减弱，在医学史领域内历史学和医学的学科壁垒开始消解。与此同时，随着学术界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出现，新文化史、微观史、全球史等新兴研究亦对医学史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运动影响的学者，愈加关注有关身体与健康的文化论述与多重身份的理论思考，性别、阶级、种族被纳入到医学史研究的范畴中，身体、疾病与医疗的社会文化属性，全球视野下的医学和药物知识的演变和建构，以及对现代医疗模式和体制的检讨和反省日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由此可见，20世纪以来的国际医史研究大体可分三个阶段，初期的传统科技史研究，中期的社会史研究和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国医史研究尽管与此并不同步，但大体未脱离这种趋势，而具体到清代医学史的研究历程又有自身的独特性。

二、斗转星移：百年来清代医史研究概览

陈邦贤，中国医史学家

现代中国医史的研究，出现于1910年代，大体是伴随中国现代学术的兴起而出现的。1914年，中国医史的开创者之一陈邦贤发文宣告创办“医史研究会”，并在创办小启中宣称：

东西洋医学昌明之国，莫不有医学史、疾病史、医学经验史、实用史、批判史等以纪其历朝医事之沿革及其进化之理由。吾国昔时亦有李濂《医史》、甘伯宗《名医传》发皇往哲之奥窍，然其体裁，咸秉传记，谓为美备，窃恐未能。盖吾国医学，上稽太古，下迄近世，其间虽多支派，而脉络隐然相通。传记体惟纪个人事略，不能纪历朝医事之沿革及其进化理由也。掌籍有阙，贻笑万邦，拥护国体，是在我辈。邦贤寝馈医典，历有年所，拟辑《中国医学史》。

其中有两点信息值得注意：一是医学史的书写是医学昌明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二是之所以要努力撰写医史，乃是为了在这方面不落人后，贻笑万邦。正因如此，作为医生的作者要发动医界同仁组织医史研究会，撰著医史。以此为起点，数年后，他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医学通史著作，中国现代医史研究就此展开。当时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者大抵都是具有医学背景的医界人士。他们探究医学史，显然更多的是着眼于医学，特别是中医的演进和发展，在近代以来学界有关中医科学化或现代化的努力中，医学史的梳理和探究，对现代中医理论的建构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清代医学史的研究作为中国医史研究重要组成部分，很大一部分乃以医学史通论性研究的一部分的形式呈现，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清代著名医家、医籍、中西医汇通等方面。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则是其中的代表，其对清代医学有简明扼要的论述。他在书中设“近世医学”一篇，概括了清代诸名医张璐、喻昌、吴谦等人的成就；注意到叶天士、薛雪在温病学上的贡献，并把吴瑭、王孟英、周扬俊、吴子音、章虚谷等人都归入了温病一派；论述了徐灵胎、王清任在古书考订上的功绩；还设专章论述明清时期西洋医学、日本医学的传入；明清的医事制度，包括清代的太医院、御药房建制，刑律中关于医药的条文，医学教育及考试，清末东北鼠疫的防疫工作；梳理了明清时期各种现代病名的传统命名；还按照“医经、本草、藏象、诊法、明堂经脉、方论、史传、运气、西洋医学译本、日本医学译本”把明清时期的主要医籍进行归类。现代医学史研究的开创时期很难做到对具体问题深入细致的讨论，但是其涉及清代医学诸多方面，并在一些问题上颇具见地，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医学史》

之后虽然有一些专论清代医家、医派的单篇论文，但是影响力较为有限。比较重要的是出版于1932年，王吉民、伍连德合著的《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其涉及清代的部分主要为The Mediaeval or Controversial Period（961-1800A.D.）和The Modern or Transitional Period（1801-1936A.D.）两章。作者认为中医发展从明代开始衰落，到清代达到最低点。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医学教育机构比唐宋时期大为减少，明清时期的太医院只是为培养御医而设，普通的医学从业者没有正规的学习机构，从业门槛不高导致医者素质下降；二是医者群体内部出现分裂，一部分医家遵从古典医学，另一部分服膺近世医学。此外，该书介绍了清代名医喻昌、张璐、汪昂、张志聪、叶天士、薛雪、徐大椿、黄元御、陈修园等人的生平和成就，详细列举了他们的论著；概述了清末中西医论争的情况；重点介绍了清代编撰与医学相关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四库全书医家类》、《医宗金鉴》，并列举了清代其他重要的医籍。这种明清医学衰落的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之后的医史学者。

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是医学史研究渐成体系的时期，中华医史学会的成立和《医史杂志》的创办是此时的重要事件。博医会和中华医学会是近代中国两个最为重要的医学共同体，1932年，两个学会正式合并，更名为中华医学会，总部位于上海。此后不久，成立了诸多分支学科的分会，医史学会亦是其中之一。1935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委员会成立，1936年改组为中华医史学会。在1937年4月制订的学会工作大纲中计划发行医史杂志，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而搁浅。至1946年冬，经中华医史学会年会决议，发行《医史杂志》，作为学会的机关刊物，以“登载研究中外医学历史的译著为主旨”。《医史杂志》在1947年3月出版面世，为季刊，16开本，中英文合刊，每期页码不固定，由中华医史学会出版，在上海发行。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多次停刊又复刊，直到1980年7月经卫生部和国家科委批准，《中华医史杂志》再次复刊，并稳定发展至今。所以，四五十年代有关医学史的专题论文大多发表在《医史杂志》（或《中华医史杂志》、《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上，但专门论述清代医学史的论文却不多，且主要集中在王清任、陈修园、徐大椿等几位名医身上，如宋向元《王清任先生事迹琐探》、丁鉴塘《清代王清任对于解剖学的贡献》、陈国清《清代名医陈修园》、《清代江苏名医徐灵胎先生像传》。值得注意的是，范行准的《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分成六篇，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1951-1953年的《医史杂志》上，并于1953年结集出版。他重点考察了明清时期对天花的预防措施，指出中国发明人痘约在明代中后期，而非传说中的11世纪，同时对牛痘传入中国的过程作了细致的论述。

《中华医史杂志》 1987年第1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医学史的研究较为薄弱。进入80年代，医学史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关于清代医学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著名医家生平及其成就的探讨。朱先华《清末的京城官医院》探讨了始建于光绪年间的北京最早的近代公立医院京城官医院的职能、运作、意义等。陈可冀《清宫档案与北京同仁堂的历史》利用清宫档案中同仁堂与大内御药房交往的公文，梳理了同仁堂为清廷服务的大致情况。刘时觉《明清时期徽州商业的繁荣和新安医学的崛起》探讨了明清时期徽商的兴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印刷业的发达对新安医学兴起的促进作用。该文的论述虽较为简单，但是作者已经注意利用明清笔记小说、文集等材料，而不是单独使用医书。

此时医学通史著作相继出版，如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1986）、李经纬、程之范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1987）、李经纬等《中国古代医学史略》（1989）等等，都包括对清代医学史的论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仍然认为明清时期是医学的孱守时期，不过是金元医学的引申和继续，很少独立见解。虽然此时在本草学、解剖学、预防医学、治疗学等方面都有所发展，但对整个医学思想来说，都没有起主导作用。但该书在书写方面颇具特色，打破了以陈邦贤等人为代表的按照医家、医籍、医学机构论述一朝一代的医学史，而是有侧重地阐述历代医学最为突出的成就，如书中清晰阐述了明清医学的流派，梳理了本草学和免疫学（主要是种痘技术）在此时的发展，认为清代医家最突出的成就集中在温病学上，故进一步详细梳理了温病学的源流和清代诸医家在这方面的成就。范行准清晰的问题意识使得该书不再流于泛泛介绍历代医学的成就，其认识到社会文化对医学的影响，注意利用各类史料。

总体而言，20世纪初到七八十年代，医学史的研究几乎全都由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人士担纲。他们对于清代医学史的研究关注点较多地局限在名医、医籍、技术与病理层面，除范行准等少数人外，资料利用上也基本限于历代医籍；且早期清代医学史的研究基本是简单的史实梳理，缺少明确的问题意识，直到80年代才有所改善。医家的这种研究理路对我们认识清代医学发展过程助益良多，但是在国家和社会对疫病的应对、疫病对社会及民众心态和信仰的影响、医者和病人的关系、医者群体的身份认同等方面，可供借鉴的内容还非常有限。1980年代以后，在医史学界的研究仍在继续和深入的同时，中外一批历史研究者的加入，使这一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应该指出，疾病医疗研究在中国历史学界的兴起并非建立在对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不满或反省的基础上。文章开头简要回顾了国际医学史在1970年代开始明显转向医疗社会史研究，这种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医学史的研究，但国内对医疗社会史的关注更重要的因素在于1980年代以来史学界不断反思并进行新的探索。1980年代以来，大陆和台湾史学界不约而同地开始对史学研究中各自存在的“教条公式主义的困境”或“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展开了反思，大家似乎都对以往研究过于侧重政治、经济、阶级斗争及外交和军事等做法表示出强烈不满，提出了“还历史以血肉”，或“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这样带有普遍性的诉求。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社会群体、社会生活、社会救济、社会环境等等一些过去不被注意的课题开始纷纷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极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界域，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医疗活动也由此受到历史学者的关注。

篇幅所限，余下内容仅展示标题：

四、前沿与热点：当下清代医疗史研究的主要面相

(一)卫生及其现代性

(二)性别、身体与医疗

(三)疾病与社会文化

(四)医生、病人与医病关系

(五)医药的全球史与物质文化史

(六)医学知识的建构、传承与传播

(七)医疗组织、行为与日常生活

五、在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新世纪清代医疗史研究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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