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对话传习志愿者:
“偶然的考古发现,可能会改写历史”
考古专家王巍在讲座结束后,与传习志愿者进行了交流。
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是世界性的课题,历来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代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皆曾有所思考,但围绕此课题开展研究,发端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等一大批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此课题展开过深入论述。
2002年春,学者王巍受命策划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并成为预备性研究的负责人。2004年,迄今考古界规模最大的综合研究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联合攻关,在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进行科学的研究论证。
为中华文明五千年提供实证:
提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
7月10日下午4:00,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首席专家、执行专家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登台“名人大讲堂”,以《探索文明演进历程揭示多元一体格局——古蜀文明与夏商王朝》为题作了演讲。
在本场演讲中,王巍详细讲解了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方方面面,比如为什么要进行探源工程,主要研究什么问题,探源工程是在何种研究背景与基础上开展的,哪些学科参加了探源工程,探源工程的工作理念、方法、时空范围、目标是怎样的,中国学者有怎样的责任,该工程启动20年来取得了哪些成绩,等等。
在讲座中,王巍还特别提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了“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桎梏,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最主要标志。根据该方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围绕4处都邑性遗址与40余处区域聚落群开展田野考古调查、重点区域的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一系列都邑遗址和各地中心性遗址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性,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揭示了各地区文明化进程以及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对中华文明演进的环境背景、兴衰原因、内在机制、发展道路等取得了较为系统的认识。”
鼓励年轻人加入考古事业:
“考古是愿意为我们国家文化事业作贡献之年轻人的最佳选择”
在互动环节,两位传习志愿者向王巍请教了不同的问题。第一位传习志愿者是来自同济大学的大二学生何俊宏。他提的问题是:像《山海经》中那些神话传说与中华早期文明之间是否有联系?对此,王巍回答说,在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之前,大家基本上把关注点放在《山海经》里面的神话色彩上,没有把其中蕴含的、值得深入科学研究的部分重视起来。“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后,尤其是看到一些造型奇特的考古成果之后,不少人开始认真考虑《山海经》与三星堆的一些联系。至少神话里面的记载,很可能有真实历史的影子,值得认真对待。我个人觉得,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启发我们意识到,《山海经》里的内容并不一定像我们此前认为的全然荒诞。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山海经》值得重新细读。”
第二位传习志愿者是成都七中育才学校的初中生田苑辰。他平时就喜欢读历史和考古方面的书。他问王老师:“对以后想从事这方面工作的青少年有什么建议?”
看到中学生对考古如此感兴趣,王巍高兴地说:“当年我上大学报的第一志愿就是考古。因为我觉得考古本身非常有意思,很有趣。当然,考古不仅仅有趣,还意义重大。通过考古可以描绘我们祖先创造的文明。虽然不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都能有惊天动地的考古发现,但每一个发现,都会更好地帮助民众更深更细了解我们祖先的创造、生活。如果说,考古和历史资料的研究,目标是总体描绘中华文明的图景的话,那么每一个或大或小的考古发现,都会或多或少地为这个图景增加一根线条、一个色彩。比如说三星堆考古发掘就为这个图景增加了一大块色彩。说不定,未来在某个时刻,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考古人的一个偶然间的考古发现,会改写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古的魅力,是其他人文科学所难具备的。”
王巍还兴致勃勃地鼓励这位中学生加入考古的事业,“如果你感兴趣,我觉得考古绝对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们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文明当中唯一绵延不断的,国际交流前景非常广阔。所以,我觉得选择考古是愿意为我们国家文化事业作贡献之年轻人的最佳选择。”王巍还特别提到,在四川,考古事业大有潜力。
讲座结束后,何俊宏也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分享了他听完本场讲座的感受:“受益匪浅。尤其是看到王老师和其他考古学者一起,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付出了多年的心血和努力,为他们的执着和认真精神所感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陈羽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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