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名句

历史学家是诊断病原的医生，不是动手术、开处方的医生。

亲历历史的人，不一定比在远处看历史感受更强。

学历史的人，是转后台去，看你卸妆了以后是什么样。

有些人曾经在苦水里面泡过，但是他会反过来想，你们都应该受一受那样的苦难。

过去太多强调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一衣带水，更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和日本有什么样的结构性差异，而且导致了后来的路径不同。

我们的历史知识是不是带来了太多成见。

有一句话说得很苛刻：跟大学生讲历史，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就是跟大学生脑袋里面的历史搏斗。

很多原本简单的道理，没有那么玄乎，后来人总把它们越讲越深刻，加上了很多自己的体会，甚至完全离题，和现实离了八丈远。

写思想史时，心中有一个搏斗的目标——那些具有笼罩性的思维定式和陈词滥调。

思想史跟知识史的差异，知识是在不断地积累上升，可是思想史有时候是不断地重复，一再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史学传统和现代史学的不相融之处：第一，中原王朝当作叙述的主线，其它的都是附庸，这是一个缺点；第二，它是围绕着政治，就是王朝的更替、君臣的事迹，这个也是不合乎现代史学；第三，基本上是以精英人物为主，不涉及到社会底层。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自己想象自己。能不能用周边不同的角度看待中国。

跳出中国的框架，学会用对方的眼睛，反过来看中国。就中国谈中国谈不了，很多事情跟周边有一种所谓的蝴蝶效应。

以前是喜欢熟悉的东西的叠加，哪怕是没有质的变化，加上去加上去。这样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全球的眼光，和大家都能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历史认识的方式。

我们走歪路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在正路上。

什么是爱国主义。一种是走向孤立的爱国主义，一种是对国家负责任的爱国主义，单纯抽离去谈爱国主义，它就会变成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

我们不否认中国有特殊性，但是你要不要共享一些普遍价值。现在的国际秩序，你是融入，还是另起炉灶。你认为你的特殊性，是地方性文化，还是普世性文明。

如今，全球化时代仍在深化，中国既面临着21世纪全球化的浪潮，同时还在继续着1840年以来开启的现代化转型历程。在这种境遇下，中国更需要一种适应新时代的“世界观”与“全球观”。而葛兆光在文中指出，中国传统世界观就像基因一样持久与顽固，深刻影响并阻碍着当下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国人在转变“世界观”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远。

要想扫除中国传统世界观的不利因素，首先要深入历史与思想史，了解中国传统世界观是什么，然后才能进行更有效的批判与反思。同时，对中国古代四次“开眼看世界”的历史也要有深刻洞察，从历史中看到经验与教训。通过对中国历史四次“世界知识转变期”的理解，帮助当下中国建立一个新的认知世界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教兴盛期，也是中古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佛教的兴盛、北方民族大融合带来了一次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全新机会，日本讲谈社“中国历史”系列“魏晋南北朝”一卷，被作者川本芳昭命名为《中华的崩溃与扩大》，其中“扩大”一词即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世界观”的重塑与扩大。著名日本京都学派历史学家川胜义雄所著《魏晋南北朝》，作者在书中一贯阐明了自己的代表性观点“六朝贵族制社会”，并将六朝史放入东亚文化圈乃至世界史中解读，讲述了一部“黑暗时代”的华丽中华文明史。

●《剑桥中国宋代史》：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重要且独特。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曾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宋代是中国从“中古”踏入“近世”的开端；受此影响，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把宋朝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在宋代）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

可以说，当代中国继承的传统文化，其实就是两宋的文化。宋代“新文化”与当时新的国际形势（东亚诸国林立），为宋人带来了新的认识世界的知识。理解“宋代之新”，在当下这个以民族国家为独体的全球化时代，便显得尤为契合。英国汉学家崔瑞德所著《剑桥中国宋代史》，为我们带来了理解宋代历史的全新视角，将宋代历史跳脱中国、跳脱东亚，放置全球视野下，看看西方学者眼中的宋代是什么样的。

●《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作为一个世界性帝国，蒙元帝国的史学研究比任何一个中国朝代历史更具有“世界性”。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梅天穆(Timothy May)所著《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从全球史视野审视蒙古帝国历史，这比中国视角的蒙元历史更具有广阔度，也跳脱了“将蒙元帝国完全等同于中国的一个朝代”的历史局限。

作者将蒙古帝国历史称为“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将蒙古征服称为“成吉思汗大交换”（与“哥伦布大交换”类比）。而中国只是作为整个蒙古征服的一部分，将中国的征服放在欧亚大陆一隅，这种对比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庞大完整的蒙古帝国，也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元代中国。

●《1840年以来的中国》：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的来华，实际上是中国晚清被迫开关的前奏，放在世界史视野上，其历史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均处于大航海时代开启的西方扩张历史之下。同时，正是由于中国没有抓住明清之际的转型机会，才迎来了1840年之后“被动”的历史。著名法学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独辟蹊径，以“宪法”视角审视了中国1840年以来的近代历史与现代化转型，他将宪法称作“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而中国近代历史的真问题，就是以法治、以宪法为核心的现代化转型问题。阅读这样的著作，令人耳目一新，更能帮助读者理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本质。

本套书虽是通识类史学著作，但作者皆为各领域史学权威大咖。除了权威性高、专业性强以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能够摆脱自身民族文化倾向的影响及意识形态影响，真正地从文明的角度看清一个时代的流变和特质。《魏晋南北朝》《剑桥中国宋代史》《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三书作者均为日、英、美三国顶级历史学者，为我们带来了国际视角，《1840年以来的中国》则与传统历史学家不同，以法学家的视角重构中国近代史，在思维范式上与一般史学著作存在着根本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