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杨国强教授《脉延的人文》一书近日重印，有所修订，此文为增加的张洪彬博士访谈之一，特刊录于此。

张洪彬：您强调史学研究不能脱离“人”来展开。请您谈谈，“人”为何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对象？您怎么看待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切入史学的跨学科研究？

杨国强：按照我的理解，本义的历史不过是人和人的活动，因此，历史的主体只能是人。古人说“诗亡而《春秋》作”，由此开始的数千年中国史学便始终以人事为中心，而中国人历史叙述的脉延与中国文化的脉延遂因此而得以连为一体。不能想象没有这种连续不断的以人事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而会有今日五千年连续不断的中国文化；也不能想象抽掉了以其一路演化串结了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的文化与人物，中国历史还会成为可以理解的中国历史。所以，后人读史所直接面对的中国历史，便是这种以人事为中心和以文化为重心的历史。

以人事为中心，遂不能不涉及影响了历史的个人，且尤多涉及帝王将相。但其指归则大半都在因人而见事，着眼点和用心处皆集注于世运盛衰、国计民生、是非善恶、天下治乱。这个过程中芸芸众生虽然很少一个一个出场，但世运盛衰、国计民生、是非善恶、天下治乱的映照之所及，归根结底都落脚于一世之苍生的苦乐。有此归根结底，而后以人事为中心的历史遂能够成为真实的历史。因此，喜欢极端立论的梁启超曾以开新对守旧为立场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这是一种以彼邦的史学为比较以否定中国的旧史。

而史学造诣更深的章太炎回应之曰：“还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只是家谱一样，没有精彩；又说，只载了许多战争的事，道理很不够。这种话真是可笑极了。中国并没有鬼话的宗教，历史自然依帝王的朝代排次，不用教主生年排次，就是看成了家谱，总要胜那鬼谱。以前最好的历史，学术、文章、风俗、政治都可考见，又岂是家谱呢？后来历史渐渐差了，但所载总不止战争一项，毕竟说政治的得失，论人物的高下，占了大半。”他也在比较彼邦的史学，但立场则是守护中国的旧史。若以梁启超言之滔滔的论说里广为引证的人物和史事，多半仍以“二十四姓之家谱”为来路相比较，则章太炎的话显然更有道理。因此，今日治中国史，依然不能不以这种以人事为中心的记述为起点。

而以人事为中心的历史又以文化为重心，则直接对应的，正是数千年历史变迁里中国之为中国的恒定性所在和统一性所在。与过去相比，今日的史学各立标帜而各有流派，由此形成的纷呈多态有如满天烟花。其间的各自努力当然都意在拓展历史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但其间的各是其是又很容易化为墙界，既使这一边的人看不到那一边关注的东西；也使那一边的人看不到这一边关注的东西。对于我们这些门外的人来说，便但见各种术语之前所未有地增多和各类题目之前所未有地增多，而少见这些同属中国历史的术语和题目互相之间的沟通与勾连。近年评阅博士论文，可以引为实例而用之以作比较的，是由社会史而区域史的一路深入形成多量产出，其中好一点的论文皆能态度认真而用力甚勤。然而认真和甚勤，都意在挖掘和展示作者所选定的有限区域同其他地方相比而见的差异和独特。

这个过程提供了许多翔实而细密的地方性知识，使我们能更具体地知道贵州的一个地方不同于云南的一个地方、山西的一个地方不同于河北的一个地方。但这种各不相同的地方性知识因彼此之间的无意贯通而成了实际上的无从贯通，则其一片纷披绚丽的代价，便常常会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恒定性和统一性脱出视野，在历史叙述中变得无足轻重和非常稀薄。而后是缺失了后者的前者，已不能不成了实际上的碎片。

与之成为对比的，是以思想文化为对象的论文多以概念和观念为主体，其中的良莠之分，毛病常在史事悬隔之下的好以今人之观念推演古人的思想，遂使观念和思想的背后都缺乏真实的历史，其天马行空便往往言之侃侃而不能切中肯綮。然而作为一种显然可见的事实，则是其间真肯用功读书的人，大半都能对中国的恒定性和统一性具有更多自觉意识，并因此而与地方的社会史形成了明显的不同。但这种随区域地方史和思想文化史的各分流派而来的差异，在司马迁以来的二千多年历史叙述中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其实以中国的广土众民而散处于道途崎岖的阻隔之间，其地域不同、物候不同、产出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习俗风尚不同，本属自古已然。但二千多年的中国同时又是一个以统一为恒定的中国。

从秦代的书同文，到汉代的循吏以劝农桑、行教化治理内地和边地；再到隋唐之后一千三百年间的科举选官和科举取士，中国历史的演化始终与中国文化的深耕远播一路相伴，并且浸润于这种文化的深耕远播之中。这个漫长的过程以世局的变迁造就了今时不同往昔，而文化则在深耕远播的厚积中成为深入于人心内里的东西；成为千变万化中稳固不移的东西；成为各不相同的地方和人群共有的东西和共奉的东西。因此，文化的恒定性和统一性为每一个中国人提供了恒定而统一的归依和归属，从而中国之能够长久地凝聚和长久地统一，本源和本质都在于长久绵延的中国文化。然则二千多年的中国史学以人事为中心写照各相殊异的世情和世相，以文化为重心传承恒久同一的人情与物理，其间留下的事实为今日的地方区域史和思想文化史都提供了可以立说的理据。但古人手里延续了二千多年的整体性则在今天被分成了两路。

所以，就史事之研究只能截取以分段，而历史的认识不能不重归于整体而言，我们在仰慕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当想一想古人还有比我们见事更深的地方。对于你所提的问题来说，这些话似乎绕得太远，但就我的个人体验而言，自己的人文意识，以及人在历史中居于主体的意识，正是在读史过程中由这种以人事为中心和文化为重心中所获得的。

“跨学科”研究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何炳棣曾说《明清社会史论》是他“所有著作里，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较多，也最为谨慎，曾引起不少学者仿效。但此书问世若干年后，蓦然回首，我对于某些社科观点、方法与理论逐渐感到失望与怀疑”，主要是“由于其中不少著作不能满足历史学家所坚持的必要数量和种型的坚实史料，以致理论华而不实，容易趋于空诞”。所以此后二十余年，“‘仅’求诸己，致力于考证学的更上层楼，欣然颇有所获”。

这种出入于跨学科之间的经验所留下的反思，可以引为启迪的，一是要想跨学科，则必须先有自己的学科和足够的学科素养，否则跨来跨去最终不过是游骑无归。二是从自己所属的学科跨到另外一个学科，则必须对两个学科之间所能交汇的程度和限度有切入的真知。否则跨来跨去很容易以牛头对马嘴。因此，前一面和后一面都需要拥有累积的学科高度和思维能力。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里，能够使人心悦诚服的跨学科而有真知灼见的著作实在不能算多。因此，以我这点知识程度，便从来不敢轻易尝试跨学科论史。这里说的是作为研究过程的跨学科。但人在获取知识的学习过程之中，若能于专业之外旁涉其他性之所近的学科，则以我的经验而论，常常会获益匪浅。所以跨学科之说不是一个可以大而化之地作一概而论的题目。

新史学文丛书目

01 “她”字的文化史: 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增订版） 黄兴涛著

02 脉延的人文：历史中的问题和意义 杨国强著

03 镜像中的历史孙江著

04 学问的敬意与温情 张伟然著

05 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侯旭东著

06 大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王东杰著（以上已出）

07 时间与主义 刘永华著

08 重建另一种叙事 杨念群著

09 当代史学新趋势：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 蒋竹山著

10 追寻生命史 余新忠著

11 长路——邓小南学术文化随笔邓小南著

12 新视野与新历史 李伯重著

13 福佬与客家之间——龙岩民间社会文化窥探杨国桢著

14 感觉的记忆 秦颖著

15 私密文献与近代政治 马忠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