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著

断断续续半月余，读完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该版本为岳麓书社于2010年所出，含《中国历史研究法》《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无导读，有跋与后记。

此书为去年所购，一直放在书架上。半月前拿来翻翻，随后看了下去，对史学的了解也有所增益。主观体会，《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较《中国历史研究法》读来更为流畅，非指内容优劣，只是文白夹杂，白话文推行之初的情况大抵如此。补编的文词习惯和目前所使用的差异更小，或因时间先后不同，白话文渐趋成熟，或是由于补编为讲课后整理的缘故。

梁启超认为历史有其现实意义，所以写史须带有一定目的。他说“现在人很喜欢倡‘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轻。为什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要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主张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若就史言史，费天地间无限缣素，乃为千百年前已朽之骨校短量长，果何为者。”所谓述往事而思来者，以曾经发生过的事总结经验，供后人活动资鉴。这与《资治通鉴》相似，但又有差异，从前是写给帝王贵胄的，现在是面向大众的，并非帝王教科书，所以目的和内容也就不同。“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

那么，什么是“历史”？梁启超给出的答案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中国古代史学发达，有几千年的成绩。对于这种情况的成因，他认为“中国全个国民性，对于过去的事情看得重，常以过去经验做个人行为的标准”。在补编《文物的专史》一章中说“中国史家向来都以史为一种表现道的工具……明道的观念可分两种：一，明治道；二，明人道。明治道是借历史事实说明政治应该如何，讲出历代的兴衰成败治乱的原因，令后人去学样。明人道，若从窄的解释，是对于一个人的批评、褒贬，表彰好的令人学，指摘坏的令人戒。若从广的解释，是把史实罗列起来，看古人如何应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败，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著作浩如烟海，有史书、史评以及史书的注释考证等，史书中又有编年、纪传、通史、断代、纪事本末等，相互影响交错。在这些历史著作中，梁启超较为推重《史记》与《资治通鉴》。

他不吝对《史记》的称扬，在《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章中说“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又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征迁组织能力之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故其书厕诸世界著作之林……后人或能讥弹迁书，然迁书已皋牢百代，二千年来所谓正史者，莫能越其范围。岂后人创作力不逮古耶？抑迁自有其不朽者存也”。关于《史记》写人，梁启超在补编中《人的专史》中说“《史记》的《项羽本纪》，前半篇讲的项梁，中间讲的范增，后半篇才讲项羽自己。若是文章技术劣点，分为三篇传，三篇都作不好。太史公把他们混合起来，只作一篇，文章又省，事情又很清楚。这种地方，很可取法。还有许多人不可以不见，可是又没有独立作传的价值，就可以附录在有关系的大人物传中。因为他们本来是配角，但是很可以陪衬主角。没有配角形容不出主角，写配角正是写主角。这种技术，《史记》最是擅长。例如信陵君这样一个人，胸襟很大，声名很远。从正面写，未尝不可以，总觉得费力而且不易出色。太史公就用旁敲侧击的方法，用力写侯生，写毛公、薛公，都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着笔，本人反为很少，因为如此，信陵君的为人格外显得伟大，格外显得奇特。这种写法不录文章、不写功业，专从小处落墨，把大处烘托出来。除却太史公以外，别的人能够做到的很少”。诚然，《史记》记载的内容并非全都真实可靠，梁启超也认可这种说法，他说“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是一种创作。他的价值全在体裁的更新……”此外，梁启超也肯定《汉书》的价值，在补编中，他说“司马迁以后，带了创作性的史家是班固，他做的《汉书》内容比较《史记》还好”。

对于《资治通鉴》这部经典，梁启超也很赞赏。同在《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章，他说“光本邃于掌故，其别裁之力又甚强，其书断制有法度……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光书既讫五代，后人纷纷踵而续之，卒未有能及光者”。并且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价值不在《史记》之下。他的贡献，全在体裁的创作……所以司马光在史学的地位，和司马迁差不多相等”。他还拿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作比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以益人神智之处甚多，毕秋帆的《续资治通鉴》可以益人之处就少了。因为毕书注重死的方面，光书注重活的方面”。没有一部史书是尽善尽美的，他认为《资治通鉴》的不足在于因著史目的的缘故，本身偏于中央政治，地方政治简略，政治以外的事实则所涉更少。

在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方面，梁启超认为最有关系的有三人：刘知幾、郑樵和章学诚。并认为只有章学诚是截至当时集史学之大成的人。特别说明的一点是章学诚主张各地方都应设立专门保管档案的地方，需要由懂历史的人员管理，并不断搜集新的史料。因为史书多记载行政中心的事而各地方的历史资料较少。梁启超认为这是个有创见的想法，尽管难以实现。

一方面，西学的输入充盈了中国的学科，受西学、社会变革及考古发现的影响，历史学也不断在专业化的过程中细分。即如今日之史学，研究对象涵盖很广，对所有时期全部方面都有精深研究恐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史部虽汗牛充栋，但仍有不足。因为历史的受众将从王公贵族或知识阶层变为普罗大众，梁启超《史之改造》一章中说“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此外，古史记录，常真假掺杂，或因为尊者讳，或因不了解事实，或因执笔者出于个人好恶及私心，难免有非真实情况的出现。而且早期“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即便后来记事渐详，各种体裁也各有弊病，梁启超认为历史的记述不该以一姓兴亡作为起讫，因为历史是连续不断而非割裂的，即便断代也应以政治及社会变迁作为时间划分的依据。纵然纪事本末体“稍矫此弊，然亦仅以一事为起讫，要之不免将史迹纵切横断。且社会活动状态，原不仅在区区数件大事，纪事纵极精善，犹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也”。还有，史书汗牛充栋，古人自幼学习至白首尚不能便览，近来学科增加，故而对今人而言实为更难。因此，著供当今国民学习的历史有其必要。

所以，读史或著史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一、秉持客观的原则。

梁启超认为，古史中因不同目的而多有主观因素，或为表明某种立场而假托古人之口，“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在此，他对《春秋》一书在历史记述上表达了不满：“《春秋》在他方面有何等价值，此属别问题，若作史而宗之，则乖莫甚焉”。在《说史料》一章，又说“《魏书》所以不餍人望者，以魏收人格之太恶劣，常以曲笔乱事实也……《新五代史》自负甚高，而识者轻之，以其本属文人弄笔，而又附加以‘因文见道’之目的，而史迹乃反非其所甚厝意也”。客观的原则也体现在避免被直觉影响：“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某时代之人之脑中滤过，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故心理上的史迹，脱化原始史迹而丧失其本形者，往往而有。”面对这样的心理积习，他以为应该养成鉴别能力，避免被心理直觉影响，有怀疑的精神。客观的原则还体现在要避免言过其实。如夏桀和商纣，所作所为似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然而究竟有几分真几分假，仍值得商榷。

二、有敏锐的感觉和恒久的耐心。

敏锐的感觉，即见前人已见，发前人未发，注意别人未尝留意之处，于常见史料中找出不同寻常的价值。并且留意史部以外的史料，即如诗文，也可发现对于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梁启超认为当时的史学趋势有好有坏，当时注重别择资料，发现前人错误去校正，他以为这样固然不错，但这不是主要工作，不应把大量时间用在琐碎的地方，应注重整理众多真史料。对于钩沉的风气，他也是不大认可的。恒久的耐心，也就是钻研不怕时间久，不必急于有成果：“吾侪今日若能以一年研究之结果，博得将来学校历史教科书中一句之采择，吾愿已足，此治学者应有之觉悟也”。

三、著史应由历史之中涉及到的各学科专业人士合力完成。

一般来说，历史专业的人对于历史上的人、事、制度等较为熟悉，但历史包含领域甚广，这就需要更多学科的专业人士来共同完成，才能将历史写得更为专业深入。在《史之改造》一章中，即有“……旧史家惟不明此区别，故所记述往往侵入各专门科学之界限，对于该学终亦语焉不详，而史文已繁重芜杂而不可殚读。不宁惟是，驰骛于此等史外的记述，则将本范围内应负之职责而遗却之，徒使学者读破万卷，而所欲得之智识，仍茫如捕风。今之作史者，先明乎此，庶可以节精力于史之外，而善用之于史之内矣”。

四、少下批评。

“本来作历史的正则，无论那一门，都应据事直书，不必多下批评；一定要下批评，已是第二流的角色。譬如作传，但描写这个人的真相，不下一句断语，而能令读者自然了解这个人地位或价值，那才算是史才。”

除上述以外，还有几处读时印象较深，现摘录于下。

关于英雄史观：

出自《史迹之论次》一章：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则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换言之，则所谓“历史为少数伟大人物之产儿”“英雄传即历史”者，其说然耶否耶？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此论吾侪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何如？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觊，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学界，艺术界，盖莫不有然。此等人得名之曰“历史的人格者”。何以谓之“历史的人格者”？则以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

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汙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则常以一人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渐进，而重心移于少数阶级或宗派，则常以若干人之首领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益进，而重心益扩于社会之各方面，则常以大规模的团体之组织分子为“历史的人格者”。例如波斯、马基顿、罗马帝国、阿剌伯诸史之全舞台，几为各该时代二三英雄所独占；十九世纪欧洲诸国之历史，常以贵族或中等阶级各派之十数首领为主体，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此其显证也。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

出自补编《文物的专史》一章：历史是人造出来的。近代谈史诸家，因中国做纪传的人喜欢表彰死者，惹起反动，以为社会不是英雄造出来的，历史应该看轻个人。其实固然有些人是时势造成的，但也有造时势的英雄。因为一个出来，而社会起大变化的也常有，而且这种人关系历史很重要。社会所以活动，人生所以有意义，都因此故。

关于历史进化论：

出自《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现在讲学社请来的杜里舒，前个月在杭州讲演，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大概说，“凡物的文明，都是堆积的非进化的，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又说，“彀得上说进化的只有一条‘智识线’”。他的话把文化内容说得太狭了，我不能完全赞成。虽然，我很认他含有几分真理。我现在并不肯撤消我多年来历史的进化的主张，但我要参酌杜氏之说，重新修正进化的范围。我以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

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

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

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那么，历史进化说也尽够成立哩。

关于表面与实际：

出自补编《文物的专史》一章：无论何时何国，实际上的政治和制度上的政治都不能相同。不过不同的距离各有远近就是。譬如英国国会，组织既很完善，威力既很伟大，又号称代表全国民意，可谓宪政的模范，但实际上只由少数资本家把持，用以垄断全国利权，何尝能代表多数民意？表面上，政府的法令都经国会通过，很合宪法，资本家却借国会以取权利，这是宪法所不能禁止的。意大利的棒喝团、俄罗斯的苏维埃也是如此。表面上的组织是一回事，运用起来又是一回事。所以研究政治史的人一面讲政治的组织，表面上形式如此如彼，一面尤其要注意骨子里政治的活用和具文的组织发生了多大的距离。

关于宗教：

出自补编《文物的专史》一章：就中国原有的宗教讲，先秦没有宗教，后来只有道教，又很无聊。道教是一面抄袭老子、庄子的教理，一面采佛教的形式及其皮毛凑合起来的。做中国史把道教叙述上去，可以说是大羞耻。他们所做的事对于民族毫无利益，而且以左道惑众，扰乱治安，历代不绝。讲中国宗教若拿道教做代表，我实在很不愿意。

同上：中国人信佛宗释伽牟尼，信道宗太上老君，信基督教宗基督，同时可以并容，决不像欧洲人的绝对排斥外教。佛教输入以后，经过几次的排斥，但都不是民众的意思。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三次摧残佛教，其动机都因与道教争风。当时那两教的无聊教徒在皇帝面前争宠，失败了的，连累全教都失败，这和全国民众有何相关？中国所以不排斥外教，就因为本来没有固定的宗教，信教也是崇德报功的意思。

关于祭祀：

出自补编《文物的专史》一章：中国孔子不讲神，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然而孔子对于祭祀却很看重。《论语》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孔子一面根本不相信有神，一面又藉祭祀的机会，仿佛有神，以集中精神。儒家所讲的祭祀及斋戒，都只是修养的手段。《论语》说，“非其鬼而祀之，谄也。”“其鬼”和“非其鬼”的分别，和西洋人的看法不同。意思只是鬼神不能左右我们的祸福，我们祭他，乃是崇德报功。祭父母，因父母生我养我；祭天地，因天地给我们许多便利，父母要祭，天地山川日月也要祭。推之于人，则凡为国家地方捍患难、建事业的人也要祭；推之于物，则猫、犬、牛、马的神也要祭。只此，“报”的观念便贯彻了祭的全部分。

另外，这个版本有几处讹误，需留意。

此书讹误之处

最后，以本书自序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徵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