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人对近代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采取了极端虚无主义的态度，在社会上掀起了“告别革命”的浊浪，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幌子下，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宣扬英雄史观，贬低人民群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只有深挖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的认识根源，才能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坚持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正确学术方向。

错误的历史观

从历史认识主体来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首先在历史观上严重背离了唯物史观，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重蹈唯心史观的覆辙。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国际上苏联、东欧的剧变，加之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新理论和新方法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面临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强大挑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认识和挑战，触发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一些中青年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诘难和反思，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能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尤其是贬损、否定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学说。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轻视与否定，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就出现了对正确的理论思维忽视的情况，或是热衷于琐细的研究，或是生吞活剥地搬用西方的史学理论或模式。

第二，一些人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响，对中国近现代历史采用了历史相对主义态度，认为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不可认识的，陷入了历史不可知论的窠臼。

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西方的一种史学思潮。这种思潮否认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否认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存在，将历史学与文学相提并论，认为历史仅仅是一种话语，将客观存在的历史视为历史学家主观的构建物，史学不可能还原历史，史学家建构的过去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只是用话语组成的文本。在这种史观的指导下，对客观历史自然就会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们往往以主观臆测代替对客观历史的研究，丝毫不顾客观历史实际，仅凭自己的主观意愿随意论人评史。例如，说如果按照洋务运动的路子发展下去，中国就可以早日实现现代化了，这些人违背了历史研究“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的原则”。

第三，一些研究者对历史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缺乏历史主义态度，混淆历史与现实的界限，用现实改铸历史。

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从现实出发，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抱着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抹煞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将历史与现实做简单的比附，丧失基本的历史主义立场。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义下，他们根据现实的变化重新解释历史，根据现实的需要任意裁剪历史。中国近现代史与现实中国息息相关，也最容易受现实的影响。不少研究者从现实出发，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以现实比附历史，由此提出了“新”的观点，使历史学成为现实的工具。

第四，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时缺乏正确的政治方向，丧失一个严肃学者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作为一项社会文化事业，在20世纪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服务于社会的优秀传统，在提供正确的历史知识、资政育人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的研究者以“价值中立”相标榜，忽视历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属性，刻意回避现实，逃避政治，遁入象牙塔，躲进小楼成一统，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变成一项精神贵族自娱自乐的活动。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陷入了历史的碎片之中，丧失了历史是非感和政治责任感。

从历史认识客体来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有的研究者轻视对历史资料的辨伪和充分占有。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的分支，是建立在客观历史事实的实证基础上的。但有些研究者根本没有充分地占有历史材料，或对历史材料的真伪不做考证，或仅凭一些表面的历史事实就大胆地立论。如将袁世凯的书面谎言作为替他翻案的证据。还有的人随意根据一点历史资料，就大胆地评论史实，结果导致了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第二，有的研究者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由于缺乏理论思维能力，或缺乏正确的理论思维，陷入历史资料中而不能自拔。

自卑的殖民心态

从历史认识结果来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有的研究者否定历史认识的科学性，认为一切历史认识都是相对的，历史认识不存在真理。从这种认识出发，对过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获得的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正确认识采取了简单化否定的态度。

他们认为，“以前人们头脑里形成的很多近代史的评价、人物、观念，大多是传统的‘极左’思潮的产物”。随着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外资在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伴随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观点的大量涌进，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侵略与反侵略，重新检讨近代中国的中西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有些人对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非议，对西方的殖民战争和侵略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肯定。1994年，南方一家学术刊物发表文章认为，“西方的大炮也是一身兼二任，它既是在野蛮地侵略中国，又是在强迫中国这个偌大帝国走出封闭，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一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还有人认为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不平等条约应该遵守，因为“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有人还认为，“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关系”。所以，近代中国人民若不反抗西方侵略，“如果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推崇“保守主义”的名义下，近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多被加以‘激进’名义而否定，而维护‘君道臣节’即专制统治的则被称为‘稳健’而肯定，认为正是‘激进主义’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并由此进而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抬高清政府‘新政’，贬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因此，他们表示，“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21世纪不能再革命了，不能再把革命当做圣物那样憧憬、讴歌、膜拜，从而再次悲歌慷慨地煽动群众情绪，最终又把中国推向互相残杀的内战泥潭”。

第二，对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的中国近现代史认识采取了不加批判分析的、全盘照搬接收的态度。

从新时期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发展来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与海外中国近现代史认识的输入是密不可分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的“告别革命”思潮最早就是在海外出现的。对新中国领导人的丑化之类的著作也是先流行于海外，后来通过非法途径传到国内，为一些人所接受。

总之，从根本上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的认识根源就在于没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正本清源，摒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要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大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非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