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冯尔康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他曾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国谱牒学会副会长。现兼任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著有《雍正传》（1985）、《顾真斋文丛》（《清代社会群体史论》，2003）、《清人社会生活》（合著，主要作者和设计者，1989）、《清人生活漫步》（1999，《生活在清朝的人们》2005）等书。

立足“断代”上下求索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治学脉络是以断代史（清史）为基础，进而以专史（宗族史、社会史）为研讨方向，能否结合这方面的具体研究谈谈您的心得？

冯尔康：在读研究生时，我开始精读《明史》，后因毕业论文是关于清史方面的，因《清实录》部头太大，没有时间精读，就阅读《东华录》（“蒋录”、“王录”）。精读一部史料丰富而较为系统的史籍，如《明史》，是为研治明史打基础，《东华录》则为清代史打基础。有了这种学业根基才可能上下求索，因为阅读、研究方法大体上相同，研究其他朝代时照章办理，就去阅览那个时代的必读书，而且也不会有太大困难。如南开历史系编写的黄皮本教材《中国古代史》（1974），我写的是明清部分，及至编纂蓝皮本《中国古代史》，我不愿意重复写作明清史了，改写东汉部分，就花时间阅读《后汉书》，兼及《汉书》《三国志》，自然也读一些其他史料书和时彦著作。我之所以敢于写东汉史，就是因为掌握精读一部书的治学方法。而我不愿意再写明清部分，是希望将研究领域往上扩展，不以清史为限。我教中国古代史后半段——隋唐宋元明清史，就读《隋书》、“两唐书”、“两五代史”、《宋史》《辽史》等基本史书，虽然做不到精读的程度，但总是翻阅相当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断代史研究虽然有利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分析，却不利于把握该现象在更长时段中的变化。这也正是您主张以清史为基础，进而“上下求索”的原因吧？

冯尔康：是这样的。因为只研究断代的话，许多问题就难以了解透彻，如果上下串联，有的历史现象会好理解一些。比如在《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1998）一文中，我认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是多层级所有制，用“国有制”、“私有制”都难以概括，因此运用等级观念分析周秦到明清农民的构成成分，将庶民地主也列入平民农民序列。我在读《魏书》的过程中得知有的州有鲜卑、汉人“双刺史”，在读《辽史》时发现其中有“南北两面官制”的记叙，由此认识到这其实是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职官制度的特点，而清朝在中央职官制度中实行“主官复职制”可谓渊源有自，就容易理解了。我撰写的《砥砺篇》也是“求通”的通俗读物。再比如，在研讨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时，我也力图向近代延伸，遂读道光实录及有关史籍，写出《述道光朝社会问题》《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对明史，自己觉得力不从心，虽然也写过《论朱元璋农民政权的“给民户由”》等论文，以及读书笔记《明成祖与郑和下西洋》等文，但并未真正走进去，不无遗憾。

既要“纵通”也要“横通”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关注的中国宗族史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同时涉及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复杂的因素。您是如何处理好“纵通”与“横通”之间的关系的？

冯尔康：我是想通过宗族史研究来关注整个中国历史，而不是单纯的宗族史本身。我研治中国宗族通史，有关宗族本身的内容，如它的形成、成员构成、管理人与管理方式等，是首先要清理明白的。有关宗族的发展变化、组织形态的演变等课题，也不忘着力研索。至于中国古代宗族在社会形态史中，宗族与外部关系，尤其是宗族与国家、社会关系，宗族在社会经济、社会结构中地位等问题，同样需要留心。以上理念，大体都体现在我的论著当中，比如中国宗族通史方面的《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等，在20世纪家族史研究方面的《简论当代海外华人丧礼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海外生根》等。专史要通古今，再同社会其他事物联系起来从事研讨，希望有所“横通”，这就是我所坚持的基本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纵通”与“横通”的结合，您在中国宗族史方面获得哪些突破性认识，能否简要介绍一下？

冯尔康：这种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我们对宗族社会的属性、宗族形态等问题有新的认识。比如说，宗族通史的研讨使我对“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宗法社会”的观点产生怀疑。我从宗族史研究角度审视封建宗法社会说，发现周代实行分封制与宗法制相结合的基本制度、形成封建社会，秦朝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汉代及其以后的封爵制与先秦具有土地、政事、人民三要素的分封贵族完全不是一回事。基于这一认识，我不以秦汉以来社会为封建社会的说法为然，也不认为宗族是宗法组织，而把它视作变异型宗法社会。我还认为宗族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宗族自清代以来沿着两种路径变化，一种是坚持纯血缘路线，传承元明以来祠堂族长制和族老制，发展为族会、宗亲会，逐步克服原有的宗法因素；另一种是同姓社团路线，走向俱乐部式的宗亲会。无论哪种形式的变化，都同社会形态、社会变革演变相一致，那就是与古代社会相应的是祠堂族长制宗族，与现代化转型期社会相应的是族会议长制，并向会员大会暨理监事会制发展。

没有史料就无从研究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无论断代史还是通史研究，都离不开对史料的重视和发掘。我们注意到您不仅善于利用史料，而且将史料研究上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请您谈谈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冯尔康：我深知没有史料就无从研究历史，因而长期立意于寻找第一手史料，寻找原始资料。找史料是为了运用，从搜集材料到运用于写作文章、专著，有个不轻松的过程。第一步是确定阅读的史籍。第二步是读书摘抄资料。资料需要原原本本摘录，抄写在卡片上，以便于异日利用。我读书，一般是全面读，不论是哪一方面的内容，认为有价值的就抄录，自然阅读进度慢，长时间不能获得集中在某一方面的资料，写不出文章，不见科研成果，但是我不着急。第三步是审度资料能否写成文章，将卡片资料分类排比，进行初步研究，够用了，拟提纲写作；不够用，不能硬写，应该继续读书、找材料，直到满意为止。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确定史籍、搜集材料到撰写论著，这的确是个不轻松的过程。能举一些例子说明您是如何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完成这种艰难过程的吗？

冯尔康：比如我在1982年底写《雍正传》，就是先寻觅资料，次写有关专题文章，然后完成全书的写作。关于雍正的主要史籍，官修的实录和“清三通”、《清史列传》《清史稿》有关部分；他本人的著述、文集等；有关文集、笔记、方志之类，基本上阅读了。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史料，看了康、雍、乾（前期）历次编纂的宗室玉牒和雍正帝亲自书写的朱谕、康熙遗诏等。在北大图书馆借阅《皇清通志纲要》抄本，在北京图书馆查阅《抚远大将军奏议》，在故宫图书馆索阅清朝帝后画像。为了总体把握雍正及雍正时代历史，有设计地先写《雍正的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等文。有了众人都能查阅的图书资料，又读了他人尚未利用的档案史料，写了雍正史局部性论文，在此基础上才写出《雍正传》。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注意到，您在搜集和运用史料方面不仅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而且在史料学的学科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您是如何完成这样一种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的？

冯尔康：关于史料学专著的写作，我最早其实并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只是读书时有意识地记录了有关信息，无意中搜集了史料学资料，及至20世纪80年代前期给学生讲授“清史史料学”选修课，遂产生了写书的冲动，于是将有关资料卡片按文体分类，对重要图书再从史料学角度进行研读，并写出《清史的谱牒资料及其利用》等文，而后撰成《清史史料学初稿》，后来大量扩充完成《清史史料学》。《清史史料学》之后的《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则是有计划地进行写作的，除了便利史界专业人士使用，还为从事文学、谱牒学专业研究的学者和爱好者提供信息。现在人们的阅读开始进入视觉图书时代，为促进史书的图文配合，我撰写了《史学著作的图文配合和构建图像视觉史料学》。我的史料学专著是研究性成果，人们往往当作工具书查用，然而我未曾感到委屈，仍然乐此不疲，因为笃信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为此努力，利己利人，有何不好！

撰写有血有肉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学科的社会史开始复兴，正是在这一热潮的带动下，中国史学有力地回应了当时流行的“史学危机论”，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您看来，是什么因素促成了社会史的复兴？您是如何顺理成章地由宗族史研究转向社会史研究的？

冯尔康：独立思考是每个人都应有的素养，所以人的成长过程中有“逆反期”。如果有人代你思考了，学术研究哪里谈得上有多少个性？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出现了鼓励独立思考的风气，不少学者不满意一段时期以来史学研究的僵化、著作的教条化、公式化现象，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出现了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史学著述。我原本就留意宗族史、农民史、妇女史，在《清史史料学初稿》完成后，全力投入社会史研讨，并为在史学界复兴社会史研究进行持之以恒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社会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您曾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发表的《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中，提出“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历史学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将出现繁荣局面”的预言，今天读来仍令人振奋。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冯尔康：从事社会史研究之初，当然要首先思索“什么是社会史”和“如何着力推动这种研究”，我的《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正是试图回答这类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主要讨论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历史。我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史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社会结构史、社会生活史。在《开展社会史研究》中，我提出了“社会史是历史学专史”的定义和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我知道这个定义不可能完全准确，提出来不过是为同好讨论，寻觅社会史研究的着手点。我主持编写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亦于1988年问世，成为许多社会史研究者案头书。写作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和同仁组织社会史首届研讨会，以后的几届研讨会，我都参与筹备，并出席筹备会议，致力于成立中国社会史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确定了研究对象、概念和方法论，下一步就是开展具体的社会史研究了吧？您是如何处理“社会生活史”与“社会结构史”两种研究之间的关系的？

冯尔康：20世纪80年代，我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社会生活史。我于1985年在南开大学开设全校性的“中国社会史”选修课，重点是放在生活史方面。先写散篇的读书笔记，内容在农民、妇女、婚姻等领域，因为这方面的资料早先有些积累，更是体现我研治社会史的初衷——写大众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书。在这方面，我先后完成《古人社会生活琐谈》《清人社会生活》（与常建华合著）、《清人生活漫步》。

八九十年代之际，我的精力主要集中于研讨中国社会结构史。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的理论，被学界认为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奥秘和特点之所在。为此我学习、体会，写出《社会结构理论与中国社会结构史研究》，运用到自己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为该书写出绪论，用约20万字的篇幅，勾勒先秦至近代开端的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化，指出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等级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准则；宗法精神贯穿于古代社会结构中；社会结构的微弱变化与静态型农业社会的缓慢发展。

90年代末，我将注意力转向社会史教材——《中国社会史概论》的写作。这项工作开始于1998年，前后历时6年。这部书包含三大部分：一是社会史理论。我没有从惯常的学理角度去思考演绎，却从社会史学界研究实践中探求社会史是什么样的学问，因为这样比侧重学理的讨论要着于边际。二是社会史史料，将个人搜集史料的经验提供出来。三是讲述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史。由于教材篇幅的限制，我对全书三个部分字数的分配不尽合理，第三部分不能展开叙述，实乃憾事。书稿交出后，我写作了《乾嘉之际社会下层面貌——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例》，希望能从一个侧面弥补它的缺陷。

本文为内容选登，有删减

作者：晁天义、周学军；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原题为“中国社会史：从生活到结构的探索——访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