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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综述】

“两弹一星”历史研究是党史、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总结“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与启示，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快科技进步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两弹一星”是约定俗成的说法。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不得不面临国防工业的调整，1959年10月，中央军委提出，国防工业应以尖端技术为主，目前主要是导弹问题，同时也要注意核弹头问题。1960年初，在中央军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4页、第709页）。此后，随着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和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两弹一星”逐渐成为我国国防现代化伟大成就的代名词。

由于“两弹一星”事业的特殊性质，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段历史一直被尘封起来。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周恩来、聂荣臻和张爱萍等直接领导“两弹一星”事业的决策者、组织者的年谱、回忆录以及纪念性文章的面世，“两弹一星”历史的神秘面纱被逐步掀开，学界也随之对“两弹一星”历史展开了研究和探讨。

为展示新中国30多年的建设史，当代中国出版社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了系列《当代中国》丛书，包括原二机部副部长李觉等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核工业》、谢光等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和张钧等主编的《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这些专著编委会成员以参与决策和建设的亲历者为主，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为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30周年，《党的文献》选编了一组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原子弹和原子能问题的论述以及原子弹爆炸相关文献，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不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门召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历史回顾座谈会，邀请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参加过这一伟大工程设计和建设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就党中央对“两弹一星”的决策和领导、研制过程中的曲折和甘苦、自力更生与依靠外援的关系、50年代形成的大科学体制的特点与影响、“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座谈。此后，“两弹一星”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呈现百花齐放之势。

首先，从文献来说，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自2004年始先后三次解密外交档案，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1965年，共约82000多份文件，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各种重大外交事件文电、政府间条约和协定等。在这些文件中，包括了中国对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在亚洲设立无核区问题、《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国际裁军等问题的原则和立场，对研究“两弹一星”历史，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2013年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编辑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其中有关“两弹一星”的文献十余篇，许多档案都是首次公布。其次，这一时期关于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回忆性专著和文章也逐渐增多，包括直接领导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领导者和执行者，如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张爱萍等，也包括负责研制的著名科学家，如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和钱学森等。再次，从学术机构来说，2006年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成立，并创办了《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刊和两弹一星历史研究网，推动了相关研究和学术活动的发展。

近年来，学界推出了一系列“两弹一星”历史相关专著与文章：关于“两弹一星”研制的重大决策，学者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两弹一星”事业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结晶。正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无数人的不懈奋斗，“两弹一星”事业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着重阐述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张爱萍等领导同志，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关于探索走自力更生道路与对待外援的经验教训，我国在“两弹一星”事业过程中，非常注重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积累了宝贵经验。关于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有学者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以“两弹一星”精神为切入点，学术界重视其与当代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对接。关于探索“两弹一星”管理模式，“两弹一星”是中国成功组织的国家级重大科技工程，它的成功实施极大提高了我国的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总结“两弹一星”的组织管理经验对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学术界主要围绕着“两弹一星”事业所广泛运用的系统工程、并行工程和矩阵式管理等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探讨设计、实验、工程部门之间紧密配合、创新攻关的成功经验。

今后，“两弹一星”历史研究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予以加强：一要不断总结“两弹一星”的历史经验。“两弹一星”不仅仅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它填补了许多科学研究空白，为我国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第一，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第二，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第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四，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第五，坚持科学管理，始终抓住质量和效益。相关研究应该从关注“两弹一星”历史的人和事向总结历史经验，探索科学管理模式和人才培养路径转变，为改革创新提供新的借鉴和启示。二要深挖“两弹一星”历史文献，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有关“两弹一星”事业文献的逐步公布和相关领导同志和科学家的回忆录与传记的大量出版，为研究“两弹一星”史的学者提供了便利。当然，目前文献利用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应该充分利用相关史料及各国历史档案，开展口述史研究，努力推动“两弹一星”历史研究进一步发展。

（詹欣，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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