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曾说,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三门基础学问:历史、统计和理论。其中,历史最重要,统计次之,理论再次之。我不大熟悉经济学,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宇燕教授讲述熊彼特这番高论,大受启发,并由此联想起《新唐书・裴行俭传》

中所说的“士之志远,先器识,后文艺”,深感“东海西海,心理悠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历史”虽然不等同于“器识”,但一个人的器量和见识确与他的史学修养有关;“统计和理论”不等同于“文艺”,但从“解释的工具或手段”方面理解,确又与“文艺”二字所包含的“学理与技巧”相通。熊彼特说:“当前经济研究工作中所以出现许多根本性的错误,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家缺乏史学修养和历史知识。”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史学修养和历史知识”,大体上等于史学家所说的“史识”,而“史识”的涵义,就与“器识”十分接近了。宋代学者刘挚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贺麟在对清华老校歌中“器识为先,文艺其从”一句做诠释时也说:“现在的青年大都目光如豆,喜凭一才一艺天生的鬼聪明,来出小小的风头,绝未作丝毫涵养器识的功夫。”类似说法,均可与熊彼特的思想彼此呼应。

龚自珍有句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读史早知今日事”。金庸当年在香港办《明报》,执笔写社评,预测政局,每每中的,有人问他奥秘何在,他答曰:“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历史对学术研究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故历史学素有“社会科学的数学”之称。现代学术重视数理化和定量化,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坚信,没有数学形式的经济学理论是不系统的,也是不明晰的。但只有了解历史,关切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非重复性和复杂性,数学工具这块好钢才能用到刀刃上。而如果缺乏历史洞见,单纯强调统计方法和资料,极容易割断某种社会现象与其本身发生发展之间的血肉联系,忽视这一现象和其他诸多现象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经验主义错误。清代学者陈澹然就说:“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现代科学诞生以来,凡具有重大影响,能够启迪人的智力,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看待生活方式的鸿篇巨制,多是学者在把握社会发展大势和坚持政治正确性的基础之上,再出色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熟练地使用数学工具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结果。当然,也有反面的例子。当年日本为侵略中国,曾做过充分准备。许多日本汉学家都是满洲铁路调查员,他们在中国完成了非常细密的调研工作,甚至对一个个村镇的资源、交通情形、桥梁和住宅等,都调查得一清二楚。但由于日本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气节缺乏了解和尊重,侵略战争最终遭到可耻的失败。

通过研究,从实践经验中总结、概括出的理论,确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事物的理解,明辨是非;但如固执地认为“没有正确理论指导,就没有正确行动”,甚至以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出和创建理论,窃以为,就有些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人类社会在采集狩猎阶段,几乎没有理论可言,但人类并没有因此停止前进的脚步。有些人,喜欢援引列宁的说法:“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我总觉得,在这里,列宁是把“理论”当做某种信仰看待的。

理论多落后于实际,所谓“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不同社会的发展,各有其特点,现代化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任何理论都不能脱离历史与现实,否则就会张冠李戴,削足适履,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即使是好的理论,也只能为行动提供些参考意见,本身代表不了实践。故萧乾说:“理论、理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多次吃过迷信理论的亏。中央苏区时期,由于过于看重理论,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导致照搬苏联经验和马列理论词句的王明、博古等人占据领导地位,中共唯“共产国际路线”是从,毛泽东屡受排挤和打击。据陈晋撰写的《读毛泽东札记》一书记载,中央初到延安时,还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毛泽东的实际,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周恩来的人才。”要不是毛主席咬紧牙关在延安窑洞里奋斗多日写出《矛盾论》和《实践论》等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提出一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中国革命就有被葬送的危险。新中国成立后,照搬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期遭受挫折。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多有知识精英向往西方世界,更有人力图用西方的“平等、自由、民主”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多亏邓小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才没有听从“自由女神”的召唤,步苏联东欧的后尘,走上自我矮化和毁灭的道路。即使目前的中国,依旧在摸着石头过河,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情况并可对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的理论,还有赖本土学者的创造性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