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非

摘要：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出现，是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在体系和方法上的一大进步。它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和总结着古代文学研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研究思路。尤其在传授知识、培养人才方面，文学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史著作更有着其它学术专著所不能比拟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影响。20世纪曾三次出现过文学史写作的高潮，其中以九十年代出现的“文学史热”对于推动文学史学科建设和发展意义及作用最为巨大。然而，如何更好地担负起文学史研究的使命，在理论探讨和写作实践上都还存在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预计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各类专题文学史的写作还会持续，而涵盖面广、概括性强的文学通史的写作将会降温，为更加深入细致多样化的专题研究所代替。

关键词：文学史学科、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著作

文学史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门类，本文所说的文学史包含互相联系而又各有分工的两个方面，即文学史理论研究和文学史著作编写。文学史学科的出现是古代文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带来的在体系和方法上的一大进步。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然而中国人自著文学史却是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叶的事（注1）。至于文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要到二三十年代以后。尽管起步比较晚，文学史学科的地位却十分重要，不仅成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和总结着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研究思路。特别是文学史一开始便是作为中文学科的一门专业课进入大学课堂的，因而就传授古代文学知识、培养人才而言，文学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史著作更有着其它学术专著所不能比拟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影响。

文学史学科一方面以反思和总结文学研究为己任，规范和影响到文学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它的发展也必然受到文学研究的影响和制约。历史证明，学术研究的每一重大进展和变化，每每发生在大批新资料的发现或一次大的思想变革之后，近百年来文学史学科的发展也不例外。20世纪里，先后出现过三次文学史研究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学史写作高潮。第一次是在二、三十年代，相继出版了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谢无量《大文学史》、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为代表的二十多部文学史著作；第二次是在五、六十年代，由高教部组织、游国恩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以及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大文学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各领风骚，占据了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的大部分课堂；第三次，便是九十年代初发端的比之前两次波及范围更大、参与人数更多的学术界所说的“文学史热”（注2）。每一次高潮的发生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学术氛围有密切关系。这最末一次出现的“文学史热”尤其如此。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形势的出现，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关于研究方法、文学观念的大讨论，方法和观念的变革，大大活跃了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也动摇了原来形成的许多观念和陈规，其中也包括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编写的若干规范。九十年代古典文学界日渐高涨的“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一大批文学史著作的出版，便是紧随其后出现的新气象。它反映了新时期到来以后，人们对超越前人的、能够展示更为科学进步的文学史观以及更高研究水平的文学史著作的迫切要求和期待。

九十年代的“文学史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文学史著作数量和种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十年间共出版各类文学史一百余种，除文学通史、文学断代史、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等常见的几种类型外，还开辟了不少新的领域，如分别按创作方法、风格流派、地域、民族、文体、题材、主题、技法建构的各类文学专史，可谓蔚为大观。二是开展了文学史理论与文学史编写的大讨论，涉及问题之多、讨论程度之深入、关注人数之广，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一些学术刊物辟专栏提供争鸣的园地，不少著名学者也参与其中，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三是提出建设一门新兴的学科——中国文学史学（注3），认为建立文学史学科理论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场持续了差不多十年的“文学史热”，对于推动文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健康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早在1994年，陈伯海先生在一篇关于文学史观讨论的综述文章中就梳理出几个焦点问题，如文学史工作是还原历史还是重构历史，文学史的性质是一种历史事实还是审美事实，文学史的编写是应重历史还是重逻辑（注4），这些对文学史任务、性质、方法的理论探讨，实质上都是为了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即文学史的使命是什么。从参加讨论的各家观点可以看出，尽管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对文学史的使命在于弄清史实，做出评价，阐明特征，揭示规律这四方面取得了认同，然而，对文学史使命的认同感并不能使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的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譬如关于文学史的真实性问题。文学史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勾勒出文学的总体风貌，复现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描述出文学发展和演进的基本轨迹。这就需要弄清历史事实，包括文学创作的主体即作家的生平、思想、生活方式及特定心态，各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诗人群体或流派的活动，一些重大文学现象；影响文学发展变化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文学现象产生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的背景，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学思潮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完成文学史的基本使命。在讨论中，不论是“重历史学派”还是“重逻辑学派”，抑或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学派”（注5），尽管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应尊重历史事实，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历史材料这一点上还是容易取得一致的。问题倒是在于如何达到真实，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想要绝对真实地反映文学史的全貌，几乎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幻想和难以达到的目标。因为后人对于历史的认识，受种种因素的限制，只可能是相对的真实。

再如关于评价的问题。文学史研究或写作，都必然涉及价值判断问题，即对作家及文学流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功过，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以及重大文学现象进行评论或比较。然而任何对于文学史现象的认识和描述，都不可能排除作者个人的眼光和感情，都必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研究主体的主观评价标准，而评价尺度和价值标准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对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取舍、评价，以及对于文学发展的史的叙述和描写。想要纯客观地、理性地，不羼杂任何个人感情色彩的描述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位研究者的评价尺度和价值标准，又受到不同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伦理观念、宗教信仰、审美情趣、民俗风情以及文学史家个人的性情爱好等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文学评价标准不仅有研究者个性的不同，还会因不同时代的浸染而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

又如探讨特征和规律的问题。毫无疑问，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阐明每一历史阶段的文学的基本特征，包括作家作品的审美范式、风格类型和语言传统；寻绎文学发展嬗变的外在和内在规律，亦即创作主体、作品内容、文学体裁、文学语言、艺术表现、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发展变化的规律。然而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也是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这不仅是因为从大量的文学现象中概括出一定的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比描述现象更大的难度，还因为文学发展既遵循一定的规律，又常常打破规律，于有序中包含着无序。例如，文学的发展演变既受到社会历史、文化思潮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又会出现与社会文化发展不同步、不平衡的现象；经济、政治等外部因素，既影响到文学的特征及变化，但文学的演进因受自身发展规律制约而超越外部因素影响的例子也并不鲜见；文学的存在与发展既受到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影响与制约，但社会进程中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却并不会引起文学出现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正因为如此，在某些时候，文学的发展似乎合乎某种规律，在另一些时候，似乎又无一定规律可循，而是表现出更多的偶然性。从文学史的发展演进来看，无论是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经济的，它们在揭示出文学发展某一方面的规律的同时，又因外在因素和时代条件的改变，而缺乏一定的稳定性。因此，以为用几个公式、几个结论便可以概括出文学史的全部规律的想法，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切实际的，这一做法本身就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我们对文学史理论的探究还远未穷尽，而用新的科学的文学史观指导文学史写作实践的情形就更不容乐观。因此，决不能为表面的热闹景象所迷惑，以为万事具备，只管放手去写就行了。何况，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遇到的问题还不止于此。

例如中国文学演进的内部因素，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与对外部因素的研究相比，至今还比较薄弱。文学史的分期及分期的标准仍是使研究者困惑的问题之一。在运用理论阐释、评论作品方面还难于达到精深的境地。

与理论研究相比，不能不承认，文学史写作的实践还相对滞后。具体说来，近十年文学史著作的数量和种类虽然不少，而真正有见地、有个性、成一家之言的还不多。尤其是地位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通史，虽然有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和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因作者阵容的强大，一经问世便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但总的说来，至今还没有一部文学通史提供一种能够体现新的文学史观的新的范式。各类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大同小异，似曾相识。如果说有变化，也主要表现为内容的扩大和信息的增加，还未能充分显示文学流变的“史”的轨迹，更遑论揭示特征和总结规律。即使提出一些新的理念，也更多地表述在宣言里，而未能贯穿于整个“史”的描述中。这就使得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尽管有“政治标准第一”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缺陷，却至今仍然难以完全替代。学术界至今也还没有公认的“文学史家”。在文学史理论研究和写作实践两方面都有令人瞩目成绩的罗宗强先生曾尖锐地指出：“现在的情形，是文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还没有进入文学史编写领域。文学史编写领域存在的主要还是趋同的倾向。我们已有过多的文学史，但真正有见地、有独创色彩的文学史著作并不多。据有人统计，自1949-1991年，各类文学史著作就有578部。加上这几年大量出现的文学史，数量就更大。可是细细想来，又有几部是有特色的呢？大量的重复劳动，不仅浪费人力，且也于学术的发展无益。”（注6）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在讨论中反映出来的文学史编写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还有不少。例如文学史的编写体例问题；文学史的分期和分期标准问题；由文学史类型的多样化带来的文学史著作的科学性问题；文学史的语式是应重在描述、再现还是偏于阐述、表现的问题；文学史是应提供公认的结论还是容许带有编写者个人色彩的问题；文学史的编写是应采用专题研究的最新成果还是应具有相对稳定性、是提倡集体创作还是个人专攻的问题；一部文学史是应贯穿研究者的某一种文学观念，还是可以有多种文学观念兼收并蓄的问题；文学史著作是提倡多样性，还是要求权威性的问题。此外，还有文学史与其他相关学科如社会史、文化史、艺术史、学术史的关系问题。

有鉴于此，为了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文学史研究，当前，特别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研究的视角。以何种角度观察和描述文学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的一大变化和进步，就是视野的开阔和视角的多元。一些研究者摒弃了以往文学史只着眼于社会学、历史学的单一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角度，使人耳目一新。如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尽管在不长的时间里做了比较大的改动，但研究的视角并无变化，那便是从“文学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的”这一理念出发，形成了观察、描述和评价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的独特视角（注7）。还有的文学史著认为成功的文学史应当同时是一部人的心灵展现史，由作家和作品展示的是人的心灵状态和变化。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是相当复杂的，举凡文学的基本特征，文学的演进历程，文学发展的规律，文学思潮的演变，作家的生平、思想、心态及历史作用，作家群体和流派，社会、经济、政治、哲学、文化、艺术等文学创作的背景，文学的审美价值，文学的体裁、题材、语言、风格、艺术构思、表现技巧、审美观照方式，文学的接受等，都应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畴。而这是任何一种视角都不可能包容的。每一种视角在带来它的独特收获的同时，难免忽视了另外一些很可能是十分重要的方面。譬如从人性、心灵、或精神的角度可以打破旧的思维定势，带来文学史研究的新突破，却不可能构成文学史本质的最完整表述。我们还是应该提倡多角度，即不仅从社会学、历史学而且从与文学演进息息相关的广阔的文化学的角度、美学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借鉴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成果和方法来建构文学史，才有可能构成对文学史本质的更为全面完整的表述。

同样，也没有一种文学史方法是可以打开任何一把锁的万能钥匙。它在体现自身独特价值的同时也潜在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比如文学史可以有多种结构形式，或按时间顺序，或按文体，或者既按朝代又按文体叙述作家作品，都有各自的价值也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如以朝代为纲的结构形式，很难比较清晰具体地了解某一文体发生、发展、兴衰的详细过程及其规律；而按文体演变来叙述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又难以宏观地展现文学史的全貌和整个流程。笔者曾经在一篇评论文学史著作的文章中提出过“纵横结合”的方法，即“理想的文学史应该纵横结合，即从时代的横断面也从历史的纵向充分展示出文学发展的全貌和流程，并且使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真切地描述每一历史时期发生的各种文学现象，以及单个作家及其相互关联所构成的文坛景观，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影响和制约文学发展的客观因素，深入揭示文学发展的特征和规律的基础。”（注8）我们只有经过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才有可能逐渐摸索出更切近文学史特征的一些方法。

用什么样的理论去诠释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对于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游国恩等主编的文学史用阶级斗争的理论贯穿文学发展史和观察和评价文学，得出的结论自然带有很大的偏颇。我们必须站在时代天的理论高度，以新的更为科学的理论指导我们的研究，同时又要有反映当代人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当代意识，从而得出新的认识和结论。但也应该看到，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自身的某种局限性，都有相应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层次。包容一切、全知全能的理解方式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理论，又不能教条主义，以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同时，我们在文学史编撰中既要有理论的逻辑建构，建立起自己的概念、范畴、体系，又不能脱离文学史实际随意套用，任意拔高或贬低。

总之，文学史研究，是一项崇高而艰难的使命。文学史写作，是一项浩大而繁难的工程，它极其重要却又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完成的。既不能把它看得高不可攀，又不能掉以轻心，率意而为。从文学史所承担的使命和目前的研究实际出发，相信在一段时间内，各类专题文学史的写作还会持续，而涵盖面更广、概括性更强的文学通史的写作将会降温，为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所代替，而这一发展态势将为探索更理想的文学史模式和更理想、更完美的文学史著作的诞生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注释]

1 一般多以1910年正式出版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为国人自著文学史的开端，《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16日发表周兴陆《窦警凡——国人自著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一文，指出窦氏文学史著乃成于1897年，虽沿袭传统的广义的文学史观念包括了经史子集，但其中《叙集第五》实为一部分体文学史。

2．张晶、白振奎：，《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九六年一月第一期，页二六一～二六七。其中指出：“近年来，我国思想理论界兴起两大热潮：一是文化热，一是方法论热。在这两股方兴未艾的大潮的冲击力作用下，特别是受方法论热的影响，我国文学史界掀起了文学史理论与文学史观讨论的热潮。……伴随着文学史观的探讨，文学史著作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3 陈伯海：，《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九七年九月第五期，

页五六～六四。

4 5陈伯海：，《江海学刊》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第六期，页一五四～一

六0。

6 罗宗强：，《文学遗产》一九九九年第四期，页一七～一二七。

7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上卷，页九）

8张明非：，《文学遗产》一九九一年第三期，页一二五～一二九。

注：本文系作者在2002年3月台湾辅仁大学举办的“建构与反思——中国文学史的探索”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刊载于《建构与反思——中国文学史的探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