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创刊于1954年，是党中央决定创办的全国性史学刊物。毛泽东同志亲自确定“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同志出任首届编委会召集人。创刊60余年来，《历史研究》获得“”“国家期刊奖”“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百强报刊”等荣誉和称号，为推动中国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史学界的一面旗帜。

目 录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首席研究员）

社会形态理论视阈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陈 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专题研究·

早期中国社会权力演化的独特道路

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弃常为妖”：中古正史《五行志》的灾异书写

游自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明末女真卫所衰落与建州女真的崛起——以穆昆塔坦档所载敕书为中心

赵令志（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清末财政纾困筹策失败探析

王静雅（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11—15世纪英国封建主义演变的经济逻辑

黄春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法国大革命时期古典形象的演变

黄艳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研究员）

·读史札记·

宋代“兼并之家”考析

李华瑞（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

李恭忠（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公元前5世纪末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考

曾晨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内容摘要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左玉河

摘 要：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社会形态理论视阈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陈 峰

摘 要：社会形态理论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概念系统和认知框架，使之既超越传统记述式的“食货之学”，又不同于以制度史、部门史为主体的实证化经济史研究。社会形态问题推动社会经济史研究不断拓展和升华，表现为聚焦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以区分社会形态的指标、要素为研究重点，进而延伸至土地制度等现实问题。社会形态理论在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中亦得到推进和深化。

·专题研究·

早期中国社会权力演化的独特道路

陈胜前

摘 要：基于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物性的变化，中国文明的演化可以划分为玉石、青铜、铁器三个阶段。玉石时代大体对应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礼器的大量使用，意味着政治权力崛起，孕育出国家组织雏形。青铜时代大体对应夏商周三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大量使用，意味着军事权力崛起，更加广泛的区域性王权国家出现。铁器时代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质生产工具的产生和推广，象征着经济权力成为国家社会的主导性力量。秦汉以后，意识形态权力稳定成型，最终形成四权合一的社会权力形态。

“弃常为妖”：中古正史《五行志》的灾异书写

游自勇

摘 要：《汉书·五行志》建立起一套基于分类原则的叙述框架，将各种灾害和怪异纳入经学解说范畴，以灾异言人事，以天道说治道。魏晋以后正史《五行志》灾异书写基本遵循这一模式，根据史料来源性质的不同，形成从灾异到灾异、从祥瑞到灾异、从无定性到灾异三种书写策略。不论哪种书写策略，异象在《五行志》语境下都会以各种方式被转化为“妖”象加以理解，经史家重新解说之后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中古《五行志》的灾异书写，是以反常之道表达常态下治道理念的一种途径，史家希望以此掌握对君臣警诫的话语权。

明末女真卫所衰落与建州女真的崛起——以穆昆塔坦档所载敕书为中心

赵令志

摘 要：《满文老档》太祖朝第79—81册题名为 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长期以来被误译为《族籍档》或《族档》。考证 mukūn、tatan的含义及相关内容，可知此3册档案与族籍无关，而是万历三十八年努尔哈赤分配兼并哈达时所得363道和1道买得之敕书。努尔哈赤以这些敕书为凭，组成3个朝贡贸易团队分批前往开原南关取赏和贸易。这批敕书的来龙去脉，呈现了明末女真各部势力消长并渐被努尔哈赤统一的历程。而敕书所载信息，体现了明末女真卫所官员职级抬升、实权渐失，羁縻卫所制度已行将就木。在此过程中，敕书的政治功用基本丧失，仅成为入边朝贡贸易凭证。

清末财政纾困筹策失败探析

王静雅

摘 要：甲午战后，为偿还对日赔款，清政府与汇丰银行、德华银行签订《英德续借款合同》，规定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代征七处厘金抵偿部分债款。朝野对此态度各异，清廷、总税务司和督抚之间屡屡对抗又最终妥协。为弥补厘金抵债省份损失，清廷推出拨补方案，却造成拨补虚悬的窘境。抵债省份和承协省份再三呼吁改变拨款无着的困局，但因调整难度大，随后又新增庚子赔款等筹款压力，户部对拨补方案仅作了微调，相关省份只能自行应对困局。清廷固执于“内重外轻”观念，财政调度能力渐趋低下，央地矛盾不断升级，演变成内外失信态势，这是清末财政纾困筹策失败的关键因素。

11—15世纪英国封建主义演变的经济逻辑

黄春高

摘 要：11—15世纪英国封建主义经历了其经济属性从被遮蔽逐渐走向主导的演进历程。第一个阶段（1066—1166），封建主义的军事、法律等特征因诺曼征服而处于支配地位，经济特征隐藏其后。第二个阶段（1166—1350），封建主义经济特征逐渐凸显，出现了以盾牌钱和《买地法令》为代表的经济封建主义。第三个阶段（1350—1500），军事、法律等特征逐渐消亡，货币支付和扈从契约成为封建主义的主要标志，封建主义发展到新阶段。与此同时，破坏封建主义经济结构的资本主义要素正孕育其中。英国封建主义演变的经济逻辑即在于此。

法国大革命时期古典形象的演变

黄艳红

摘 要：法国旧制度时期古典教育塑造的道德“典范”和政治样板，为大革命推崇古典典范提供了文化条件。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紧迫的内外局势促使革命领袖效仿古典共和主义楷模，以强化内部团结和斗争意志来应对危机，并尝试建立美德共和国以实现民族“再生”。热月政变之后，“观念学派”思想家将恐怖体制与雅各宾派对古典共和国的仿效联系在一起，否认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典范和道德榜样地位。贡斯当、托克维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些思想进一步凝练和概念化，古代典范被置于时间之流的上游，成为远离现代社会的“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