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加强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建设方面，《意见》强调“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实施政府购买社区服务”。

近年来，随着服务型政府的加快建设和公共财政体系的不断健全，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以基层社会治理为主的各项服务已成“新常态”，社会化公共服务逐渐由政府部门“大包大揽”向社会力量转移， 政府由公共服务的“供应者”向“监督者”转变。但当前，政府购买服务中仍普遍存在购买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不足等问题，致使“重投入、轻管理，重资金、轻绩效”的现象时有发生。 如何进一步加强对政府购买服务的管理，发挥基层治理体系的最大效能，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本期圆桌会，我们聚焦、探讨这一话题。

主持人

姚 珏

特邀嘉宾

孙明丽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社会工作党委书记

邹佳余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委组织部两新科负责人

翁晨芳浙江省诸暨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负责人

张露娜浙江省玉环市天宜社会工作服务社总干事

本地党委政府在党建引领社会力量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上有哪些渠道和平台，成果如何？

孙明丽：静安作为上海的中心城区，较早在社会建设领域改革创新破局，着重从面上引导、支持、激励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和商务楼宇企业、白领等参与社会治理。一是首创枢纽型社会组织架构。早在2007年，成立区级社会组织联合会，并同步成立党组织，实现党建入章，把党建工作贯穿于社会组织成立、发展始终。目前，已构建起覆盖区—街镇—条线部门“1+14+X”枢纽型社会组织党建引领模式，联系服务全区近1050家社会组织，5A级社会组织达25家。二是创新社会化支持平台。2009年为扩大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成立上海静安区白领驿家两新组织促进中心，建立楼宇（园区）党群服务站，成立“益家盟”志愿服务团体，面向广大楼宇企业和白领开展党建工作。三是构建区域化党建平台。2010年建立“共同行动”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形成“1+7+14”组织体系，整合区域内近千家各级各类党组织和单位，完善“需求、资源、项目”三张清单、健全“双结对、双报到、双报告”三项制度，形成了用“党建圈”打破行政隶属关系，形成共商共建“朋友圈”，织就共治共享“幸福圈”。

邹佳余：引领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核心是两种力量，一是“草根”力量，激发参与自治活力；二是专业力量，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因此，拱墅确定了孵化培育社区本土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政策导向，在全区公益创投基础上，鼓励街道根据基层治理需要进行针对性公益微创投；同时，设立三方协同小区微治理专项资金，区、街道每年安排至少400万元资金专项用于项目化运作的小区民生微实事和睦邻活动。去年确定并公布首批84个民生微项目，撬动1230余万元社会资金投入美好家园建设，并以此孵化了一批扎根社区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重点扶持法律、心理、医疗、教育等专业社会组织，与高校建立深度合作关系，探索培育基层治理社创人才和社创项目。比如，去年区爱心理服务中心推出的“浙里学长陪伴你”项目，用“学科辅导+心智模式优化”的方式帮助逆境青少年，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肯定。

翁晨芳：近年来，诸暨市作为中组部确定的浙江省唯一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综合监测区，多方发力推进党建引领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基本实现了社会组织政治引领更加突出、社会服务更加优化、资源共享更加精准、自身成长更加健康的目标。一是“立体式”网络全面覆盖，搭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管理网络。二是“多维度”指数科学评价，探索组织力指数，量化指标，对社会组织进行科学评价。三是“信息化”平台动态监测。建立社会组织党建云平台，通过“数据采集、分级审核、动态发布”三大流程推行组织力指数网上评价。四是“全方位”指导精准管理。强化组织力指数评价结果运用，建立会诊、帮扶、准入、退出、激励等五项工作机制。五是“项目化”载体提升实效。推行村（社）社会组织“5+X”标准化建设，每年保障300万元公益创投资金和150万元社会组织扶持资金推动成长发展。目前，累计扶持公益创投项目320个，累计购买社会服务资金超6000万元，近三年来，各类社会组织累计参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45000余件，开展社区活动1600余场，服务群众超30万人次。

张露娜：从社工组织的角度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提升离不开社工组织的深度参与。首先是政府部门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把社工专长和基层治理需求结合起来，制定工作清单、协同“作战”化解问题。2017年，针对楚门镇蓝天小区治安较差、乱停车等问题，当地党委会同我们整合资源，成立小区业委会，调整小区停车场、推动重建。其次是以党建带群建，党组织牵头团委、妇联等组织，为儿童青少年、长者等群体提供普惠型服务，综合运用个案、小组工作等专业工作方法，帮助困境青少年、失独家庭、社区矫正人员等服务对象解决困难，促进社会和谐。第三是探索党群服务第三方运维，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目前我们已在玉环当地整合400多家企业商家加入“公益伙伴联盟”，今年以来开展志愿活动420多场次，志愿者参与数达5万人次。从总体效果看，我们与当地政府分工协作明显、优势互补突出，助力基层治理社会化、精细化、专业化 。

如何有效监督和评估两新组织通过政府购买参与基层治理的效果，有哪些具体办法和考量维度？

孙明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是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利益诉求日趋多元、社会力量不断发育而起步发展的。首先，做好顶层制度设计。早在2009年，我区就在上海市率先出台了《静安区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办法（试行）》，专门成立了区社会组织评估事务服务中心。10余年来，购买服务的制度文件多次修订；去年，出台了《静安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实施细则》，配套发布10个附件，形成了全流程、标准化操作的“工具包”。其次，加强全周期管理。在区层面成立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联合会审小组，建立了从立项评审、项目采购、过程监管、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一整套闭环路径。采购主体督促承接组织提交季度服务进度表、预算收支季报表、项目中期报告、项目结项报告，项目结项必须提交项目绩效评价报告、项目资金审计报告、尾款拨付建议；同时，建立实施项目抽查评估和问题机构“灰名单”制度。最后，加快科技赋能。今年，推出社会治理平台，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启动线上申报、评审、数据分析，后续还会实现全过程项目监管，逐步建立门类齐全、要素全面的公共服务项目库，真正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

邹佳余：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效果如何才能较好监督和发挥？我们的做法是：下沉小区专员“贴身”监督项目运行、实行项目成效“好差评”机制。在统筹建立小区党组织的基础上，按照每个小区至少1人的标准选派在职社工担任小区专员，兼任小区党组织第一书记或书记，同步设立小区固定服务点，配套调整社区条线工作机制，保证小区专员主要工作精力集中在小区。通过选派小区专员常驻服务，“贴身”掌握购买服务项目进展，便于随时进行指导、纠偏。同时，注重从“它管的、管它的、它服务的”多维度评价项目实施效果，将小区专员、小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小区居民群众纳入评价主体，确保做到“三个满意”，即群众满意、专员满意、社区满意。

翁晨芳：诸暨市搭建了一个社会组织党建云平台，从活跃度、规范化、覆盖率、影响力四个维度20条量化标准，对社会组织党建和活动开展情况以百分制形式进行评价，其中党建工作总分值不少于50%，主要有日常活动规范情况、“双覆盖”情况和获得各类荣誉等内容，网上评价通过“数据采集、分级审核、动态发布”三大流程，采集内容上以“图片+文字说明”的形式实时上传党建云平台，经审核后，系统自动生成百分制的社会组织组织力指数，在网上实时更新排位。在这个平台上还有政府购买服务的独立模块，从立项开始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全链条、全要素、全方位、全过程监督，实现基本信息一键掌握、日常活动动态更新，杜绝社会组织活动“滥、次、空”，确保评价又准又实。

张露娜：我们与玉环当地党委政府开展了8年合作，回顾经验和体会，主要是建立社会组织监督、社会组织评估机制，通过构建监督、评估指标体系和量化指标实现项目的有效监督和评估，规范我们的项目运作，推动基层治理走深走实。监督方面，通过组建工作监事群发送工作日报、周报表和月度汇总，每季度召开项目监事会，汇报工作进度和工作难点，共同探讨问题解决的方法，推动项目顺利运转。评估方面，紧抓项目时间节点，开展项目中期和终期评估会议，参考指标完成度、服务对象满意度、服务产出成果、服务成效和社会影响力等维度，采用自评和他评两种方法，服务提供方用总结评估报告的方式予以自评，政府购买方最终给予打分，并将项目成效与经费拨付挂钩。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有哪些可以继续开拓的方面，社会组织党组织如何发挥更多作用？

孙明丽：强化党建引领，重点扶持与社区治理和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能够提供专业化、社会化、差异化服务的社区生活服务类、社区公益慈善类、社区文体活动类、社区专业调处类等社会组织。一是党建引领提升社会组织政治定力。枢纽型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工作例会以及教育培训常态化，引导各级社会组织准确理解、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引导服务大局和中心工作，比如全面抗击疫情、社区为老服务、小区物业管理等。二是完善服务提升社会组织整体实力。进一步系统开展财税指导、资源对接、项目运作、购买政策讲解、规范化建设评估等社会组织业务培训，全方位、多角度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能级，提高社会组织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做强做优。三是提供平台彰显社会组织参与活力。以党组织为纽带，动员社会组织结对帮扶，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形成品牌项目。聚焦社会组织人才职业发展各阶段需求，深化“三阶段六阶梯”人才成长路径，发挥社会组织领军人物的示范带动作用。完善枢纽型社会组织党建内涵，形成社会组织合力。

邹佳余：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面临几大难题，一是社会组织党组织政治功能不强，发挥社会组织服务作用的同时，在组织、宣传、凝聚群众方面引领力还不够强；二是购买服务适配选择难，不少单位在购买服务时，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合适的社会组织、服务机构；三是社区社会组织类型单一，公益慈善类、矛盾调解类等基层治理亟须的社区社会组织相对较少。我们依托党组织领导三方协同小区微治理体系，推动社区党组织、小区党组织、社会组织党组织难题共商、活动共办、发展共促，强化社会组织成员的政治认同，围绕社会组织的日常活动、文化建设促进政治社会化，让社会组织成员成为传播政治文化、政治立场的参与者，着力强化社会组织党组织政治功能；以各级党群服务阵地为原点，打造区域性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线上线下对接平台，着力解决购买服务适配选择问题；在去年建立“益墅家”拱墅区社会组织示范园的基础上，依托区党群服务中心，建立专业社会组织孵化平台，鼓励各级党群服务阵地根据实际需求，探索多形式外包服务，着力解决专业社区社会组织孵化等问题。

翁晨芳：诸暨是枫桥经验发源地，以前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现在是“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一是基础服务供给，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越来越多，社会组织在养老服务、托育服务、家庭服务、健康服务、新就业人群服务等基础民生领域提供专业服务。尤其是为社区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生活照料、综合帮扶、权益维护以及关怀关爱等服务。二是平安建设方面。社会组织可以在物业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调解和信访矛盾化解等工作中积极发挥专业作用。三是精神文明领域。社会组织可以发挥在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提升社区居民文明素养方面的作用。

张露娜：社会组织可以在组织孵化、人才培育、经费保障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首先是引导组织孵化，通过搭建公益性社会组织孵化平台，引导社区、慈善、志愿服务、社工类社会组织孵化，实现有能力服务社会基层治理的社会组织党组织扩容。其次是加强人才培育，把社会组织人才工作纳入人才工作体系以及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组建社会组织专家库，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基层治理提供智力支撑；同时，结合基层社会治理难点痛点，定期开展社会组织专业培训，提升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解决能力。最后是加大经费保障，联合其他部门设立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专项基金，对于志愿服务、救灾救济等公益性社会组织成功申报年度等级评估的给予财政奖补，将党组织星级评定结果、项目年度评估等作为参考选项，鼓励政府部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公益性社会组织购买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益慈善等领域的公共服务。

（来源：《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杂志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