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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刘向编订的作品（西汉刘向简介）

本文作者：詩書耕讀泗水濱

刘向，原名刘更生，字子政，汉室宗亲。高祖刘邦四弟楚元王刘交玄孙，刘交子红懿侯刘富，刘富子光禄大夫刘辟疆，辟疆子大宗正、阳城侯刘德，刘德子即刘向。《汉书·楚元王传》：“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辇郎。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

[1]刘向像

刘歆，字子骏，刘向少子，建平元年改名刘秀，字颖叔。《楚元王传》：“(向）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

刘歆与王莽关系密切，“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王莽传》“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后来刘歆谋反事泄，自杀。

秦火之厄给文献的流传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损失，直到“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叹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文献经过西汉一朝的收集，已经“蔚为大观”了。

《汉书·成帝纪》记载，河平三年，因国家藏书散亡，汉成帝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命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由刘向总其成。

哀帝时，刘向未竟其业而亡。哀帝复命刘向之子刘歆继承父业。刘歆在刘向《别录》基础上，总括群书，删繁就简，编为辑略、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略等《七略》七卷。刘向父子两代用二十余年时间，终于完成了国家图书的校理工作。

现在流传的《战国策》、《荀子》、《晏子》、《管子》、《邓析子》、《韩非子》、《列子》、《说苑》、《山海经》、《左传》、《周礼》等书，均为刘向、刘歆父子校勘整理过。

《吕氏春秋·察传》说：“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读书亦是如此，必须选择可靠的版本去读，去学习才不能有准确的把握。刘向、歆父子校理群书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可靠的版本，其功劳不可谓不大！

“校雠”也称“校勘”，是文献学专业的核心技能之一。所谓校勘，就是借助有关理论和知识，运用相关文献比对、考订的方法，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校正古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错误。

“校”见于《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校雠”始见于刘向《叙录》，李善注《文选·魏都赋》引用《风俗通》按刘向《别录》“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

古文献错乱的情况，主要有“误”、“脱”、“衍”、“倒”四大情况。误，即讹误，也就是文献流传过程中产生的文字错误；脱，即脱漏，也就是文献流传过程中遗漏的文字；衍，即衍文，也就是文献流传过程中多出来的文字；倒，即颠倒，也就是文献流传过程中文字颠倒错乱的情况。校勘的工作，就是订正这些错误。

刘向歆父子校勘主要有“广备众本，互相参校”“校字句，正脱误”“校重复，定篇章”“延请专家协助”等特点。为后世校勘工作带了个好头。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陈垣先生在其著作《校勘学释例》中归纳总结出实用、全面的“校法四例”，即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的“对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的“本校法”；以他书校本书的“他校法”；按照道理定是非的“理校法”。

校勘之后，对原书进行整理，并标出所要校勘的字词句，也就是“出校”。钱玄《校勘学》将出校的方式归纳为三种：根据校勘的结果，把底本的错误，改正过来，成为一本定本，在注中作校记的“定本式”，比如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不改动底本，在注中作校记，或书后附校勘记的“底本式”，比如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阮元《十三经注疏》；不录原书全文，只录校记的“札记式”，如王念孙父子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

“目录”之“目”，指单书的篇目和群书的目录，《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的叙传，就可以认为是一本书的目录。“目录”之“目”的本意，应当来源于“纲目”，也就是渔网中的“网眼”，《尚书·盘庚》“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就是这个意思，“纲举目张”也是这个意思。目录学，也是文献学专业的核心技能之一。

《汉书·艺文志》“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我们至今还能看到刘向当年给皇帝上奏时所写的“目录”。

我们所能看到的刘向所著的《列子》书录，第一部分主要是校勘确定的篇目名称及顺序，第二部分介绍校勘的过程及侧重点，第三部分介绍本书的思想及作者，第四部分介绍本书的流传。他的这篇书录，当是校勘之后的总结工作。

后来刘向将一本书的单书书录汇总成册，写成《别录》一书，刘歆整理《别录》成《七略》，即将书目整理成《辑略》（总章）、《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有时也称“数术略”）、《方技略》七部分。《别录》和《七略》都是群书目录。可惜由于年代久远，这两本书都没流传到现在。但是班孟坚在编写《汉书·艺文志》时，将刘歆《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将《七略》的内容整理到了《汉书·艺文志》中，才使得我们得以一窥其面貌。

章学诚《校雠通义序》：“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语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个字，正是中国古文献目录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张文襄公的《书目答问》就是以目录的形式，告诉我们学习的次序、缓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是要按照顺序去学，才能学有所得。近代以来学科分科，使得很多学科支离破碎，难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2]河流流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央设立“太学”，立五经博士，自此汉朝将“经学”作为其统治思想。然而汉朝所设立的五经博士，大多为今文学派；而对于孔壁《尚书》《逸礼》以及秘府所藏的《左传》等经典的研究并未能设立学官，古文学派一直处于民间地位。五经博士的设立，不仅仅是学术思想之争，更关系着每位研究者的“正统地位”和“升迁之道”。于是汉朝学术最大特点的“今古文之争”就爆发了，而哀帝建平元年刘歆所上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则是今古文之争的矛盾巅峰。

[3]董仲舒像

刘歆认为太常博士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认为古文“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为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内外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皇帝应当将古文学派立为学官，“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然而，西汉的官员，大多是今文学派的弟子，因而刘歆的建议，未能被哀帝采纳。后来刘歆作了王莽的国师，曾一度将古文派立为学官，然而随着新朝的灭亡，古文派学官也随之被废除。

东汉章帝鉴于今古文思潮繁杂，为巩固封建统治，统一学说，召开白虎观会议，制定《白虎通议》，极大削弱了古文经的势力，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由盛转衰。兼通今古文经的郑玄采用混杂的方式注释经典，使得汉代今古文经之争在形式上结束。

晚清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