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这个词来源于19世纪的德国,当时铁血宰相俾斯麦实行的警察国家政策,1870年德国的历史学家描述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是在创造一个“福利国家”。
上世纪90年代德国社会福利开支一度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3%,沦为欧洲“病人”,必须进行变革。
新世纪之初,德国总理施罗德不顾党内压力、工会的反对和在野党的“杂音”,大刀阔斧,推行名为“2010议程”的改革,其“药方”是削减福利开支、放松劳工法限制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失业保险等进行一揽子“瘦身增效”改革。比如,缩短失业金的领取期限,长期失业者的救济金降低到每月300多欧元。有德国友人对笔者感慨:“若是失业,与乞丐无异。”
“制度红利”催化了德国经济的“内生动力”,让企业呈现新活力。默克尔作为施罗德的对手上台执政,摒弃党派鸿沟,“萧规曹随”,全盘接受其改革方案。结果,德国从“失落的十年”进入了持续发展的“黄金十年”,迄今总体势头不减。
法国法定最低工资导致法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率很低,移民的就业率就更低,为什么呢?很多法国人到30岁都没有工作过,因为青年和移民没有职场经验,而且老板给发工资的时候,还要另外支付48%左右的费用作为个人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法国生孩子从怀孕的第五个月开始,政府就给你发营养补贴,一直发到孩子满3岁为止。出生前几个月法国政府就每月给孩子发大概将近1000块钱,发到3岁。1000法郎在1998年是个什么概念呢?两室一厅的房子,租金四千块钱。
如果生五六个孩子,你每个月大概能够收到五六千块钱的营养补贴。这就造成很多黑人、阿拉伯人一个接一个地生。营养费比你在外面工作的工资还多。
马克龙政府计划将法国各行业的42种退休制度逐步合并成一个统一方案,实施积分制退休制度。该方案维持法定退休年龄为62岁,但是从2027年起将64岁设立为“基准年龄”,人们如果推迟退休则领取的退休金相应增加。
改革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也出于利国利民的长远考虑,但却引发许多既得利益阶层的不满。铁路系统工会宣称改革触动了“红线”,发动大罢工进行抗议施压。
“跨年罢工”真是让马克龙政府焦头烂额,也让人对法国推行改革的阻力有了更深认识。之前不过是要提高燃油税,引发了“黄背心运动”,即便取消了也还不罢休。1995年,当时法国政府推动退休制度和养老金改革触发大罢工,持续近一个月,以政府屈服、中止改革而收场。此后,几乎每一届法国政府都致力于种种改革,每一次改革都伴随着工会组织的声势浩大的罢工和抗议。
二战后,英国工会实力强大,工会限制解雇措施所造成的企业冗员充斥,工会要求过高的薪资使企业效率低下。
撒切尔夫人为治“英国病”振兴经济而朝工会开刀。
工会成员对劳资纠纷的破坏行为,不再具有法律豁免权;如若不听法院停止罢工的法令,工会会被以“藐视法庭”之类罪名处以高额罚金,甚至会被冻结资产。
强硬应对罢工。法律规定罢工只能在工作场所进行,在此之外(比如上街游行)视为非法。
结果是工会力量走向衰落。
英国的失业率比法国低得多,因为英国没有最低工资。一个年轻人找到一个地方要他,开工资低他愿意,因为这样可以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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