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多动症孩童没有爱”推荐，来自《张昕、郦菁：西方和本土精英合谋，苏东转型中的“市民社会”走向失败》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在西方，教会不仅仅是一个发挥伦理教化功能的组织，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准国家职能的政治组织，这一点是非西方国家容易忽视的。因此，教会与正式的政治国家的分立不仅是表现为政教二元分立，更表现为世界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两个国家的分立。

认识到西方历史传统的这一特点，对准确把握市民社会的性质非常重要。

教会是近代市民社会的源头，市民社会继承了教会的传统。

这意味什么呢？

这意味着，市民社会不仅继承了教会的伦理教化职能，是散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集散地；也吸取了教会构筑准国家独立王国的历史经验和传统，更是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幕后国家。由此现代西方的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分立，与其说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立，倒不如说他们构成了一个相互配合的二元国家复合体系，这才是我所要强调的结论。下面我将进一步分析市民社会的本质。

西方官方政治学说的核心是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的核心是要限制国家，而限制国家的前提是强化市民社会以与国家并立，于此同时，国家采取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这就是西方的所谓自由体制。据说，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每个人的自由。

​那么，市民社会真是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吗？是每个人组成的“社会”吗？不是。

另外，也切不可用看待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眼光，把它看作自发的，松散的，无界限的。相反，市民社会是一个狭小封闭的圈子，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自觉的有形之手操控的社会，是一个自觉建构的隐形的准国家，居于幕后。

这个隐形国家用各种基金会，协会和新闻媒体构成一张无形之网，柔性的伸出自己的触角操控日常生活。而前台的正式国家不过是这个幕后国家的工具，是维持资产阶级基本政治秩序，防范颠覆的暴力工具，各有分工。因此所谓社会/国家的分立，不过是一个假象，是二元国家的粉饰。

前台正式国家的弱化，权力的分散，不过是防范前台政治代理人的反客为主，从而确保后台资产阶级隐形国家权力的集中和不可侵犯。

正如中国的传统皇朝，市民社会就是皇帝的内廷，外朝相权的分散，不过意味着后面君权的高度集中。因此市民社会就不是民主自由的象征，而是资产阶级专制（专政）的体现。市民社会越自由，越不受限制，就意味这个隐形国家越专横，资产阶级的特权越大，越不受侵犯。

再来看看西方的新闻媒介，它是隐形国家的政治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实质也正是市民社会这个幕后国家对人民思想控制权的不受侵犯。所以才有这样的怪事，如果说，掌握绝对权力的人会导致腐败，要受制约，那么掌握新闻媒体的不是人吗，不具有人的弱点吗？

何以新闻媒体就具有无限权威，哪怕颠倒黑白，都可以不受质疑和制约？

二元国家从来是基督教日耳曼西方的传统。今天的市民社会/国家是对历史上教会/国家的延续。教会在西方历史上就不仅履行思想控制，还履行准国家的职能，具有收税，司法裁判和管理人民日常生活的职能（西方的“政教分离”实质上是剥除掉教会的准国家的职能，把政治统治的职能集中于前台正式的政治国家，但作为一种传统的延续，这种准国家的职能实际又转移到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上去了）。因此西方的国家体制是一种二元国家体制，市民社会正是对教会政治体制传统的继承，媒体人正是教士的变种。

同样因此，ngo这个市民社会的体现，真是“非政府”组织吗？

不如说它也是“市民社会”这个地下国家的政治机构。

拿这次西方疫情来说吧，那些NGO平时是多么活跃啊，那么他们这次在政府之外组织人民防疫抗疫发挥了什么积极作用没有？我们看到的只是人民的一盘散沙，被动地任其自然。市民社会只是在保卫资本的政治秩序？和根本利益上才劲头十足。非西方国家缺乏二元国家体制的传统，往往认识不到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实质。

这也是非西方国家同样模仿西方的弱国家，却不能如西方保证社会稳定的原因所在。

西方所鼓吹的“三权分立”只不过是权力职能的分化，而非权力本身的分散化。

什么是真正的统治权力？

真正的统治权是一种实际的力量，就是军权，财权和舆论权。不掌握上述三种权力的所谓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不过是一个摆设而已。市民社会作为隐性国家恰恰保持着权力的集中性和统一性，它直接掌握着财政权和舆论权，它用军队国家化和司法独立的方式，使军队和司法不受前台代理人控制，从而间控操控军队和司法，规定着使用军队和司法的政治原则。

顺带说一句，司法独立实为市民社会司法专政的表现，它把自己的基本政治原则司法化，从而在运行过程中，让自己的政治偏向带上技术化、中立化柔性欺骗的色彩。比如去年香港动乱中，鼓吹吸取了西方司法独立精髓的香港司法机构，在法治的面纱下，却表演了一场强烈政治性偏袒的闹剧，这暴露了司法独立的真面貌。

因此，西方前台的正式国家虽然是弱国家，但幕后自有市民社会这个隐性国家，有力地规范社会秩序，引导它的政治大方向，从而整个社会不致失序。非西方国家缺乏二元国家体制的传统，往往认识不到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实质。

这也是非西方国家同样模仿西方的弱国家，却不能如西方保证社会稳定的原因所在。非西方国家模仿了前台的弱国家，却缺失了这个隐形国家的强有力存在，缺失了双保险，可谓只得其形，不得其神。可以说，西方体制的本质，一言以蔽之，自由主义其表，马基雅维利主义其里。

今天，西方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操控，由老的，公开的殖民政府的前台国家的操控，变为以市民社会的方式，构筑国中之国，架空前台正式政府，并凌驾于它之上，实行隐形控制，这就是新殖民主义的实质。

这也是香港问题的实质，一个正式的港府和一个植入的木马政府的对抗。

香港的司法和教育的表现状况，都鲜明的说明有一个隐形的木马政府在正式的港府之外，暗中进行有组织的操控。所以，市民社会不是什么”社会“，它就是资本力量的体现，是传承了教会的有组织性以及掌控人心技术的资本力量的显性粉饰用语。教会对

市民社会的塑造作用，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因此，“市民社会”的本质就是资本力量构筑的，与广大人民毫无关系的，操控前台正式政治国家的幕后隐形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