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5日，全国各大报纸头条都刊登了宋庆龄先生骨灰将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寓宋氏墓地的消息。

宋庆龄先生

但与以往类似的报道不同，这次关于宋庆龄先生葬礼的报道没有写举行的具体时间，只写了在6月4日上午举行。

其实按照治丧委员会最初报请中央批准的流程，宋庆龄先生的葬礼确定在6月4日上午10点准时开始，但邓颖超根据葬礼现场的情况，决定葬礼提前五分钟开始，她说：“先生会同意我这么做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1978年12月，此时的宋庆龄先生已被查出身患多种疾病，她只能在医院休养，而病中的人是特别想念故乡的，她想回家看看，上海的曾与父母姐妹一起嬉戏玩耍过的家。

在病情稍微稳定后，经过医生的同意，她终于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故乡上海，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宋庆龄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回上海。

在上海的寓所中，宋庆龄心情格外的好，仿佛病也见轻了。

回到上海的第三天恰巧是1979年元旦，宋庆龄先生在家中举办了一场小型的聚会，请了一些市委领导一起聚聚，大家都很开心，宾客尽欢，临走时，先生还送了每位客人一份糖果作为新年礼物。

元旦过后，宋庆龄先生开始收拾整理自己的书房，保姆和秘书要帮忙，都被先生制止了，她还保留着做地下工作的习惯，信件、资料只能她自己经手，宋庆龄先生都要亲自翻看，看是否有留下的价值，没有价值的就直接处理了。

重新翻看这些资料让先生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中，往往是一封信没看完，先生已是泪流满面，大量的文字资料耗费了她大量的精力和精神，但她仍然坚持抓紧时间整理着，好像生怕时间不够用似的。

收拾完文字资料，宋庆龄先生还把上海住所中的一些旧物都处理了，处理所得的费用她都作为工资给了保姆。

最后，宋庆龄还请了摄影师给房子拍照片，所有的地方都拍了，她要把照片带回北京，以便想家的时候能随时拿出来看看。

宋庆龄先生就好像有预感一样，仿佛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回家了。

1981年3月的一天，宋庆龄先生在北京的家中摔倒，老人最怕摔跤，更何况是多病缠身的老人呢。

宋先生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经医生检查万幸没有骨折，但是先生身上出现了多出的淤青，头部也有，而随即还发起了高烧，体温始终在38度以上。

医院立即对宋庆龄先生进行了血液检查，经过专家会诊，确定先生患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俗称血癌。

中央知道情况后，也积极地为宋庆龄先生寻找国内外治疗此病的专家，但由于先生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疾病，再加上白血病在现在也是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更何况是当时，所以，先生的病还是日趋严重了。

宋庆龄先生自感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于是她提前向中央发出申请，希望自己去世后能够在故乡安葬。

对于宋庆龄提出的请求，中央内部也有着不同的意见，多数趋向于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合葬。

后来中央领导让宋庆龄的秘书委婉地询问下宋先生是否同意与孙中山先生合葬。

当宋庆龄先生听到秘书转达的中央的意思后，一向服从中央命令的宋先生却断然拒绝中央的提议：“请转告中央，我走后，请不要打扰孙中山先生，请把我葬在上海万国公墓，那里有我的父母，生前我没有陪伴过他们，就让我死后去尽孝吧。”

秘书把宋庆龄先生的回复报告了中央，中央立刻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遵从先生的意愿。

其实，早在得知先生病情不乐观后，中央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宋庆龄先生的葬礼了。

中央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李家炽，由他负责宋先生葬礼过程的后勤保障管理工作。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告知李家炽，宋庆龄先生去世后将与父母共同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

宋庆龄的葬礼规格是国葬，国葬有着固定流程的，但这回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最后的安葬仪式是在上海举行，这是国家领导人的葬礼首次在北京以外举行，而上海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需要上海大力配合并提前做好准备，以确保葬礼能够顺利举行。

李家炽接受任务后立即返回上海，并第一时间把这一重大任务传达到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听说中央已同意宋庆龄先生在上海安葬，很是高兴，认为这是上海的荣幸，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立刻指示各相关部门进行积极的筹备工作，并火速成立了葬礼筹备工作组，李家炽为组长。

工作组马上进入了工作状态，李家炽经常往返北京上海两地进行协调，可是在进行具体策划时卡壳了，因为上海作为地方还从来没有举行过国葬，所以即使是市委也有点抓瞎了。

李家炽无奈只得向中央说明情况，最终决定由北京和上海共同负责宋庆龄先生的葬礼，经过两地多次商讨，初步的意见书成形了：

为了既符合国葬的规格，又不违背宋庆龄先生“从简”的要求，把原定出席的五百人调整为二百人出席；葬礼出席人员主要包括社会各个层面的代表，政府部门、军队代表、妇女代表、学生等等。

时间转眼到了5月底，李家炽他们的筹备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而中央来电催促了，要求李家炽尽快拿出葬礼的整体方案，因为宋庆龄先生可能撑不住了，医院已下达过多次病危通知了，葬礼方案迫在眉睫。

李家炽带着方案飞速进京了，方案非常详尽，甚至还考虑到了给宋先生手中放一方手帕，手帕上绣着先生喜爱的花，中央很满意，批准了这个方案。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先生病情突然恶化，虽然经过了众多医护人员二十多小时的抢救，但仍未能挽救回宋先生的生命。

宋先生去世的消息立刻传到了中央，大家陷入一片哀痛中，同时治丧委员会的同志们忍着悲伤立即准备葬礼的事情。

按照制定的葬礼流程，5月31日至6月2日将在人民大会堂吊唁厅为宋庆龄先生举行吊唁仪式，遗容供人瞻仰，6月3日在大会堂为宋先生开追悼会，6月4日骨灰送到上海安葬。

1981年6月3日，一场隆重的庄严肃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着，一幅宋庆龄先生的巨幅遗像摆放在主席台正中央，周围尽是翠柏鲜花和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其中还有不少外宾送的，近万人都是自发来送别这位伟大的女性。

但稍显遗憾的是，宋庆龄的亲妹妹宋美龄却没有来参加姐姐的追悼会，虽然，中央已经给宋美龄发了邀请，但是最终宋庆龄没有等到妹妹的送别。

默哀三分钟后，在大厅中响起了邓小平来宣读悼词的声音，伴随着悼词声，周围还有很多低微的啜泣声，大家都舍不得这位一心为国为民的国母就此离去，她的离去是国家是人民的巨大损失啊。

次日上午，宋庆龄先生的骨灰需要从北京护送到上海去安葬。

在北京机场，中央领导邓小平等人都来为宋先生送灵，他们把宋先生的骨灰盒庄重地递送到邓颖超手中，宋先生的骨灰盒将由邓颖超等主要代表护送到上海。

当邓颖超等人到达虹桥机场后，机场上空回响着悲伤的哀乐，承载着宋先生骨灰的灵车缓缓地驶向西郊万国公墓，在通往公墓的公路两旁，是闻讯而来早就等在路边的数以万计的群众，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目送着灵车远去。

邓颖超等人到万国公墓时已接近九点半，邓颖超不顾旅途劳顿，坚持要到葬礼现场去检查下看是否有什么疏漏。

6月的上海已进入夏天，天气很是闷热，邓颖超一路走去，发现现场有很多的老年人和中小学生都已是满面通红，脸上头上都是汗水，甚至有的头发都已经打湿了。

邓颖超赶快叫过现场负责人，一问，才知道这些现场来参加葬礼的同志们在一大早就在这里等候了，为的就是能早看一眼能多看一眼他们敬爱的宋庆龄先生，有的在这里已经站了三、四个小时了。

现场负责同志也曾劝这些群众们葬礼十点才开始，请他们先找个庇荫的地方休息一下，但他们都不肯，他们坚持要站在这里等着宋先生骨灰的到来。

邓颖超当即问负责人：“你们的准备工作做得怎样了？葬礼要是提前开始有问题吗？”

负责人回答道：“邓大姐，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葬礼可以随时开始，但是，之前宣布的是十点开始，要提前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邓颖超果断地说：“现场有不少老人和孩子，天气这么热，再等下去恐怕就要中暑了，这样问题会更大。葬礼提前五分钟开始，有什么问题我负责，宋先生她会同意我这么做的。”

在邓颖超的坚持下，葬礼在九点五十五分开始了，现场一片呜咽声，老人孩子、各界人士都在沉痛哀悼这位可敬的女士，都目送着宋先生的骨灰安葬在父母的墓旁。

虽然葬礼只是提前了五分钟，但对于盛大的国葬来说，对于中国人讲究吉时一说，这已经是不小的变动了。

而这提前的五分钟，也充分表现了邓颖超对宋庆龄的了解，她知道，宋庆龄对人民群众是有着大爱的，生前都不愿意看到人民群众受苦受难，她怎么会允许在办理自己的身后事时让人民群众顶着酷暑冒着中暑的危险受苦受累呢？所以邓颖超会说：“她会同意我这么做的。”

宋庆龄先生终于回家了，生前她常说：“在北京叫上班，在上海才是回家。”

她终于可以安心地陪在父母身边尽孝了，为了和孙中山先生在一起，她违背了父母的意愿，之后就一直奔波在革命的路上无暇与父母相守，这下她可以永远和父母相伴了。

至于孙中山先生，宋庆龄不是不想与丈夫相伴，但她考虑的是，要合葬，就得破坏封好的中山陵，虽然会修，但这又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太浪费了，所以她拒绝了和孙先生合葬的建议。

宋庆龄先生的这种大爱情怀更值得我们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