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25周年前夕的街头人流涌动，早已恢复了昔日的安宁。但回忆起2019年下半年爆发的修例风波，香港市民傅青仍然心有余悸。当时的香港，街头示威游行不断，甚至多次发生暴力冲突，被视为香港回归以来最灰暗的时刻。

作为一个“港漂”，傅青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讲一口流利的粤语。“与其他很多‘港漂’相比，我可能有一个优势，就是我的粤语很标准，接近母语水平。”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那段灰暗时刻，这个优势帮了他大忙，“我很多‘港漂’朋友都很恐慌，就怕出去讲错话，一句话没讲对就可能挨打，甚至有生命危险。”

改变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安法》）实施之后。

傅青说，《国安法》实施后的这两年，香港社会“完全正常、太平了”，现在香港街头已经恢复如常。他又可以像往常那样下班后与同事或好友小聚，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香港迷人的夜景了。

2021年5月12日，香港维多利亚港。图/新华

何以安香江？

2019年6月，香港爆发了修例风波，掀起暴力示威浪潮，“东方之珠”俨然成为被暴乱分子劫持的“战场”。暴徒采用堵路、打砸、纵火、攻击不同意见者等方式，肆无忌惮破坏香港的社会秩序，挑战香港的法治底线。

谈到这段经历，香港市民王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包括6月9日第一次大规模游行、七一占领立法会，以及暴力示威者破坏地铁站设施，向警方扔燃烧瓶等，“从头到尾都让人记忆深刻，那是一段黑暗的日子”。

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导致香港社会动荡、法治受损、民生受创，严重影响香港社会的正常秩序，以及香港政府的管制权威和“一国两制”的落实。香港面临自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

如何让混乱的香港恢复平静，成为摆在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面前的急迫任务。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于2020年6月30日——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纪念日前夕，通过并颁布实施《国安法》。

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表示，坚持在《基本法》的框架内处理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充分表现出中央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坚定承诺。他认为，《国安法》是最低程度、最低标准的“保命法”，有助于“一国两制”恢复常态、行稳致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国安法》的实施，修补了困扰香港多年的国家安全漏洞，让香港摆脱国家安全“不设防”状态，促使香港局势由乱到治，香港发展重回正轨。

香港市民也切身感受到了变化的发生。傅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比2019年的时候安全了很多，老百姓踏实了不少，他和他周围的很多朋友，一致认为“这（《国安法》的实施）是个大好事”。

在一家上市公司从事公关工作的傅青，有晚上下班后与三五同事或好友小聚的习惯，这是很多香港市民生活的日常。但是，修例风波带来的混乱，让原本的日常成为奢望。他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相比修例风波时期的“担惊受怕”和几乎无法上街，现在的生活已回归了常态。

在田飞龙看来，《国安法》立法的初衷，就是为了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弥补国家安全法律漏洞，“它实现了香港由乱返治，也为香港由治及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护”。

他说，香港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破坏“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制造香港的动乱，削弱香港国际地位，“这些情景在《国安法》之下不会再发生了”。

在2020年7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晓明把香港《国安法》比喻为香港繁荣稳定的“守护神”和“定海神针”，表示“一法可安香江”。事实表明，《国安法》的实施也确实达成了“一法安香江”的目标。

谈到两年来香港社会的变化，王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最直接的变化就是社会稳定了下来，冲击政府机关等都已绝迹，“这是最直观的”。

不少香港市民也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尽管还是疫情期，但现在无论是商场、超市，还是餐饮店，都已开门营业，此前经常被迫关停的香港地铁，也早已恢复了正常运营。

香港社会的稳定也带来了活力的迸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2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的排名从去年全球第七位上升至第五位。

在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继续在“政府效率”和“营商效率”取得良好排名，在“经济表现”和“基础建设”的排名也有所上升。

对此，香港政府称香港竞争力有赖“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包括法治和司法独立、资金自由进出、自由的贸易和投资制度、简单低税制、良好营商环境，以及高效率的政府。

今年5月8日举行的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中，香港特首候选人李家超以高票当选。这场选举是继去年9月选举委员会选举和去年12月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之后，香港新选举制度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标志着香港新选举制度的全面落实。

有分析指出，尽管遭遇多轮疫情的肆虐，香港《国安法》深入实施与新选举制度落地，巩固了香港由乱到治的良好局面，促进了香港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香港新选举制度于2021年3月全面落地，“爱国者治港”原则充分落实。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阎小骏表示，完善后的新选举制度，让香港社会对政治的讨论回归到了以管治程度和治理效果为中心。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也认为，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也开启了香港良政善治的新局面。他说，拨乱反正后的香港，爱国爱港力量空前团结，社会各方面都聚焦于香港未来的发展路向和深层次问题。

“二次回归”的名与实

溯源历史，让香港持续保持繁荣与稳定，是“一国两制”制度的初衷。

1984年9月，经过数轮激烈谈判，中英双方正式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原则下，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维持“50年不变”。

1997年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给予香港高度自治权，“舞照跳，马照跑”，“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

但香港社会不少人对于“一国两制”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权利上，严重忽略了香港作为中国一部分应尽的义务，在诸如涉及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国民教育等方面存在短板。

以香港《基本法》中明确涉及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为例，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在其任上就开始推动立法，但由于2003年超过50万人上街游行，“23条立法”最终宣告失败，并且一直搁置至今。

2012年，香港政府颁布了“德育与国民教育科”计划，进行国家认识和国家意识教育，但最终也因为包括大游行等的“反国民教育”运动而泡汤。

从2003年开始，香港所谓的“民主派”就热衷于通过游行、示威、街头抗议来表达政治诉求，而且愈演愈烈，直至修例风波的爆发。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就表示，香港1997年后实行“一国两制”是“有主权没有治权”。因此，他提出香港应该完成“二次回归”，从制度上“再造”香港。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从法律层面、制度层面以及人心层面来说，都需要“二次回归”，“从法律上讲，香港有了《基本法》，但谁来执法的问题还没解决；在制度层面，需要有一个强政府；人心回归和国家认同，也还没有完全实现。”

修例风波之后，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新的选举制度的落地，不少香港政界人士、学者和观察家也将之视作是香港的“二次回归”。

在香港立法会议员、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看来，《国安法》的实施将“一国两制”的实践带入一个新阶段，“在法律和执行机制上，填补了很多国家安全的漏洞，在执行方面，强化了阻吓、惩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推动香港的‘二次回归’。”

郑永年认为，《国安法》的通过是“二次回归”的开始，并且“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不过，他表示“并不是说‘二次回归’已经完成，现在刚刚开始，但是变化是有的。”

在他看来，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一国两制”下国家安全以前基本上没有抓手，现在《国安法》的实施有了抓手；其次，在培养国家认同上，整个的教育文化系统，现在可以实质性推进了。

“更重要的是，《国安法》的实施是两种政治制度的转变，香港从以前的激进民主，现在走向更符合香港文化、阶级结构、社会结构形式的民主。”郑永年说。

但田飞龙指出，虽然“二次回归”的说法很形象，也有冲击力和解释力，但存在一定的误导性。他解释说，从形式上来讲，不存在“二次回归”。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香港《基本法》，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是一次完整的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根据香港《基本法》重建香港的治权体系，形成一个中央授权下的高度自治的特区宪制秩序，“所以从法律形式上来讲，它不存在”。

不过，田飞龙也坦言，1997年回归之后所确立的香港特区的宪制秩序不够完善，没有全面准确地落实和转化“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他举例说，比如在“23条立法”、国民教育，以及在一国和两制之间融合发展，香港特区与外部关系规范建构等方面，都未完成制度性的修补和建构。

在他看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全面准确地落实“爱国者治港”，弥补了“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漏洞，将“一国两制”发展成有机统一的制度整体，“从实质性的方面来讲，又具有‘二次回归’的属性”。

“香港回归只有一次，但其体制内的制度重构却一直在发生。”田飞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所谓“二次回归”是“一国两制”框架内的制度重构现象，是对“一次回归”时制度留白与延迟决断部分的观念清晰化和制度发展，符合“一国两制”的历史辩证法和制度辩证法，是“一国两制”制度创新性、适应性与生命活力的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员支振锋则认为，“二次回归”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香港从回归以来就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走上了与国家融合发展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所谓的“二次回归”。

“但是我们也看到，虽然回归以来政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但是香港的一些反对力量、外部敌对势力，并没有放弃去篡夺权力，所以在香港一直存在颠覆与反颠覆，干预与反干预的斗争，存在着争夺香港治理权力斗争。”支振锋坦言，“这是客观存在的。”

他表示，这客观上也制造了很多问题，造成了思想混乱，香港有一些人存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问题。

郑永年指出，“二次回归”是为了香港的再出发。他表示，法理上的回归和实际的回归是两码事情。他以新加坡为例说，在“去殖民化”方面新加坡做了很多的努力，从法律、制度、教育等方面全面“去殖民化”，但香港显然没有做到位。

有观点认为，香港之所以一度街头政治运动泛滥，甚至“逢中必反”，根本原因在于“去殖民化”不够，在国民教育上失位。香港在1997年实现主权回归，但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心回归和国家认同。

因此，郑永年提出，“二次回归”除了法理上，人心的回归也非常重要。他说，1997年香港回归实现了主权的回归，还没有真正解决香港人心回归的问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心回归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过程，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走向“由治及兴”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也是《国安法》实施两周年，还是以“爱国者治港”为根本原则完成新特首选举的开局之年。

田飞龙用“‘一国两制’制度实验行程过半，下半场正式启幕”来形容这个关键时期。在他看来，“二次回归”及其相关变化，是“一国两制”范畴内的观念调适与制度发展，为下半场实验确立制度基础、实践主题和发展取向，从而接力推动香港繁荣问题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更好实现。

在近日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五周年《基本法》法律论坛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灵桂表示，随着《国安法》实施及完善选举制度，香港已焕然一新，未来五年是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

王灵桂说，修例风波令“一国两制”遭受前所未有挑战，其后中央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在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下，为香港民主健康发展奠定基础，对繁荣稳定有深远影响。他认为，香港目前已有条件推动各项社会民生建设。

支振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香港社会长期以来积累了很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包括住房、就业、教育、民生等，都需要得到解决。

郑永年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香港以前没有政治条件来解决民生问题，现在已经有了，《国安法》的实施和新选举制度的落实，“爱国者治港”的政治条件已经成熟。如今，香港不仅仅是“二次回归”，“是再出发了”。

谈及香港未来发展，不少学者都提到了两份重要文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

田飞龙说，2019年初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香港怎么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具体的战略指引；而“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香港八大中心的定位，既包含了香港原有的国际地位里面的固有优势，又叠加国家新战略条件下的发展优势，为香港的转型发展，抓住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机遇，提供了非常好的政策基础和政策引领。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有自己无可替代的优势和作为特别行政区的独特价值。有观点指出，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独立关税区和经济体，它的国际化与开放程度，能为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对外政治与经济交往、法治与城市治理等提供独特支持。

可以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既有“一国”之便，又有“两制”之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十四五”规划的推进，是香港的巨大机遇。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香港能够以其独特的自身优势，深度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拥有700万人口的“东方之珠”再次璀璨只是时间问题。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认为，香港“二次回归”后，既可以保证香港的稳定，又能为香港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在他看来，香港彻底恢复稳定，商业基因回归，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助力，香港必然加速发展，更加繁荣。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傅青、王阳为化名）

发于2022.6.27总第104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香港“二次回归”走向“由治及兴”

记者：孙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