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全球规划与建筑领域，尚在世的大师为数不多。丹麦建筑师扬·盖尔（Jan Gehl）可能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2016年9月17日，扬·盖尔（Jan Gehl）迎来了他80岁寿辰。50年前，以摩天高楼与宽敞街道为主导的现代规划方兴未艾，扬·盖尔作为时代“异类”，开创了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研究的先河。如今，扬·盖尔出版了6部著作，其中《交往与空间》（出版于2002年）和《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出版于2003年）也已经成为中国建筑规划院校的经典读本。他参与的纽约时代广场、悉尼市中心的街道与公共空间改造项目，也在国际上赢得广泛赞誉。

如今，耄耋之年的扬·盖尔，仍活跃在世界各地，传播研究、推动实践项目。8月24-26日，世界资源研究所与市政厅携手赴哥本哈根参加了由盖尔担当主讲的大师班。为此，世界资源研究所与澎湃联手分享此次哥本哈根之行的收获，从不同视角介绍哥本哈根的自行车（2篇）、哥本哈根的公共空间（2篇）以及对扬·盖尔专访（1篇）。

此篇为系列第二篇，以个人视角介绍哥本哈根的公共空间。未来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重新思考大师扬·盖尔的研究，进行一些城市实验，测评我们身边的公共空间。

溯源公共空间研究

大师班期间，扬·盖尔给大家放映了一部拍摄于2000年的纪录片——《人性化的城市》（Cities for People），这是一部面向北欧五国普通民众的城市纪录片。片中阐述了扬·盖尔的研究发现，并对比了老城和新城的空间、讨论了人与车的矛盾等。放映结束后，扬·盖尔说，这是一部不会过时的片子，虽然过了15年，里面阐述的道理现在看来仍然有效。

在哥本哈根，我们看到了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对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但世界上更多的地方都在重蹈片中城市问题的覆辙，尤其是中国的城市。

1960年，扬·盖尔毕业于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艺术学院建筑系。学生时代，他受到的教育是，如何用鸟瞰的视角设计城市，如何从高速公路的视角设计住宅。二战后，西方城市百废待兴，随着经济复苏，城市也需要快速发展；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规划理念，正适应了这些需求。1960年代是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盛行的时代，建筑师们开始在图纸上描绘大尺度的新城及新区。最典型的莫过于巴西利亚，虽被誉为城市规划的经典案例，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唯一的现代城市，但扬认为，它是反人性尺度城市的代表，并把类似的规划称为“巴西利亚综合症”（brazilia syndrome）。

在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期间，扬·盖尔开始接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而且，这位当时还在城市郊区设计新城的年轻建筑师，还娶了一位心理学家——英格丽（Ingrid Gehl）。妻子曾问到他，你们建筑师为什么对人没有兴趣？他与妻子经常讨论，如何从人的视角感知建筑和城市空间；于是，影响全世界建筑规划系学生的一系列研究也就此开始。

1970年，丹麦一家报纸关于盖尔夫妇的报道，图片来自Gehl

1965年，扬获得了一笔研究资助，他和妻子在意大利待了半年，观察人们如何在意大利老城的公共空间生活。看着这些古老却鲜活的公共空间，他们也一直惦记着丹麦当时兴起的毫无生机的郊区建设。1970年，基于盖尔夫妇将建筑学与心理学结合而进行研究的故事，丹麦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来讨论建筑的起点为何应当是人的行为。这在大众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公众讨论：我们该如何建设城市？城市是为车而建，还是为人而建？如何让城市考虑人的感受？

1968年，扬·盖尔带着学生完成了对哥本哈根公共空间的第一份研究。1971年，扬的夫人英格丽（Ingrid Gehl）出版了《生活环境》（living environment）。扬也出版了第一部研究成果《交往与空间》（life between buildings），这本书最早只在丹麦、荷兰和挪威发行。整整过了十六年，才被译成英文；又过了十六年，到了2002年才有中文版。如今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今年，扬·盖尔2013年出版的《公共生活研究方法》（how to study public life）的中文版也即将发行。

1988年，挪威一家报纸发表了扬·盖尔的文章《奥斯陆可以成为一座美好的城市》（Oslo can become a wonderful city）。这是扬首次对国外的城市进行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public space public life）的研究。扬如今已到访过全世界250多座城市，每到一个城市，他会用相机记录当地人的公共空间公共生活，这些照片就印在他名片的背面。

扬·盖尔在大学里工作了40年，把自己的研究和方法传递给一代代年轻人。2000年，扬和学生赫勒·泽恩特 （Helle Søholt）一起成立了盖尔事务所，赫勒希望用扬的研究去改变城市。如今，赫勒是盖尔事务所的CEO，扬的其他几个学生也成了公司的合伙人。过去的50年，扬的研究和盖尔事务所的实践，慢慢影响和改变了哥本哈根这座城市。在城市交通和公共空间的改变之外，2014年，在盖尔事务所的推动下，丹麦文化部颁布了一项特殊的建筑设计政策——“把人放在首位”（Putting People First），除了常见的可持续性和空间品质，这项政策还关注居民对建筑的体验，以及居民的民主参与。

扬与盖尔事务所的CEO赫勒·泽恩特 （Helle Søholt）以及盖尔事务所艺术总监大卫·西姆（David Sim）讨论，图片来自Gehl

身体对空间的感知

扬·盖尔一直强调，做规划和设计时，永远要把“人的生活”放在第一，然后考虑为了满足这样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空间，最后是把建筑放在合适的空间里——而在我们见到的现实中，这个顺序往往是颠倒的。扬的这个方法，来自他对人的观察。他说，我们的身体构造决定了我们如何感知和使用城市空间，你需要了解人类行动的感知系统，知道人如何体验空间。这些都会最终反映在城市规划中。

扬·盖尔自认，从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的著作 《隐匿的尺度》中学到了很多。比如，人与人之间距离的差别：在70-80米的距离，我们可以猜测一个人的性别和年龄；在50米的距离，我们可以大致认出一个人；在20米的距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更多细节，面部特征、发型和年龄，这个距离会让我们对人留下印象；在7米的距离，我们可以打招呼，这个距离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对方的情绪；在1-3米的距离，我们可以进行正常的谈话，这是社交距离；1米内的距离是私人谈话的亲密距离。

哥本哈根居民在水边聊天游泳，图片来自冯婧

虽然人类已经可以上天入地，但人终究是行走速度为5公里/小时的步行动物。脚是我们的移动设备，身体及其他感官都是根据“脚的移动”设计的，也适应脚步移动的速度。感知空间时，我们通常往前看，而不是往上或往下，因此，最重要的是水平180度的视线。所以在街上看到的主要是比视线高一些的街景，即街道的沿街底商。

因此，在符合人性尺度的欧洲老城里，建筑的底层往往是最好的空间，其有独特的空间设计和建筑立面，建筑的底层是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现代工业化建造的城市中，底层和上面的空间没有什么不同——没有沿街店铺，没有橱窗，没有变化的建筑立面的街道，好像并不欢迎人们停留。扬·盖尔说，这些空间都在告诉人们，快点往前走，回到你的公寓看电视吧，不要使用城市空间。

扬说，如果公共空间（如街道和广场）太大，就会超出人的感知范围。我们在窄街道上走，会觉得体验非常丰富，因为我们可以感知到街道上的一切。而在很宽的街道上，就会觉得有些无聊，因为我们很难感受到空间的印象。

另外，很多新城和新区的空间看上去很壮观，但不符合我们身体的感知系统，因为这些空间是依据车行的速度设计的，即50-60公里/小时。从5公里/小时到50-60公里/小时，意味着所需的城市空间也是巨大的。坐在车里，我们看不清道路的名称，需要巨大的交通标识牌，我们也看不清人，因为他们会迅速划过我们的视网膜。这些都是速度的改变带给我们身体的变化。

人性化的城市

扬·盖尔50年间对“公共空间公共生活”的研究和实践，在今天的哥本哈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哥本哈根1962年开始了第一个步行街改造计划。2009年，盖尔建筑事务所协助哥本哈根市政府，发布了城市发展策略，要成为“世界上最适宜人生活的城市”（best city in the world for people）。

扬说，人们的“生活品质”应该一直被放在城市发展的首要位置，城市所有的发展都是为了提高生活品质，比如交通、住房、商业等等。城市是为了“人”生活得更好而进行完善，“以人为本”不是停留在字面上，而是生动地出现在哥本哈根的公共空间公共生活里。

当然，哥本哈根也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优势。哥本哈根是一座工人城市，政治立场一直中间偏左。如果选民希望城市更加人性化，他们就会选出这样的市长，而市长则要做更多事情来获得支持。而且，哥本哈根本身就是一个小城市，政府部门、建筑师、媒体、居民等不同机构个体沟通起来也方便。

蒂娜·萨比（Tina Saaby）从2010年起担任哥本哈根市政府的城市建筑师。她说，空间与政治向来都有密切的关系，城市的发展最终还是由政治家来决定。2007年，正是哥本哈根的两个左翼市长，推动了以城市生活品质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策略。受到扬·盖尔影响的，不仅是建筑师，还有很多像蒂娜这样的政府工作人员。丹麦的文化部长在拍宣传照片时，选择手捧扬·盖尔的书《人性化的城市》，她说，我读的这本书会告诉大家，我们最关心什么。

扬每次来到一个新城市，把哥本哈根的故事告诉当地人，当地人都会说，这些案例真好，但是，你们这些理想主义的欧洲人，你知道，国情不同，这个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的。扬说，每次他们都这么说，但坚持改变的城市就会发现，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要改变一座城市，首先要改变人们的想法。这里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让人们开始交流。盖尔事务所的艺术总监大卫，讲了纽约的例子。他说，往往交通部门是最难沟通的一个，他常常看到卡夫卡《城堡》的现实版，每个人只看到自己眼前的事情，不知别人在做什么，或者说没有机会知道别人在做什么。在纽约，他们把一条原本被汽车占据的街道改造成自行车道，并设计了一个小广场，邀请所有人来参与开幕派对，曾经激烈反对的一位交通部门官员坐在舒服的椅子上边喝香槟边说，感觉这里还不错啊。

因此，除了设计工作，盖尔事务所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和不同的人交流，并且让不同的人之间开始交流。盖尔事务所的办公室，一进门就是公共空间，一半是吃饭的地方，一半是可以做讲座和讨论的地方，公共区域面积和员工的办公区域差不多大。大师班第一天早上，在正式介绍之前，大卫拿出了几大盒乐高玩具，让大家拼出自己，然后做自我介绍。这既是丹麦式的欢迎仪式，又让学员们之间有了初步交流。

公共空间让人相遇和互动的空间

城市要建造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然后慢慢激发出多样的公共生活。公共空间就像乐高一样，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进行放松和活动，也看到别人在做什么。对政府而言，把钱花在公共空间那些短期内看不到效果的小项目，而不是先进的大型基础设施和光鲜的大楼上，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认知的改变。

公共空间是和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小项目。从长期来看，不仅会带来经济效益，还会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比如居民的健康，以及健康成长的下一代。因此，公共空间也被认为是保持居民健康的药。苏格兰政府是第一个用国民健康预算来投资建设公共空间的。

扬·盖尔最喜欢分享的案例就是哥本哈根著名的景点新港（Nyhaven），这里曾是拥有6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现在挤满了游客，旅游旺季，每天来往人群绝对不低于6000人。不光是游客，这里也是本地人喜欢的地方。一张图片很好地诠释了游客和本地人的关系，游客在遮阳棚下行走，本地人则买瓶啤酒，坐在河边。这就是让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地方相遇。

最简单的公共空间就是人行道，哥本哈根的人行道基本采用同一种设计，最重要的是连续的、不间断的步行铺装道。因为可以保证孩子步行去上学。这种人行道铺装有两种不同材质，其中小块的石砖因为凹凸不平，竟无意中变成了盲道。

社区的公共绿地则是遛狗的好去处。当家长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主人也会带着狗狗们聚会，随着狗狗们开始玩耍，主人也开始聊天。不过聊天时还要留意着——正如入口标牌上简单明了的示意图：狗狗后面有一坨排泄物，上方是一只套在袋子里的手，准备捡起来扔到垃圾桶。

哥本哈根近几年做了不少新的公共空间项目，试图让空间更丰富多样。比如，由著名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 (Olafur Eliasson)设计的自行车桥，也变成人们停留的地方，岸边的人会被桥的独特造型吸引，桥上的人好像置身于一件艺术作品中，观看水中各种丰富的活动：有游客的游船，有各种私人游船快艇，对岸还在举行游泳比赛。从港口一直延伸到海边的滨水空间，都是适合人活动的公共空间，年轻人游泳晒太阳，老年人玩法式滚球。赶上了好天气，全城的人似乎都出来活动了。

欧洲难民的问题也在讨论中被提出。一位瑞士人说，看到难民在公共空间里做不好的行为，该如何解决？大卫说，这是移民政策的问题，难民的居住条件不好，他们更喜欢外面宽敞的空间。另外，他们不能和家人团聚，设想一下，如果把一群丹麦的男性群体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让他们和家人团聚，我猜他们也会有同样的行为。扬·盖尔说，人的身体构造是相同的，在相同的空间里，行为都是相似的。防御恐怖主义最好的武器，是环境好的社区，人们彼此熟悉，一旦有外人进来，会被马上发现。

对于公共空间的设计师们，扬·盖尔的建议是：城市需要小一点的空间（always make space smaller）。当你做设计时，如果你想着画100米，到图纸上的时候，最好画70米。大卫说，城市项目是不会完结的，简单的比喻，就像我姐姐家的篱笆，我姐姐总是抱怨，为什么篱笆这么快就长起来了，她总是要不停修剪。城市项目也是如此，需要不断完善。而这种完善需要使用者提出建议，用自己的行动对城市空间做出回应。

大师班结束后，我和一些学员去附近的湖边，每人带了一罐啤酒。湖边坐满了人，有的在湖边餐厅吃饭，有的在跑步散步，还有自发演奏的乐手，更多的人就坐在湖边聊天。一位瑞士的学员说，瑞士的湖水非常干净，甚至干净到鱼都很难生存，她的公司前有一个湖，夏天午饭的时候，他们就跳到湖里游泳。一位米兰的学员望着湖说，可惜米兰没有什么湖。他们也对中国的雾霾感兴趣。我只能说，虽然我们习惯了雾霾，但也都期盼着能有这样的公共空间。

在安静的水池边听音乐，图片来自冯婧

那个傍晚，我体会到了扬常说的话，我们不能强迫人们做什么，只能邀请他们。（We can’t enforce people to do anything, we can only invite）。公共空间就是一种邀请方式，当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地方相遇，就产生了更多的与人交流的机会。

一位越南领事馆的女士来到哥本哈根，她问扬·盖尔，街上到处都是孩子，是哥本哈根迎来了新的婴儿潮么？扬说，北欧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不过，你的感觉是对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家庭从郊区搬到了哥本哈根市区。

我在哥本哈根也有相同的感觉。早上8点去外面散步，一路上看到的都是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小孩子们要么跟在家长旁边自己骑车；要么坐在父母前面的拖车里；要么牵着父母的手在人行道上走，当然，还有很多推婴儿车散步的父母。另外，城市的公共空间里到处能见到孩子。的确会给人造成婴儿潮的观感。哥本哈根虽然没有婴儿潮，但绝对是孩子的天堂城市。

近年来哥本哈根市区的儿童数量增长，除了满足幼儿园和学校的需求增长，城市也在努力为孩子们寻找更多游乐空间。除了小区里的儿童游乐设施，城市开放了更多公共空间给孩子们。比如，三年前我曾经住过的青旅前，有一片大草坪，每天下午都会变成孩子们放学后的游乐场。设施操作起来也非常容易，只需一些充气式游戏设施，孩子们就能在这玩一个下午。我遇到一位踩着高跷和朋友来玩的小女孩，她说，放学了就直接从学校到这里来玩。

而老师们有时会带孩子们去城市广场上体育课。比如，2015年改造完成的Israel广场，广场被公园、交通枢纽站、餐厅市集包围，已成为城市的新地标。这里曾经是一个巨大的停车场，现在吸引着各种各样的人来此活动。广场的设计简洁，却功能丰富，堪称教科书般的设计。看人们在广场上的活动，就可以理解设计师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我去了广场两次。一次是工作日的下午，广场上人非常多，我看到很多孩子在广场上活动，年纪大一些的孩子在被铁管围合起来的球场里游戏，周边是有些起伏的软材质地面，年纪小一些的孩子三五成群玩耍。靠近餐厅市集的地方，有个临时跳蚤市场，吸引了不少游客。树池座椅边坐满了人，树木会有荫蔽，又给人提供了不同的空间选择。

另一次是周末的早上，我坐在广场的最高点——喷泉旁边像小山一样的台阶上，这里是完美的拍摄点，可以看到所有人的活动。小山的背面是地下停车场的出口，也被完美地遮蔽起来。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活动，最受欢迎的地方就是喷泉那里，从刚会走路的婴儿，到高中生，甚至大人，都喜欢在水里面的圆形汀步跳几下，用手接喷泉里涌出的水。

最有意思的是，水池的边缘是斜坡状，婴儿沿着坡爬上爬下，一个刚会走路的婴儿显然在练习走路能力，一不留神，就走到了远处，母亲坐在水池边看着，父亲会跟过去，但不会把孩子抱回来，而是在一定距离外看着孩子。好的设计可以让父母安心地看孩子玩耍。

我还看到了在台阶上健身的成人，他们似乎把这里当成健身房。还有一对小姐妹，沿着高低起伏的软质地面骑自行车，姐姐会停下来教妹妹；在滑板场上，大男孩教小男孩绑护膝用品。环视广场，可以看到人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使用这个空间。这个时候，你就会相信扬的一句名言：首先我们塑造了城市，然后城市将塑造我们（first we shape the city, then they shape us）。

现在，哥本哈根的生活品质越来越高，房价也开始上涨，出现了新的大型地产开发项目。很多以前住在郊区的有钱人，开始搬到市区。当然，也会出现矛盾。这些人来到市区，也想把郊区那种私密和安静的生活方式带到城市。有钱居民的到来，就意味着绅士化。但是，依靠城市规划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扬的观点是，不能把郊区的生活方式带到充满活力的市区，要在市区建设更多的廉价住宅。当然，城市在不断回应居民的需求，判断生活品质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哥本哈根市政府新的规划愿景就提出，建设更多的郊野公园和安静的小花园。

盖尔事务所的艺术总监大卫说，未来的城市要让多样性生长出来，不仅街道是混合的，除了汽车，还有自行车、行人和公共交通，而且现代人也是混合的，不会满足于一辈子过同一种生活，人们喜欢去不同的地方生活，拥有各种各样的爱好和活动，每个人都会有更多的身份和更多样的生活。未来的城市也要满足“混合人”的生活需求。

相比年轻人和儿童，在街上看到老人的几率并不高。其实，丹麦的老龄化问题也非常严重，现在的郊区住了很多老人，他们大多曾经选择了汽车式的生活。但当老人无法开车的时候，生活就会变得困难，就被困在郊区，这是丹麦城市面临的巨大挑战。

去年生日时，扬·盖尔被儿子带着，乘坐直升机俯瞰哥本哈根，他看到了反对了一辈子的新区。他指着设计公司流行使用的效果图说，这种堆满人的图片太糟糕了，现实中，人是不会这样活动的。蒂娜认为，以前哥本哈根的城市发展，是考虑城市生活，不以交通为导向，现在开始实行围绕地铁的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哥本哈根新城的发展，就是为了发展地铁，是为了满足地铁公司和开发商的投资回报。

扬也是一位普通的哥本哈根老人，他来公司都使用公共交通。一天晚上吃饭时，他还在抱怨，自己想晚一点来，老人卡只有10点后才有效。扬说，自己起初以一个天真的学者来做研究，当时认为其他人都是笨蛋；指出别人的错误很容易，但要搞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才是更有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