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后半叶起，特别是近50年以来，制造业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中的比重降低。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担忧，但似乎也带来了迎接经济发展新机会的希望，有关经济结构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的预测由此成为持续性的争议话题。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经济社会学高级研究员蒂穆尔·厄尔根（Timur Ergen）近期在研究所官网发表文章《去工业化的事实与虚构》，回顾了西方社会关于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公共讨论，以了解社会权力结构和意见冲突对未来情景预测的影响。

去工业化令人喜忧参半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制造活动被认为将走向终结。当时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未被外包至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的产业都将逐渐实现自动化，直到西方后工业社会缓慢地形成。但从21世纪初起，许多学者将去工业化与西方社会的多种问题联系在一起，例如，右翼政治势力在英国和美国崛起、地区差距扩大、收入不平等上升、生产率增速下降、气候政策遭遇政治阻碍。可以说，去工业化及其造成的冲击被视为威胁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

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经济结构转型在西方发达国家被视为完全积极的，甚至被当作某种后资本主义乌托邦。在这一愿景中，从田野劳动到机械化生产再到计算机编程，可以视为顺势而为的结构转型，制造业的衰落反而将有助于缓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资源匮乏。然而，站在当下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种非常天真的“进步”观念，德国拜罗伊特大学经济与社会史教授扬-奥特马尔·黑塞（Jan-Otmar Hesse）将其称为“现代化理论中生代的恐龙”。

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众对经济结构转型既抱有深切的希望，也怀有深刻的恐惧，这使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高度政治争议性的未来情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每一场贸易冲突中，面临威胁的产业都试图宣称自己对“本国制造业的未来不可或缺”；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重大经济政策改革中，改革倡导者都为短期内即将腾飞并造福人民的“现代”工业大唱赞歌。以去工业化为中心的悲观绝望叙事或对更新换代的许诺，都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与未来展望有关的社会争议。对真实经历和科学观察结果的不同解读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关于“后工业社会”定义的政治经济争论，是资本主义社会面对未来的典型反应。

后工业时代结构转型更复杂

20世纪上半叶，来自新西兰、英国、法国的三位经济学家——艾伦·费舍尔（Allan Fisher）、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和让·富拉斯蒂埃（Jean Fourastié）创立了三次产业分类法（three-sector model），将经济分为第一产业（农业、林业、渔业、畜牧业）、第二产业（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服务业）。这一分类方法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纳，为结构转型理论（structural change theory）奠定了基础。根据结构转型理论，经济重心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是一种良性发展，因为结构转型常伴随着生产率提高，以及人们生活质量、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的提升；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应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三次产业分类法有其局限性。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发展轨迹时而偏离上述“三段式”。例如，日本经历过劳动力集中于农业的漫长时期；美国工业化高峰时期服务业出现冗员；近几十年里，德国工业就业人数保持稳定。而且，三次产业分类法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框架，但社会现实却复杂得多，许多经济活动是相互交织的——机械制造企业的财务部门是否属于服务业？现代农业产业链上的研发、储运、销售等环节各属于哪个产业？在许多学者看来，三次产业分类法难以准确描述21世纪的经济，后工业时代的结构转型可能不存在简单模式。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社会科学界常见的一种观点是，富裕国家制造业对创造就业和附加值的重要性在缓慢但稳定地下降，主要原因是消费模式变化、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制造业生产率增长。但是，这不意味着制造业将快速消亡。从19世纪至今，特定企业、行业、地区、产业集群的兴衰更替并不罕见。中期内，经济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置换（displacement）与开创性的结构转型不可同日而语。

去工业化被“社会建构”

若想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去工业化的社会性反应，仅考虑关于结构转型的经济学理论还不够。当一个地区在短短几年内流失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时，人们自然感到去工业化是一种剧烈的颠覆。这种颠覆常常塑造了预测工业社会未来时的社会环境，且会影响到政治经济争论。将后工业转变视作关于未来的社会建构概念并追踪其轨迹，有助于了解社会预期（social expectation）的形成动态。20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税（corporate tax）的政策变化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合组织成员的资本密集型企业普遍享受到税收优惠待遇。1981年，美国政府通过了减税力度极大的《经济复苏税收法案》，旨在鼓励挣扎中的制造业再投资，刺激经济增长。1986年，美国政府终止了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税收优惠，相当于与强大的制造业利益集团公开反目。驱动这一决裂的是一个由小企业、工业人口数量少且分散的州、认为“美国社会困于过时的工业结构”的专家组成的新联盟。由此，去工业化从对传统工业的威胁变为未来发展趋势。

同时，美国工业企业的工会代表曾警告美国政府，美国将退化为“汉堡摊位之国”。为击退这种“工业衰退论”，1986年，美国政府通过了《税收改革法案》，称“疲软的旧经济已被年轻有力的‘进步机车’取代，它满载着新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机遇”。在这一时期，美国人对未来的预测建立在关于危险与希望的争论之上，已经偏离事实上发生的经济结构转型。类似的动态见于经济政策的许多方面，权力结构和社会联盟的变化伴随着对未来的不同预测范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巩固旧产业与优待新产业之间的意见冲突充斥在税收、教育、劳动力市场、贸易、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市场竞争等诸多领域。

近十年里，关于制造业未来的社会争议再次白热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开始质疑政府是否应该监管经济发展模式，强制要求已有的工业结构适应技术变革是否在政府职权范围内，政府是否应该这样做？应在何种程度上将社会资源用于维持已有的工业结构？为传统产业与新产业、新的经济领域建立联系创造空间，有多大的必要性？这些问题都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对未来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