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办的“战后70年的日本社会：变迁与变革”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代表除社科院日本所社会室研究人员以外，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机构的学者。日本所杨伯江副所长、王晓峰副所长应邀出席致欢迎辞和做会议总结。

与会专家围绕着“家庭”、“人口”、“收入差距”、“福利制度”、“产业制度”、“住宅保障制度”、“社会运动”、“社会稳定”、“‘311’地震”、等议题展深入讨论。

关于“家庭”问题，南开大学的李卓教授认为，日本传统的“家制度”没有跟上明治维新的近代化改革，迁延至战后才得以完成。“家制度”瓦解后，多样化的“小家庭”大量出现，本家庭规模正在缩小，由此也造成了家庭关系的疏离和家庭伦理约束的弱化。

家庭变化背后关涉人口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冯文猛副研究员认为，日本人口经历了由高速转为低速增长，之后进入下降直至负增长的历程。

王伟研究员进一步认为，由此带来的老龄化与少子化问题影响了收入分配、拉大了收入差距，并在宏观面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关于日本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多数学者认为得益于美国的主导和推动，日本本身缺乏自主性和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张跃斌研究员更是尖锐指出，甚至于战后和平也是由美国主导，主体缺失深刻的历史反思。

同时，现代化进程中也凸显了诸多问题，北京大学的王新生教授从新宗教兴起的视角指出，新宗教正在经历世俗化、泛大众化、严密组织化，甚至于部分趋向暴力恐怖主义化，其正面意义和负面效应并存；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周维宏教授指出，传统伦理与现代化意识的遭遇，个体化的展开与个体意识的缺失、现代家庭建构与女权主义的冲突等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胡澎研究员则从社会运动的视角，分析了社会运动兴起的原因、类型并积极评价了社会运动对推动市民社会完善、提高公民素质，培育民众社会责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方法论上，周维宏教授提出，可以尝试使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以结构主义与计量学为分析工具对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展开定量研究。

“311”大地震问题也引起广泛关注。清华大学的刘晓峰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宋金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的许金龙研究员从不同的研究视角、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大地震对日本的国民心理、环境治理、能源政策、经济发展等造成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金莹副研究员更是指出，大地震所暴露的“核”问题及其背后隐匿的“核武”战略决定了日本难以“废核”，并将深刻影响着“后311时代”日本的走向。

另外，天津社会科院的田香兰副研究员、周建高副研究员、师艳荣副研究员分别从“老龄产业制度”、“住宅保障制度”、“青少年蛰居问题”等涉及个人利益的议题进行了阐释。其中“老龄产业业已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住宅保障制度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日本社会私性化和青少年个人化的发展，家庭规模的缩小、学历社会等是造成蛰居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等观点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除上述问题外，会议还讨论了日本的女性地位、死亡教育、有机农业、雇佣制度和右翼思潮等议题。

综上所述，此次会议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视角和不同的理论范式清晰地梳理了战后70年日本社会的变迁与变革的历史脉络，对相关议题的深入分析和讨论不仅深化了对战后日本社会的认知，也为研判其未来走向提供了依据，对我国的社会治理也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