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夜晚，花草打着哈欠，鸟儿也不再歌唱，皎洁月光下的东南大学校园很是静谧。走进该校道德发展研究院的会议室，这里却热闹非凡。“应当保持调查问卷的稳定性以发现变迁轨迹，同时开拓实验调查研究。”“一两个数据不能说明问题，要通过数据链、信息流，建立海量数据间的相互关联，从而得出研究结论。”各种意见和观点在相互交流碰撞……老师和同学们正热烈分享着推进“伦理道德国情调查研究工程”实践工作的真知灼见。

“这样的场景已是学术日常，从2007年至今，类似的研讨在我们团队已经数不胜数了。”东南大学资深教授、道德发展研究院院长樊和平告诉记者，在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支持下，东南大学主持的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以下简称“道德发展智库”）、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道德国情调查研究中心”，协同全国五大顶级研究团队：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杜维明团队，吉林大学哲学基本理论研究中心孙正聿、贺来团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杨国荣团队，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李萍团队，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姚新中、曹刚团队，组建为全国范围内以一流学者、一流学科为主体的创新团队，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为三大里程碑，以改革开放30年、35年、40年为重大时间节点，分别于2007年、2013年、2017年进行了三轮全国伦理道德国情调查，2007—2009年间进行了六轮江苏伦理道德省情大调查，出版了1000多万字的《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7卷12册），200多万字的《中国伦理道德报告》《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完成300多万字的《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报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规律》，鲜明揭示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轨迹与规律，演绎中国伦理道德发展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的精神发展史。

调查显示，自党的十七大至十九大，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发展呈现“二元聚集—核心价值观引领—共识生成”的精神轨迹。调查表明，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有伦理，不宗教”是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樊和平说，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发展遵循伦理型文化的独特规律，应当将伦理道德发展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推进“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伦理道德发展”，以伦理精神发展凝聚民族精神，在回归伦理道德的“精神”家园中建构伦理型文化的现代中国形态。

发出“伦理道德发展转折”预警

“面对中西古今激荡，学界在学术引进中常常依据西方理论分析和诊断中国伦理道德，所提出和研究的很多不是真正的中国问题。”依据这一观察，东南大学伦理学团队致力于通过系统深入的调查，发现真正的中国问题及其理论前沿，更好地履行高校智库推进文化传承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双重使命。

2005年，我国首次设立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樊和平作为首席专家申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思想道德与和谐伦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成功入选。立项后，课题组摸着石头过河，苦苦探索“如何发现真正的中国问题”。2006年，江苏省委宣传部委托樊和平作为首席专家之一主持江苏省哲学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我国思想、道德、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及其规律的调查研究”。经再三考虑，樊和平决定整合两个课题，带领团队于2007年启动伦理道德国情大调查（以下简称“调查”）。

首次开展以人文科学为主题的大调查，如何将抽象的伦理道德转化为社会大众理解和关心的日常问题，如何设计调查问卷，如何搭建调研团队，都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经过富有成效的艰苦探索和热烈讨论，“伦理道德国情调查研究工程”团队（以下简称“团队”）将2007年伦理道德调查问卷设计为四大结构：伦理关系调查、道德生活调查、伦理—道德素质调查、伦理道德发展的影响因子及其建设效果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式在江苏、广东、新疆和广西四地综合抽样，其中江苏、广东代表发达地区，广西、新疆代表发展中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在江苏也分别以苏州和盐城为两类地区的代表抽样；以政府公务员群体、企业家与企业员工群体、青少年群体、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新兴群体、弱势（困难）群体六大群体为调研对象，分别进行问卷调查、座谈交流、个别访谈，共投放问卷10000多份，被称为“万人大调查”。

初次进行调查，大家热情高涨，但深入一线才发现其中的困难远比想象的要多得多：没有领导难以组织座谈会，但来了领导受访者又有顾忌；团队不熟悉实证调查方法等。调查过程也异常艰辛，但最终调查员都一一克服。

在调查实践过程中，团队成员有了很多发现。其中最重大的发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和思想文化，已经不是简单的多元、多样、多变，而是多元向二元聚集，在许多问题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认知判断势均力敌，伦理道德和大众意识形态呈现“50%状态”的二元体征，这具体表现为伦理—道德对峙、义—利对峙、德—福对峙、发展指数—幸福指数对峙、公正论—德性论对峙。“二元体征预示着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和大众意识形态已经进入一个重大转折的敏感期，国家意识形态迎来最佳干预期。”该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发表，向社会发出了第一次预警。

2012年，基于此次调查形成的《中国伦理道德报告》《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在北京发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光明日报》报送的内参上作了重要批示。调查也使团队发现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于是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招聘，组建了一支国际化的社会学研究团队。

值此之际，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部署；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见，国家意识形态在我国伦理道德发展转折的关键期和高度敏感期适时干预，发挥了重大引领作用。这也说明，我们团队发现的问题比较准确及时，与中央战略非常吻合。”樊和平说。

探寻伦理道德发展价值共识生成条件

道德国情调查得到时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的第二年，2013年江苏省委宣传部启动“公民道德发展工程研究”重大项目，提供经费支持进行第二轮全国和江苏伦理道德调查，其中全国调查搭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进行。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珏介绍，此次在全国一共调查480个村/居委会，最终完成了有效调查样本5666个。

通过分析第二轮调查的海量信息发现，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二元对峙的状况已经悄然转变。一方面二元聚集仍在继续，另一方面二元聚集开始分化，进入价值共识生成的关键期。面对这一历史时机，学术研究必须做好由“二”到“一”的理论准备。通过对调查所发现的三大轨迹，即伦理道德发展问题轨迹、转型轨迹，以及与大众意识形态的互动轨迹进行分析，樊和平认为切实推进两大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已迫在眉睫：一是我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规律研究，二是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共识的意识形态期待研究。

研究发现，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遵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伦理型文化的特有规律，即伦理—道德一体律、伦理优先律、“精神”律，是三大基本文化规律；在由多元走向二元聚集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的生成有三大意识形态期待：期待一次“伦理”觉悟；期待一场“精神”洗礼；期待一种“还家”努力。其中，“‘伦理’觉悟”的要义是保卫伦理存在，其核心是治理腐败和推进分配公正；“‘精神’洗礼”的要义是扬弃西方理性主义的文化殖民，回归中国的“精神”传统。“‘还家’努力”的要义是“还”中华民族优秀伦理道德传统之“家”，中国伦理型文化传统之“家”。该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发表，向社会发出了第二次预警。

构建伦理道德发展测评体系

由于第二轮全国调查的信息量不够大，2016年8月，道德发展智库与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协同，组织了320多位师生，在江苏省13个设区市、41个县（市），抽样70个区县、139个街道、248个社区，开展覆盖全省万户家庭的第三轮伦理道德省情大调查。此次调查总样本量达7000份，其中有效样本量为6355份（成人问卷），同时完成青少年问卷704份。与以往的信息采集不同，这次除调查江苏各地伦理道德发展状况，还要进行伦理道德发展测评。

伦理道德发展能否测评？如何测评？全面推开的伦理道德发展测评，是一场没有直接经验借鉴的社会试验和学术创新，首要难题是测评体系的建构。“这个测评体系建得非常艰难，经过一年多的研讨，前后写了13稿，最后与江苏省文明办领导一起于凌晨2点才确定下来。”樊和平告诉记者，他们先建立理论构架，形成公民的道德自主力、家庭的伦理承载力、集团的伦理建构力、社会的伦理凝聚力、政府的伦理公信力、生态的伦理亲和力、文化的伦理兼容力的“七力”评估理论体系，作为学术论文发表后经受学术批评和检验，然后与江苏省文明办领导对话整合，根据工作推进和相关要求建立一个可操作的测评体系。

团队成员严格按照社会学方法在13个地市进行分层抽样，然而常遇到不可预测的情况，不仅有的村庄非常偏僻，而且城市的住房空置率很高，达40%以上，调查人员经常跑空，必须重新抽样。调查内容多，问卷题量大，也给调查带来很大难度，说服大家尤其农民做问卷很难，往往要先跟他们聊天，然后将问题转换成他们理解的语言，才能很好地完成调查。

如是种种，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但团队成员仍然坚持了下来，他们相信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在此同时，他们也探索出一些创新方法：为了测量社会公正指数，他们会到城市道路上测量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宽度及各自所占交通资源的比例；为了测量社会文明程度，他们会拎着摄像机在路口记录绿灯时间是否足够老人过马路；为了测量伦理亲和力和伦理信任度，他们会站在街角记录人们对陌生人微笑的指数……

事实证明，这一切付出与努力都是值得的。为了落实测评，江苏省委宣传部和省文明办每次都发布红头文件对江苏13个市作工作布置，并将测评结果向社会公布，作为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依据，有力推动了江苏各地的精神文明建设和伦理道德发展。据了解，这是全国第一个伦理道德测评体系，也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持续推进的省级以上道德测评体系，受到中央文明办表扬。今年，团队将进一步修订和完善这一测评体系并开展新一轮测评。

中国社会大众形成三大文化共识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当年，道德发展智库与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明办协同，开展第三轮全国和第四轮江苏省道德发展状况调查。此次调查过程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通过招标完成，东南大学伦理团队负责问卷设计，提供经费，全程监督并进行后期数据分析，建立数据库。王珏说，为解决流动人口的覆盖偏差问题，调查采用“GPS/GIS辅助的地址抽样”方法，以单元格内人口数为规模度量，按照分层、多阶段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方法进行选取。

调查于2017年8—11月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9个市、143个县（市）进行，派出督导员30人，访员185人。全国调查共抽取13358个符合调查资格的住宅单位，完成8755个有效样本，有效回答率为65.5%；江苏道德省情调查实际共抽取6523个符合调查资格的住宅单位，完成4362个有效样本，有效回答率为66.9%，同时完成青少年样本量 576个。2018年和2019年，东南大学继续委托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组织开展第五轮和第六轮江苏省道德发展状况调查，同时进行测评研究。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调查完将数据进行初步处理后，就交给我们进行分析。我们利用2007年至2017年的三轮全国调查、六轮江苏调查的数据，建立并发布了1000多万字的《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2018年），全方位呈现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共识与差异。”樊和平表示：“可以说，我们现在拥有中国最专业、最系统、最权威的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

2018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6周年。中国社会大众在伦理道德领域到底形成了哪些文化共识？樊和平告诉记者，调查显示，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已经形成三大最重要的文化共识：一是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包括伦理道德传统的文化认同与回归期待，对伦理道德优先地位的文化守望，对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信心。二是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共识。调查表明，中国社会大众最认同的伦理关系（“新五伦”）是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中国社会大众最认同的道德规范（“新五常”）是爱、诚信、责任、公正、宽容，呈现“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转型轨迹。三是形成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的文化共识。这三大共识展现现代中国伦理型文化“认同—转型—发展”的精神谱系。该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发表，向社会发出第三次预警。

通过对2007—2017年全国调查数据库以及2018年、2019年江苏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樊和平发现，就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而言，我国地域差异和城乡差异很小；最大的差异发生在群体之间。樊和平说，数据显示，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认知判断方面，干部、企业家两大群体与工人、农民两大群体之间呈现两极差异的特点，尤其表现为对伦理道德的满意度、对最重要伦理关系的认同、对分配公正的认知和干部道德发展状况的认识等方面，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是在差异的极值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群体，因而，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文化共识，是当今中国社会共识凝聚的重要课题。这也意味着，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大众已经形成关于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但共识的进一步凝聚和提升还有待各群体之间更深入的社会实践与对话。

“三大文化共识的形成，标志着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激荡，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发展进入‘不惑’之境，由此迈向‘知天命’的新征程。”樊和平非常形象地说。伦理道德的文化共识一旦形成，就具备把社会大众动员和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预示一个集体行动时代已经到来。所以，团队下一步着力推进的重大课题，就是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研究。2019年，东南大学成功举办“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国际研讨会”，拉开了该研究进程的序幕。

樊和平认为，20世纪是文化大发现的世纪。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核心战略是文化战略，从韦伯的“理想类型”、丹尼尔·贝尔的“文化矛盾”，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再到“全球化”，标示着西方国家文化战略的生成轨迹和话语演进，其中伦理道德是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因此，着眼于当今的中国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伦理道德发展具有国家文化战略、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须臾不可忽视，必须将进一步加强伦理道德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推进“作为国家战略的伦理道德发展”，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立。

调查发现了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如十年来，“老无所养”“生态环境恶化”已逐渐上升为人们最担忧的问题。樊和平表示，中国已经进入老龄文明时代，必须把老龄化当作一种文明形态而不只是问题治理，当一个国家拥有30%以上的老年人口时，文明形态已经发生变化，中国老龄化的最大国情是聚焦“独生子女邂逅老龄化”问题，整个社会必须做好应对之策的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的准备，为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新道路开创新的文明形态助力。

建构本土化的伦理学理论范式

为了更好地整合、利用、共享《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2018年，由王珏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伦理道德数据库建设研究”开题。以该课题为牵引，团队将在前期调研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伦理道德数据库的理论基础与逻辑框架，在道德数据库网络平台建设与运行的基础上加大相关数据库的共享与研究，建立“中华伦理记忆信息平台”。

王珏告诉记者，“中华伦理记忆信息平台”是一个浩大的学术工程，包括已经初步完成的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中国社会组织伦理状况（深度访谈）信息库，已经启动但还未完成的重大伦理事件信息库、伦理表情图库、“道德生活口述史信息库”。

为了更深刻地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伦理道德变迁，在大变革时代较完整地保留一代人的集体伦理记忆，王珏带领团队开展了“道德生活口述史”项目，在2019年至2021年间组织300余位口述史访谈人员，从道德信仰、家庭伦理、职业伦理、社会公德四大板块，按照“本—硕—博—师”团队模式，进行6期“道德生活口述史”访谈。目前已完成道德生活口述史的深度访谈录音969余份，整理文字资料1000多万字。

“这些口述史资料不仅可以与问卷数据相互印证，使问卷数据更立体，还可以将人们的伦理道德认知和感受留存于史，从日常生活伦理入手弥补伦理断裂、丰富伦理理论、完善伦理景象。”王珏说，下一步就要根植中国现实土壤，深入挖掘数据资源，探索建构本土化的伦理学理论范式。

调查是轰轰烈烈的，研究则是坐冷板凳。“每年暑假，我都会‘钻’进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的办公室。早上进办公室，中午去对面的食堂吃饭，晚上回家。我觉得这些日子最为享受，很简单，又很充实。外面炎炎夏日，而我却能在这里安安静静地思考研究，因而，我一直坚持一个信条：学术研究可以讲错话，但绝不能讲假话，我们做的研究和提出的智库建议要对得起老百姓。这也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底线。”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真学问体现人民性，就是为人民做学问。樊和平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强化为人民做学问的研究导向。深入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必须切实履行好文化传承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双重使命，我们坚信，勇于推进实践创造上的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创新，研究成果就能真正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

“为学术立命，为决策立据，为时代留集体记忆，为世界开浩然正气”，作为建设理念，这块匾牌悬挂于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墙壁，也镌刻洋溢于团队成员的精神气质之中。“拿得出，用得上，留得住，经得起时间检验”是道德发展智库的目标。谈到未来发展，樊和平说，调查不仅是为了发现事实，还要在此基础上做出尖端性、前瞻性、引领性的研究。伦理道德调查仅呈现事实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具有人文科学的理想主义精神，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引领现实，这才是其研究价值的学理逻辑意义所在。

在樊和平看来，一个民族如果缺乏宏大高远的理论建构，必定会因精神空虚走向衰落，这样的历史教训非常深刻，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以扎实的学术研究服务国家战略。中国不但是礼仪之邦，而且是伦理学的故乡，伦理学是最应该也是最有条件建立文化自信、学术自信的学科，要在继承中国优秀伦理学传统和伦理道德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持续科学的调查研究，在新发现的基础上进行新解释，建构新理论，谋划新战略。为此，他们于2010年建立江苏省“道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发展创新团队”，并大力推进国际合作，先后与耶鲁大学全球正义研究中心联合建立“社会公平与人类道德发展研究中心”，与耶鲁大学全球正义研究中心、莫斯科大学全球进程中心联合创办《伦理研究》刊物。

三大里程碑、三轮全国调查、六轮江苏调查……十余年来，伦理道德国情大调查跟踪记录着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变迁的轨迹，探寻着我国伦理道德发展特有的文化气派和文化规律。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面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改革发展任务越重越需要智力支持。2022年，我们即将迎来党的二十大，为党的科学决策与国家政策生产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学术界责无旁贷。樊和平告诉记者，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深化回应时代需求、满足人民需要的中国伦理学研究。团队将以此为契机，开展第4次全国伦理道德国情大调查。当下，团队成员正在围绕问卷修订、测评体系完善、调研安排等紧锣密鼓地准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