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时代的性别社会学

（摘自《中国研究》第25期，该期研究焦点：性别与社会）

王曦影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授、博导。

刘柳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中国的女性和性少数群体，不论其年龄和身份状态，该如何应对由于全球化及社会的快速变化而带来的挑战？TA们如何在家庭、亲密关系、社区发展、学校、文化等不同场域发展自己、争取权利以及建构自己的主体？TA们又如何处理与阶层、代际、遗产分配、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复杂因素混杂在一起的社会性别问题？感谢《中国研究》的邀请，本次特刊的十三篇原创论文关注了在中国社会中十分重要然而又常常被忽视的社会性别议题。这些论文共分为三大主题，即“家庭中的社会性别与权力博弈”、“性别教育与青少年亚文化”及“性别、福利与社会干预”。另外，还有书评与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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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刊的第一个主题——“家庭中的社会性别与权力博弈”下的五篇论文，探讨了与婚姻家庭相关的社会性别议题。尽管这五篇论文的主题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个体化和家庭主义的理论，考察了相亲、打工嫂、代际养育、遗产分配等社会现象，并尝试讨论了“奋斗个体”这一概念在中国家庭研究中应用的可能。同时，代际互动成为这一组论文的另一核心主题，即便在讨论看似更为个体化的相亲议题时，代际交换、代际互惠或代际权利争夺也成为个体建构主体性和做出选择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彰显了中国家庭研究的文化特点，纵向的代际关系和亲子关系常常比横向的亲密关系得到更多的关注。

钟晓慧的《个体化理论下的中国家庭研究：转向与启示》是一篇系统的综述文章，也是一篇理论探讨型论文，为这一主题奠定了理论探讨的基调。首先，该文从梳理西方个体化理论的发展和流变开始，指出教育、流动和竞争形成合力，推动了个体化的发展和家庭形态与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世界家庭”的出现，使个体在成为积极塑造者的同时，既拥有“自由和解放”，又要“独自面对风险”。其次，该文将视角聚焦到东亚及中国，探讨个体化理论在这一区域的适用性，并指出东亚社会缺乏个人主义的个体化的实质，这也使中国的家庭研究呈现了家庭主义和个体主义分庭抗礼的特点。最后，该文尝试运用“奋斗个体”的概念来综述现有的运用个体化理论开展的中国家庭研究，讨论如何以此为基础进而开拓中国家庭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议题。 郑静的《“中国式相亲”里的代际互动》以中国女性相亲择偶为入手点，进而讨论代际关系、代际交换与代际权力博弈。该研究指出，在相亲网站、交友俱乐部等新兴相亲方式开始出现的同时，城市女性比农村女性更加青睐父母亲友帮忙介绍对象与安排约会这类较传统的相亲模式，这也成为一种具有互惠性质的代际交换的实践。 向小平、曾洁雯的《打工嫂的乡城流动与家庭权力关系的变迁》是本主题下五篇论文里唯一一篇将关注点聚焦于夫妻关系的作品。

该文关注已婚打工嫂群体，以其独自外出打工作为时间点，考察了她们外出前后夫妻关系和权力的变化。该文发现，一方面，外出打工使打工嫂们增强了对家庭资源的控制力，削弱了来自丈夫的控制，提升了自主权和性别意识；另一方面，外出打工并未增加打工嫂对丈夫的约束力，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家庭的资源分配格局。 魏伟、高晓君的《中国同性育儿家庭中的隔代照料》一文关注了同性家庭的育儿议题。该文发现，与主流的异性恋家庭一样，祖辈广泛参与这些家庭中对孙辈的照料，构成了与西方国家同性家庭之间最为突出的差别。这种同性育儿家庭中的隔代照料，体现了传统家本位伦理和现代个人本位追求之间的平衡。这既缓解了成年同性恋子女的出柜困难，又使这些“另类”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正常化，彰显了中国家庭代际关系新的流变。 沈奕斐的《从兄弟均分到子女平等？——多子女家庭遗产分配的公平逻辑》一文探讨了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中国城市多子女家庭中的遗产分配议题。该研究采取了定量研究和质性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有实验性色彩，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的遗产分配虽然呈现了子女均分的特点，然而研究对象更关注的是子女的排行而非性别。同时，遗产分配中重视男性的传统并没有完全被男女平等的继承原则所取代。

本特刊的第二个主题是“性别教育与青少年亚文化”。在这一主题下共有四篇论文，其中两篇文章关注校园欺凌，而另外两篇文章则关注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平等。

裴谕新、陈静雯的《性别刻板印象与性别欺凌——一项社工主导的校园性别教育课程实践》和杨梨、王曦影的《同伴群体中力量不对等机制的形成与运作——基于高中校园欺凌的案例研究》研究了校园欺凌的现象。前文运用行动研究的方法，探索在中学开展性别教育课程，实现预防和干预性别欺凌的效果；后文则采用了参与观察和访谈的方法，力图还原某高中学生欺凌的生态环境，并呈现以学业成就、社会能力以及性别不平等因素勾勒出来的校园欺凌地图。 陈彬莉、白晓曦的《女孩的数学成绩何以优于男孩？——基于CEPS 2013年的基线调查数据》和王晓焘的《大学生考研意愿的性别差异研究》分别关注了基础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差异和性别不平等。前文发现，虽然在初中阶段，女孩的数学成绩优于男孩，但是性别刻板印象却导致女孩较低的数学能力认知；而同时，女孩及其父母的高教育期待、女孩在学校教育过程中高自律的卷入又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性别刻板印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后文发现，高等教育阶段性别不平等问题仍然存在，女性仍然处在性别弱势地位；相对于男大学生而言，女大学生的考研意愿更易受到先赋性的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

本特刊的最后一个主题是“性别、福利与社会干预”。这一主题也包括四篇文章，它们主要关注了如何为弱势群体女性提供福利支持与服务，体现了性别研究的社会关怀，以及推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行动取向。

杨力超的《发展援助项目中的社会性别与参与式方法——以内蒙古某项目为案例的人类学研究》，从发展的视角深入探析了社会性别和参与式方法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落地生根所面临的制度和文化困境，并指出国外发展援助项目只有更加深刻地理解项目实施当地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现状，才有可能真正助力中国发展。 刘柳的《弱势群体女性犯罪原因分析及社会福利支持探讨》一文指出，因为得不到充分的社会福利支持以及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原本作为受害者或处于困境中的弱势群体女性却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作者认为，可以通过社会福利改进与增加社会工作介入服务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缓解或遏制弱势群体女性的犯罪。 丁瑜、杨凯文的《妇联购买“反家暴”社工服务案例——一项性别与新制度主义相融合的研究》和张柳、王曦影的《家庭暴力的社会生态学个案研究》两篇论文均为关注家庭暴力问题的案例研究。前文关注一个由妇联向社工机构购买的“反家暴”服务项目，而后文则关注一个真实的家暴案例。前文将多部门联动聚焦于分析妇联与社工机构互动、角力与折中，提出将社会性别分析和新制度主义对话与结合的必要性；而后文则改造了西方的“暴力循环升级”的理论，指出低效的多部门联动如何在循环圈中发挥作用，导致了暴力的升级，从而恶化和加重了受暴妇女的危险处境。

综合来看，本次特刊的全部论文均采用社会学质性或定量的研究方法，且绝大部分采用了一手实证数据和经验资料，并进行了翔实、系统的分析，可被视为在当代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中较为丰富和全面的性别社会学研究文集。我们感谢所有论文作者的支持与参与。

（摘自中国研究第25期，第1～4页）

中国研究（2020年第25期）

周晓虹 谢曙光 主编

2020年5月 / 98.0元

半个世纪以来，发端于海外的中国研究已从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这一知识体系的中心，由西方学人独步的学术论域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学人共享的研究旨趣，同时也成了世界学术界了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窗口。《中国研究》是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集刊，意在推动中国研究领域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增进，更在使日益成为显学的中国研究领域能够听到中国的声音。本期以“变迁时代的性别社会学 ”为主题，分为“家庭中的社会性别与权力博弈”“性别教育与青少年亚文化”“性别、福利与社会干预”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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