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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乡村的社会保障问题无法直接套用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在养老方面，乡村的老年人口更多，尤其是留守老人问题突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城乡老年人口比重进一步扩大，突显应对乡村人口老龄化的紧迫性。同时，由于劳动力向城市聚集，乡村留守老人众多，但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由于历史欠账等复杂因素，保障水平低，而且养老服务发展不充分，乡村留守老人的养老观念亦与城市存在差异。

资源更少，保障体系更不完善，乡村养老服务供需不平衡尤其明显。对此，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并鼓励发展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对于前者，一方面，是资源配给，包括但不限于逐步提高心脑血管病、癌症等疾病防治服务保障水平，加强罕见病用药保障。另一方面，则是养老服务本身根据乡村情况而作出的调整与完善。对于后者，正是优化乡村养老服务的一种方式，与会专家指出，农村互助养老符合老年人对低成本、集体生活的需要，并建议，应特别注意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区域性差异，“千村千面”，农村养老的制度必须适应于本地老龄化的情形，实现因地制宜。

在医疗方面，乡村资源、人才均短缺，更是常年的老大难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则指出，公共卫生医师数量严重短缺，是导致基层医疗机构疾病防控能力薄弱的最重要因素。根据高福提供的数据，四川、江西、贵州等省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无预防医学人员占比均超过70%，江苏省也有47.1%的基层医疗机构无预防医学人员；而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原副院长姚树坤亦提及，基层公共卫生人力资源构成欠佳，以中专、大专学历为主。

针对乡村医疗服务人才短缺、水平较低问题，委员们从自身的专业或社会经历出发，提出了大量可操作性建议。例如，高福提出，从管理机制入手，完善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卫生健康服务于管理机制，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公共卫生医师配置，为每个乡镇和社区级基层医疗机构配备1名公共卫生医师。姚树坤则提出，一方面，通过加强对现有村医的培训，让村医定期到县医院进修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诊断治疗，提高村医水平；另一方面，设置激励机制，让高水平全科医生去农村发展。从事医疗卫生工作50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凌锋则建议开展村医定级试点工作，给予不同级别的村医的行医许可。

来自乡村的声音并不容易被听到，但乡村以及仍在乡村居住的广大人口所面临的社会保障问题，必须被看到，且迫切需要得到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例如，医疗保障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带病生存”老人的养老质量，因此，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需要协同探索。期待委员们的探讨与交流，能衍生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真正推动乡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