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每一个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会依靠“科学”“文明”等思想改变固有的基本社会结构，使国家无限趋近于文明国家的标准，同时也不得不承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贫富差距悬殊、社会格差扩大等诸多不平等问题。面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阵痛，日本明治末期的知识分子，就开启了对社会主义思想探索的旅程。

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而言，我们也同样也面临着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人的商品化所带来的生活困境也越发加重。那么，如果此时回到一百多年前的历史场景中，去重新思考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思考图景，我们是否可以得到更好的思考方式来解决现代生活所面临的困境？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梅森直之教授，在《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大杉荣和他的时代》一书中，就以如此贴近现实的问题意识为基点展开了讨论。

寻找新的方法

想要重新拼凑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样貌，“何为早期社会主义”与“过去的研究范式如何诞生”就成为必须被厘清的话题。在梅森教授的思考框架中，所谓的“早期社会主义”便是指从明治后期到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这一段时间内所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想，其中的代表者，便是幸德秋水与大杉荣。

其实这里的时间划分很是巧妙。截止时间段划到日共成立，或者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那便是为了与在过去的研究中“被视为正确答案的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严格的区分。为什么要如此在意俄国十月革命呢？那就需要引出另一个概念：“现存的社会主义”或者“现存的马克思主义”。

在日本学界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中，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往往指的是一个理论上的未成熟状态。这是因为在苏联视为理想实践的研究框架中，学者便自然以俄国革命的经验与理论去衡量、批判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那么对于那些没有转向现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自然成了需要被批判与质疑的对象。也正是因为“理想模版”的出现，也使得这些处于萌芽期的思想失去了被赋予其他价值的可能性。

其实，坂本多加雄在讨论幸德秋水与传统文化时，便指出日本学者受到了“正统的社会主义”思考程式的很大影响，而在具有支配性的思想的作用下，对过去研究方式的反思便成为学者天然的责任。也就是在这种对既存历史解释的审慎反思的背景下，将早期社会主义思想视为对抗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性思想，成为了梅森教授对日本早期社会主义重新思考的重要起点。

汪晖在讨论近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时，就指出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批判现代性的诉求所形成的“历史的悖论”共同内嵌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这种特征也可以称之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点，同时也是梅森对日本近代史的一个基本判断，即日本正式开始接触资本主义文明之时，也宣告了对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的同时展开。所以，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者对一百年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的反思意识，也贯穿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这本书中。在某一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一百年前与现在社会存在相似的问题，才使得重塑历史寻找当下问题的解决方法成为可能。

共同体的迷梦

在查尔斯·泰勒在讨论现代性的问题上认为，现代是一个大脱嵌的时代。极端的个人主义所带来的原子化问题，会使得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失去了在传统社会中因地缘、血缘连接而成的共同体纽带，从而让人变得孤立无援，造成心灵世界的苦闷与干涸。然而，为了抵抗伴随资本主义而来的孤立问题，对共同体的追求便成为了生活在现代的人必须回应的话题。

昭和日本曾经为了抵抗极端个人主义的困境，试图通过农村更生运动来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共同体在近代日本的历史中，并不没有单纯停留在“对个人情感生活的关照”问题上，而是与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关联密切，甚至可以说是这些思想的起点之一。

所以，带着对共同体概念的追问，梅森教授重新建构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链条。无论从无政府主义者石川三四郎提出的土民生活，还是昭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对国体论的认知，梅森教授便揭示出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者的思想困境，即，明治社会主义、大正无政府主义、昭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受着来自共同体的诱惑。

当然，通过共同体去对抗伴随资本主义而来的个人主义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将这种对抗放入近代日本扩张的历史就会发现，在东西对立的地缘政治中所建构出来的亚洲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沿着对抗资本主义的思考路径去展开，之后这种思想给亚洲带来了哪些后果自不必说，也正是鉴于对近代日本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共同体意识的警惕，梅森教授不仅认为所有的亚洲主义者都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且指出被视为日本社会主义先驱的幸德秋水，只有在成为“非国民”后，才能够与反殖民主义的安重根展开平等的对话。

思想空间的重塑

在反思过去的研究方法，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史进行重新诠释后，梅森教授就从主体性、全球资本主义、文体与时间意识等多个角度出发，通过对一切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进行抵抗的大杉荣等知识分子的描写，建构出了具有多重视野的思想空间。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隐藏着诸多不被注意的权力支配关系，比如标准语的诞生。那么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如何处理语言系统中的权力关系？梅森教授通过大杉荣口吃的非连贯性特征与他作为“幸存者”的含糊表达，展现出大杉荣特殊的思考轨迹。

大杉荣

梅森首先考察的是口吃被视为疾病的知识脉络。口吃其实并不是在所有文化环境中都被视为一种疾病。比如在军队文化环境中，口吃被视为疾病，但是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口吃反而成为为人忠厚的依据。所以，天然地将口吃视为疾病的传统认知，恰好是资本主义文化权力的体现。

其次，除了厘清日常生活中内嵌的权力结构外，主体性的确立与否也是梅森构建新的思想空间的关键一环。同样是在大杉荣口吃的问题上，梅森教授指出，大杉荣无法克服口吃，是因为他失去了主体性立场与相伴随的自身所发出话语的权力合法性，相反，对于不选择采用言文一致（即口语与书面语的统一）的方式去宣传社会主义的幸德秋水而言，正是因为他既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宣讲主体，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宣讲的对象，所以他完成了将自我的主体性与自己的文体的统一。这种统一才使得他在多种文化对立又共存的时代，进行具有主体性的写作，使文章始终具有精神影响力。

最后，以全球资本主义的视野去对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进行讨论，也是梅森建构新的思想空间的重要节点。在对大杉荣关于“暴力掠夺”概念的观察中，梅森意识到，大杉荣在批判劳动本身之外，还能够极为清晰地意识到以近代日本为参照的工人对工厂的抵抗与以乌克兰为参照的农民对苏维埃的抵抗，本质上都是属于对暴力掠夺的抵抗。这种认知区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单线、一国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而梅森将非单一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视野引入到大杉荣的研究中，目的便是试图去超越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的固有认知，建构一个多国的视野，从而赋予史学研究更加具有全球性、共时性的史观。

新地图的诞生

在梅森教授对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解读中，能看到马克思的异化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主体性的关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规训概念的影响。从这本书的整体架构中，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思考线索，即梅森在以“共同体”的隘路为出发点，重新思考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史后，便从主体性建构、全球资本主义视野等方面去打造了一幅崭新的思想地图。在这幅地图中，单一的民族国家论述与既存的马克思主义论述得到了有效反思，同时，梅森在确立“拥有诸多要素且多元复杂”的时代特征后，并没有将其束之高阁，反而是用独特的视野去挖掘并梳理在多元复杂的特征下，早期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抵抗和他们与时代的互动。最后在极为开放的架构中，梅森教授编织出了既有对既存历史研究反思又有对现实关照的思想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