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从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及对外交流等方面,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为其拓展了广阔空间。可以预见,中国智库的发展正逢一个令人欣喜的契机。
1. 智库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中国政府是如何决策的?这个问题一直是西方政界和学术界观察中国政府运作逻辑的一个重点。中国政策决策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民主集中制的决策体制。政策决策的形成广泛吸取了党内相关机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公民的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今年(2013年)4月,中央政治局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广泛听取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并发出了《关于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在这个“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中国智库为丰富三中全会文件的内容发挥了重要作用。写入三中全会文件的“探索实行官邸制”就是其中之一。2010年,《国家智库》第二期独家刊发了汪玉凯题为《“官邸制”:深化政府改革的题中之义》的智库报告,引起了高层关注。2013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设立了“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的重点研究课题。该会副会长汪玉凯教授为课题负责人,并撰写了“建立中国特色‘官邸制’的建议”。于当年7月上报中央。另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中国经济50人论坛等中国智库机构,均形成了有关改革的方案与建议的科研成果,或报送中央有关部门,或在媒体公开发布以图影响民众、影响决策。丰富多样的智库改革方案的出台是我国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体现。智库已经融入国家决策的开放性平台之上,成为中国政策决策体制的一部分。
2.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智库发展拓展了空间
近年来,中国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2013年4月,习近平对建设中国智库做出重要批示,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并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5月30日,刘延东副总理参加了教育部举行的“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表明政府对智库建设的高度重视。
第一,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的现代化,为智库发展提供了舞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概念是全面有效协调社会关系的概念,涉及到如何进行更好的权力配置、提高政府自身的执政水平。治理不同于统治,就主体而言,后者的主体是单一,是政府或其他国家权力;而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具体来说,治理就是要实现多元利益主体的利益均衡,处理好多元利益主体的关系,充分发挥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社会组织以及广大群众等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从而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国家治理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工程,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国家观念向社会观念转变,公民社会逐渐完善,公民参与意识增强,形成平面化、网络化的社会组织体系,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平等、彼此依赖。这样的治理格局为智库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智库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第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为智库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有关“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精神,我们在三中全会文件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部分中可以领会到。首先,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相一致的。在“丰富民主形式”这一点上,智库的存在与发展正逢其时。其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空间与宏观制度保障,体现出了民主政府的性质与色彩。智库不仅辅助决策,还要对现有政策提出质疑和修正。智库要真正成为一个产业,不仅要决策机构的重视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还要有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宏观智库环境。三中全会对一系列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对智库的发展意义重大。最后,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微观智库保障。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影响政府决策和公民,对智库发展至关重要。当前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很难将其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直接送至党政决策部门,也难以进入主流媒体发挥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在2013年中国国际智库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当前事业单位面临着重大变革,要建立统一的市场才能有智库间公平的竞争,而现在智库的市场不是统一的。智库要从市场角度在市场标准不统一的情况下,按事业和产业进一步区分,要正确区分公益非营利性智库事业和经营性智库产业的不同性质和任务。这对于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十分重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照搬西方智库进行,要基于中国国情,坚决克服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的倾向。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为智库研究成果发挥作用,指明了建构畅通渠道的方向。
第三,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为智库发展拓展国际空间
三中全会指出,“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政府、社会和民间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从国际经验来看,智库是强调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智库成员往往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商界知名人士,他们大多数人具有独立性、有自主判断能力,并且人脉广泛,对外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因此,智库交流是一种高层次的人际传播方式,是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政策研究机构,又是对外宣传机构之间业务交流和政策协调的平台,更是对外传播价值观念和政策主张的交流使者,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与独特的作用。
3.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智库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中全会不仅详细论述了新领导集体的施政纲领,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而且合理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因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以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导向,深入研究关键问题。
三中全会阐明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些重大问题涉及到: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如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如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如何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如何改革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如何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如何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如何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和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如何构建新形势下的外交关系,等等。总之,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既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典型特征,又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为建设思想市场,发展智库产业指明了方向。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等等。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不仅包括实物性服务、执行性服务等,还包括发展规划、服务咨询、政策调研、草拟、论证等软性服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购买软性服务的数量会逐渐增多。智库提供的研究、咨询、规划等服务将成为购买服务的重点内容。智库通过竞争获得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以促进优胜劣汰,提高服务质量。这就需要建立思想市场,健全竞争机制,发展智库产业,促进智库的公平竞争。
未来智库的发展逐渐从“分散式的随机性组织”向“以智库基地或产业示范区为平台、以目标为导向的有组织模式”转变,智库产业将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纽带。同时,通过建立思想市场,发展智库产业,智库能够更多地参与国际交流,设置公共议题,影响国际舆论。这既有利于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更有利于宣传中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
“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历史新阶段的中国,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借助三中全会的东风,利用好政策,转变发展观念,理清建设思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正逢契机。
(作者系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主持人、2013年全球顶级智库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智库》《国家智库》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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